2004年第04期-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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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父亲突然问我知不知道取卵子应该怎么取？那时候咱们国家封闭了那么多年，不知道此项技术在国外已经有了长足发展。我就信口开河，说可能是外科手术，通过手术开刀把卵子拿出来吧。父亲沉默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我追问他为什么提这个问题。父亲犹豫了片刻才告诉我，说他想搞试管婴儿。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他的眼睛。我从他的目光里感受到了某种期待，我知道他希望我帮他一起做。但我当时没有答应他，毕竟我做了十七年的外科医生，要在四十岁的年龄进入一个新领域，一切再从零开始，这样的勇气不是马上就来的。我佯装有别的事情转身出了门，一直走出老远，我似乎还能感受到他目光里深深的失望。我的眼泪就要下来了，我心里突然觉得特别对不起他。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用那样的目光看着你，就是为了安慰他，你也不应该拒绝他，我对自己说。几天后我才答应他，说爸爸，我来做吧。父亲又是半天没说话。最后他说，好，你要做，就要下定决心。你要从头学起。”
年近四十的卢光琇在生殖遗传领域完全是个门外汉。她的事业不得不从遗传学和细胞学的基本常识人手。卢光琇带着几分好奇，几分忐忑，执著地上了路。
“怎么叫从头学起？你什么都不会，你必须从零开始。你要到北京去。我老了，将来的一切都要你做起来。实验室要你建，手术要你做，所以你要工人，要会自己洗试管，要懂怎么去清洁，怎么去准备；你还要当技术员，指导别人去做，这样你才能当科学家。你要把所学的一点一滴都记录下来，都自己去做熟练了，积累下来，成为自己的东西……”
父亲的话语至今犹在卢光琇耳畔回响。
卢光诱说父亲从来没有当面说过她做得多么好，而总是说她做得不够。他对这个女儿的期待是当时的卢光诱没有完全理解的。所以父亲去世后，当事业遇到坎坷和不顺，卢光诱总是不由自主地要到父亲墓前去坐一会儿。
“在我困惑、困难的时候，我也哭过，跟学校闹过。但站在父亲墓前，我的心里就会渐渐变得平和起来。我告诉他我很困难，但我会努力，不管多困难，我自己一定会克服，去战胜它，把他未竟的事业坚持到底。”
那一年，卢光诱只身去了在北京大学工作的三姐家。
学生物出身的三姐问她：“光琇，你会称量、吗？”看到她一脸茫然的样子，三姐解释说，“进入实验室后，培养剂要自己配，你得把每样药品都准确称量出来，你配成的培养液才是合格的，才能为下一步的实验奠定好基础。”
三姐又问她会不会用天平，卢光诱不好意思地说大学时候用过，可现在一点都不记得了。三姐一下就急了，说这怎么行啊，你这么差，到了遗传所，人家会看不起你，懒得教你的。你要赶快跟着姐夫学一学，把最基本的东西学好。
三姐夫在北京一家科研单位的实验室工作，卢光琇又辗转到了那里。看到工人洗试管，自己就跟着去洗，工人去做卫生，自己也争着去做卫生，工人去消毒，自己就跟着去消毒。而且每一步都做得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下班后，再赶紧把每个步骤、注意事项、心得体会都记在本子上。想着等回去后按同样的标准建立自己的实验室。
就从那时开始，卢光诱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无论是后来在自己的医院，还是出国培训，她都随身带着一个本子，出了手术室或实验室，马上把心得体会、实验步骤、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记录下来。下次该怎么做才更好，才不犯同样的错误，全都清清楚楚。
四
基本的技术掌握了，卢光绣恨不得马上去实践，好早一天让父亲亲眼看到试管婴儿的诞生。1981年，卢光琇领导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人类冷冻精子库。在这个过程中，她所遇到的困难同样超出了外人的想象。
“开始做冷冻精子实验，我们组有三个男老师，本来他们捐点精子出来就可以用来做实验，但大家都不肯，说到底还是封建思想在作怪啊。现在我说起这件事，没有丝毫怪他们的意思，毕竟那个年代嘛，但我们的实验却不得不停了下来，一个礼拜就这样眼睁睁过去了。我一看不行啊，得想别的办法，就一个人骑单车去了郊区的一个采煤场，找在那里当厂长的一个高中同学，请他助我一臂之力。同学很爽快，马上找下边工人说定了。但由于没小心走漏了‘风声’，第二天下午我和范立德老师一起去采取精子，整个煤场里沸沸扬扬就像过大年，工人们敲打着碗盘脸盆，高喊着，献精了献精了，x x要献精了。那些原来已经说好的工人碍于面子，死活不再答应。等我找到那位同学来做工作，他们早巳躲得不知去向。回到家里，我的情绪非常低落。老林就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把难处详细说给了他。没想到他爽快地说，为了你的事业，我愿意做第一个捐精者。我说，真的？他说，当然了。我这才破涕为笑了。后来我把他的精子拿来，实验室的人都笑着问我从哪弄来的，我没好气地埋汰他们，说，还能哪来的？我老头子的呗！我这么一呛，没人再笑了。以后这些年轻老师也慢慢愿意献精了。”
做冷冻精子库遇到的技术困难也不小。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卢惠霖教授接到一个患者写来的书信，说卢教授，您是最有名的遗传学家，现在我没有精子，不能生育，咱们国家有牛精子库，却没有人精子库，为什么您不能做人的精子库呢？
卢惠霖教授把这封信给卢光绣看了。卢光诱点点头：我们也可以建。
再次去北京学习，卢光琇就向遗传所的白老师提出请求，希望能看看牛的精子库。白老师答应陪她一起去。两个人骑着单车一直往北郊走，当时风很大，刮在脸上刀割一样疼，大半天后他们才赶到地方。卢光诱在公牛站看了一下午牛的精子冷冻过程，并且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亲手做了两遍。回到长沙，她按照同样的方法去冷冻人的精子，失败了，就查文献，向父亲请教，接着再来。
