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工潮:打工族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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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式按摩和中式按摩有什么区别?”
“不用问呀,你做做就知道了?”
二、某发廊女李小姐,28岁许,已有丈夫和儿子,丈夫开出租车,儿子已经8岁。
下面是记者与她的对话:
“您是哪里人?”
“永嘉县,家在农村。”
“父母年纪大了吧?”
“50多岁。”
“还有兄弟姐妹吗?”
她伸出了一只手,“兄妹5人,3个弟弟,1个妹妹。”
“都过得好吧?”
“大弟已到意大利开餐馆,生意不错,他还在温州买了一套房子。”
“你现在是温州户口还是农村的?”
“温州户口,在温州买了一套房,不过是八九年前买的,那时便宜,十几万就买下来了,地段好,现在得几十万了。”
“你老公干什么?”
“开出租车,我过去也开出租车,两年前改的生意。开车太累,吃不消。”
“发廊的活是不是比开车轻松多了?”
“轻松是轻松点,也不好干,现在竞争激烈,挣不到钱。”
我知道温州发廊做按摩是每半个小时10元钱,“打飞”才20元钱,非常便宜。如果不是老板,只是个打工妹,那么还得给老板一半,像李小姐这样租房开发廊,每月租金得付700元。
“你们按摩怎么只按那个地方?”
“那怎么啦?客人来了不就是想在那个地方按摩几下吗?”
“除了按摩那个地方,还做什么?”
“‘打飞’呀,‘推油’呀。”
“就是把那种东西弄出来?”
“弄出来不就舒服了吗?开始我也不习惯。有位客人说,你光按摩,不打飞、推油,如果老是坚持那样,就没有回头客了,老顾客也全跑了。后来,过了一个星期,我才下决心做那种事,第一次做后挺恶心的,回到家吃不下饭,晚上也没睡好觉,现在习惯了。”
“你丈夫知道吗?”
“他光知道我开店,不知道干那种事,要是告诉他,还不把我打个半死?”
“你丈夫还打你吗?”
“打,怎么不打。”
“你现在客人多吗?”
“现在有一批熟客了,经常来做。一般每天能挣几十元,最好的时候一天100元,还雇了一个女孩子,这几天她回家去了。”
“要是客人给你多点钱,要你‘打炮’怎么办?”
“那不行,那多脏呀,还会得病。现在这样还可以,这叫卖艺不卖身,大家都干净。”
“客人不老实,要想做呢?”
“也有那么一些客人,动手动脚,挺讨厌的,那只好让他们摸一摸啦,但不做那样的事。他们也不敢胡来,你没看就那么一间房子,玻璃都不让贴纸——”
“谁不让贴?”
“派出所的人呗。你糊死了,他们来检查就给撕掉。”
“那就是监督你们呗,不让你们做坏事。要是遇上公安局来查,你们怕不怕?”
“不怕,一是那里面有熟人;二是他们一来,把客人裤子一拉上,什么都看不出来,派出所怎么抓?”
“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年轻人还是老头?外地做工的还是温州市人?”
“年轻人多,也有老年人,年轻人中一半是温州人,还有一半是打工的。有次来了个50岁左右的外地人,我在他裤子外面摸了几下,他就泄了,弄得裤子上都是,他怪不好意思的,红着脸把钱一给就走了。”
“咦,你这里有三张按摩椅,要是来3个男人,能同时做?”
“那有什么,同时做不影响,反正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看别人还不如看自己。”
“要是同时来4个人呢?”
“那边不是还有一个坐椅嘛,坐椅上也能做,也可以介绍给旁边的店。”
“外地来打工的民工在温州做活不容易,一个月才挣六七百元,去掉吃饭,就剩下400元钱,你‘打飞’一次要打掉他们二三十元,要是他每个星期都来,100块给了你,是不是太贵了些?”
“那有什么呀,他们愿意呗,帮他们解决困难呗,他们要干那种事,就只能少抽几包烟了。”
在与李小姐的谈话中,她还说了一些有趣的事。她告诉记者,像她这样做,是不会富的,她老公拿2000多元,她最多也只能挣到2000多元,加起来4000多元,不到5000元,在温州也只能过个温饱生活,她愿意穿好的,爱买服装,花销大。但是在温州,有的是有钱的女人,她们大都是丈夫开厂,或者自己开厂,或者做房产生意,一年好几百万,谁能花得掉。她们的丈夫有了钱就在外面寻欢作乐,她们也正年轻气盛,或是已经和丈夫离了婚,或是两人分开过互不干扰。当我问道“这些女人一般有多大年纪?”“在30到40岁之间。”“她们是不是找男妓?”“也不算是男妓,叫小白脸吧,一般是从东北来的年轻小伙子,年龄大约在26~28岁左右,关键就是要性功能强,她们把小伙子包起来,替她们开车、当保镖,实际上让他们吃软饭,陪她们泡卡拉OK厅、搓麻将、吃宴会,变着法儿享受呗,有了钱怎么享受都行,反正这年代挺自由的。”