我问卢光琇还能不能回忆起第一个试管婴儿出生时的情形。
卢光诱沉思了一会儿，说：“当时我主要是做试管婴儿部分，不做产科。那次试管婴儿怀孕成功以后患者就回了家，跟自然妊娠是一样的。当时因为工作过程中有大量的胚胎都丢掉了，非常可惜。所以患者怀孕六个月我就到法国，去学冷冻胚胎了。后来听到她（我国第二例试管婴儿章皿星）出生的消息，我非常高兴。”
我又问她，是不是比自己生了孩子还高兴？
“你说呢？”卢光诱反问我，接着又说，“我感觉这个孩子比我生的哪个孩子都要珍贵。我不跟你开玩笑，这也可能是所有科研人员的心情。”
卢光诱的试管婴儿实验室也是从零开始做的。开始的时候，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器械、材料都非常缺乏，卢光诱只好打着父亲的名义一样一样地去讨。哪怕一个地方只能拿到一个小小的试管，她都高兴得像个孩子，并在心里记着这些给了她帮助的人。
卢光琇带我参观了她的实验室。她告诉我，这都是她自己设计的。缓冲间怎样布置才最合理，无菌间的无菌环境怎么维持，都要找懂行的人来指导。最难的是折腾着不停地搬家。搬了家，没有了无菌房，卢光琇只好去街上买一块白布回来，弄成一个帐子作“无菌房”。把温度加到40度，在里面消毒，做老鼠实验。汗水流到眼睛里，火辣辣的痛，衣服湿透了粘在身上，汗液刺激得皮肤如针扎般痛。和她一起做试管婴儿的范立德老师跟她说，以后成功了，我们要把这个帐子拆下来，让人家看一看，你当时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做科研的。
卢光诱说她当时从没想过将来让别人看，“我甚至没想到我还有将来，没想得那么远的。”卢光诱认真中略带伤感。
五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学界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因为在讲台上不遗余力地鼓吹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而受到批判的卢惠霖也得以重返科研和教学岗位。对医学遗传学苦苦追求了大半生的卢惠霖教授，在晚年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辉煌。
在附属医院门诊，卢惠霖接待了这样一位患者：他的两任妻子连续11次怀孕均在两个月后流产。卢惠霖对这位患者和他的妻子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结果两人发育都很正常；经血细胞培养，他终于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男方的两条染色体发生了易位。
八十高龄的卢惠霖教授思绪万千，如果将遗传病诊断和人体胚外发生——胚胎移植手段结合起来，实行积极的优生，届时一旦发生受精卵的某个遗传基因有毛病，即可拆除受精卵的病变部分，重新换上一段新的健康基因。这样不就可以预防和治疗遗传性疾病，改善和提高人的遗传素质吗？
正在此时，遥远的英国伦敦，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呱呱坠地了。
“我们也要搞自己的试管婴儿！我们也要摘中国的优生工程厂
卢惠霖闻讯激动地对学生们和卢光琇说：“我们搞生殖工程研究，搞试管婴儿，不仅仅为了解决不孕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把先进的生殖新技术和遗传工程结合起来，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从遵父命改行，到第一例试管婴儿从卢光诱手上呱呱坠地，“孕育期”竟长达八年之久。1988年6月7日，曾经发出“不亲眼看到中国的试管婴儿出生，我死不瞑目”感言的卢惠霖终于得偿夙愿。这一天，当他在湖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产科病房里，亲手把我国第一例宫胚移植试管婴儿轻轻地抱在怀里，心情却是从来没有过的平静。
仿佛他早就知道这一天会这样到来。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卢惠霖教授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试管婴儿只是手段，下一步是要将人卵体外受精、体外发育和胚胎移植等这些生殖工程技术和遗传工程结合起来，来改造人的遗传组成。我们的工作只是迈出了很小很小的一步。”
试管婴儿试验成功的消息传开后，全国各地来长沙求医的患者络绎不绝，卢光诱的人类生殖工程研究室一下子变得门庭若市。
不孕病有极强的私密性。不孕患者这个特殊的群体，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和心理阴影之大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存在，不孕的责任往往被更多地推到妻子身上。作为女性，卢光诱深深理解她们的艰难处境。所以对每一个前来就诊的患者，她都热心接待，把她们当成亲人和朋友。卢光琇看病，每个患者至少一小时，多则两三个小时。三月份我到长沙采访的时候，她的门诊已经预约到八月份。
“在这个岗位上，你不仅是一个生殖与遗传专科医生，同时还要扮演一个高明的心理医生，去和患者进行感情的交流和沟通，去做一个社会学家，去了解和认识患者背后的家庭。一个孩子的呱呱坠地，可能将换来至少三个家庭的团圆与安宁，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特别骄傲和自豪。”
回忆起父亲去世的情景，所有的一切至今仍历历在目。望着父亲安详的神色，像望着一个熟睡的婴儿，卢光琇神思恍惚，悲凉和疲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