嫖娼犹如吸烟,对人有百害,所以人类一直把它看作是丑事、坏事,想要大力禁绝而后快。但是吸烟也有它的好处。我国的一位大科学家曾经说过:美国科学家发现,凡是吸烟的人很少得老年痴呆症。但是由于美国政府主张戒烟,这项研究得不到政府和财团的赞助,缺少经费支持而很难继续下去。同样,发廊、妓女的大量出现,引发了性混乱、性病和家庭危机,却也有一利。大量的独身民工(包括城市的社会青年)由于有了性服务而减少了若干犯罪——如强奸、奸杀,对社会起了一点“安抚剂”的作用。
请读者原谅,这只是笔者的看法,相信社会学家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也可能得不到研究经费的支持。
● 到处乱飞的“野鸡”们
色情发廊,起码还有那么一个小小出租屋作为定点之处。比这还要不如的是,竟还有连“点”都没有的“飞妓”们,则更是沿海城市的“特别风景”。
珠三角与长三角的沿海城市的边边上,都有那么一些不高不低的小山丘,例如珠海的风波山、温州的华盖山等等。
我的助手李家运在《珠海特区报》一位资深的老主任潘海的陪同下,夜晚深入到半暗半明的野山上,采访了一位山中卖淫的女青年。下面是他写下的故事:
坐在我对面的杨芳(化名),是我和珠海特区报社机动部主任潘海花了200元钱从珠海市香山公园(又名风波山)的山上用车接下来的,让人怎么也想不到的是,杨芳今天在风波山上的卖淫目的却是那样简单,就是在打工之余利用业余时间挣点零花钱。
出生于湖南省张家界大雍县农村的杨芳,现年28岁,初中文化。打工于珠海某鞋厂。杨芳家有一对年迈的父母,三个哥哥结婚后都分家单过了,目前他们带着妻子、小孩均在广州某砖厂打工。杨芳1999年就来到珠海。前两年,鞋厂效益好时还能拿到每月600元,她就给父母寄回200元,再积攒点准备自己结婚好用。可是在2003年6月的时候,一个小伙子的出现改变了她的命运。经同厂姐妹介绍,她与一个刚转到鞋厂来打工的重庆男孩认识了。交往不久便确立了恋爱关系,双方商定于2003年春节回湖南杨芳家结婚。杨芳也在电话里把这个喜讯告诉了自己的父母,还让在广州打工的哥哥们专程来珠海相妹夫。可是,就在2003年的12月,正当杨芳准备和未婚夫购票回家的前一个星期,未婚夫却突然从工厂里失踪了,最要命的是杨芳这些年辛辛苦苦省下来的5000元也被重庆的打工仔骗走。由于鞋厂效益不好,突然宣布半休半工,虽然上班的杨芳也只能在厂里领到200多元的工资,她还得继续给家里珠海风波山上的卖淫女子寄钱,以免父母担心,身无分文的她就连吃饭都解决不了。让杨芳感到奇怪的是,同宿舍的姐妹却照样吃好的穿好的,好像日子过得比过去还滋润。后来,她从一个要好的姐妹那里,知道没上班的姐妹们早就在外面干兼职去了。有的在外面给人守店铺,有的去歌舞厅坐台,还有的人则出卖色相招徕“客人”。她躺在床上想了好几天,毫无特长的她决定靠卖淫来挣钱。杨芳早就听说香山公园的山上有人卖淫,于是,有一天晚上她鼓足勇气上了香山。
据杨芳说,在香山公园里专门从事卖淫的,除了像她这样的年轻女孩子外还有一些结了婚的中年妇女,这些人都是因为来珠海后找不到工作不得不走上卖淫道路的。她们卖淫的对象几乎都是在珠海打工的不同年龄段的低收入打工者,每次的要价也在30至50元之间。生意好的话,一天能接客3~5人,生意不好就整日无人问津。在山上,还不是很安全的,有时得提防便衣警察上山来抓捕。为了避免被抓到,一见有可疑人员上山,就会有放哨人员通知大家逃跑。杨芳不是每天都到公园里来,她一般只是在周末的时候才去。目前,她已经和另外两个姐妹在珠海拱北租下了一间房子用来卖淫。
对杨芳的采访我们是在一家北方酒店里边吃饭边进行的,当饭快吃好时,我想要的东西已经在看似不经意的谈话中得到了。当我把我真实的意图告诉杨芳时,她眼眶里即刻流下了止不住的泪水。她用满是委屈的眼光看了我一眼后就抓上自己的小包,双手掩面跑出酒店。我只好和潘主任驾车追上去并答应不把她的事曝光,然后把她往香山公园送,我们的小车刚到公园门前还没有停稳,杨芳就飞快推开车门冲下车去,等我们到车外时,她已经像一只兔子一样消失在香山的黑暗里了。
在温州的一个晚上,我们走上华盖山,这次采访却没有那样顺利。
(为了含糊身份,采访者就暂以“记者”相称)
昏暗的山路上,记者看见有三个女子在那里拉客,便迎上前去。其中一个壮实的姑娘立即便问道:“要按摩吗?”
“多少钱?”
“30块。”
“太贵了吧?能否便宜点?”
“你说多少?”
“20块。”
“行,走吧!”
“山上怎么能按摩?是不是要到发廊去?”
“等会儿就知道了,走吧——”她伸出手来拉住了记者的手。
没走几步,便又站住说道:“先交钱。”
为了探个究竟,只得把钱交给了她。
到了一棵树处,这个姑娘便将记者往树上一推,伸手就要解记者的裤子。一见不好,记者马上阻止说:“唉,不做那事好不好,我只想跟你谈谈。”
这姑娘像看天书似地看上一眼,警惕地问:“你是什么人,警察吗?”
“不是,我是记者,”情急之下只得实告:“想约你到下面茶馆喝喝茶,聊一聊。”
“那你快走吧,别妨碍我做生意。”
这姑娘已经起步离开了。
记者喊道:“那你不办事,钱难道不退吗?”不是为了那区区20元钱,而是试着看看她的态度和反应。
“哼,还要钱?你耽误俺做生意了,没要你赔呢。”她跑得更快,一会儿就没有影子了。
这是一次失败的“采访”,没有谈成,“代价”却先付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