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7年第02期-第6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袁芳在陶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一亮就闹着要走。她一夜没有睡着，翻来覆去，嘟嘟嚷嚷。
杨家品问：“你说什么？”
袁芳说：“虼蚤虱子叮。”
“有哪样虼蚤虱子！”
“怎么没有？没有怎么会全身痒！”
“大哥，你这个老婆……”送他们走的时候，老陶悄悄对杨家品说。他没有说出什么难听的话，只是摇了摇头。
以前老陶经常赶的街是核桃树，现在杨家品在白马镇，他就来赶白马街了。每次赶街，他都要去看老杨。按照山里人的礼信，他每次都要带一点东西去，一只狗腿，一块麂子干巴，几棵名贵药材或是别的什么；到了夏天，青包谷可以吃的时候，就带金秀做的包谷粑粑。老杨爱吃包谷粑粑，袁芳也爱。
他穿着麻布衣裳，打着赤脚，指头黑黢黢的、张开得像棕树的叶子一样。他的头发是用一只大碗罩在头顶，用剪刀剪出来的，前面留了很长的一小绺头发，从前额拉过来，挂在耳朵上。他走进县政府，走进杨副县长的家，就像走进核桃树，走进老杨过去那间破屋子一样。县政府大院里上班的、穿着灰布中山装的工作同志，都以一种惊疑的目光跟踪着他。闲言碎语在机关的院子里传播开来。
“听说是杨副县长的老朋友。”
“听说他每街子都来跟杨副县长喝一台酒。”
“每街子一回？”
“你不知道杨副县长爱喝酒吗？”
“听说他原先在部队上的时候……”
这些话陆续传进了袁芳的耳朵里。但老杨却一无所知，仍然是在街子头天，就叫袁芳去把酒壶灌满，张罗酒菜。
“打酒、打酒！”袁芳说，“你也不去听听，群众是怎么议论的！”
“怎么议论？”
袁芳把听到的，添油加醋地告诉了他。
老杨听了，说：“这有什么？去，打酒买菜！”
事情终于提到了党的会议上。同志们严肃地给老杨同志指出：老杨同志，经常喝酒是会误事的。是不利于革命的。过去，我们不是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吗？不喝酒会不会死人？不会。但喝多了，保不准是要死人的。
“对，喝酒保不准会死人的。但那是在过去。今天，人们安居乐业了，喝一点酒总不至于死人了吧？”老杨在会议上扯长了脖子说。他甚至劝同志们多去抓一点大事，不要互相干预个人的生活。同志们说服不了副县长，事情搁置下来了。
但是过了半年，上级有意要提拔他当县长或是书记，派人考察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又提了出来。上面来的同志找他谈话，说是领导干部要注意形象，袁芳则在家里又哭又闹。这次杨家品真正的苦恼了，妥协了。我不喝，无非是难过一点，也就罢了，但是老陶来了怎么办？他想。他在袁芳的帮助下，想了一街子也就是六天，最后的结论是：我在心里对老陶没有丝毫的变化，喝酒我们是好朋友；不喝酒，我们仍然是好朋友。这样一想，他觉得心安理得了。
那一个街子天，老陶背来一腿麂子干巴。吃饭的时候，他坐在他每次来坐的那个凳子上。桌子上摆了许多菜，每人面前摆了一碗饭，袁芳把筷子分发到每个人手里。 “吃！”老杨指着菜说。 “老陶，拈菜吃，这是特地为你准备的！”袁芳拈了一块鱼在老陶碗里。
“老杨，忘了一样东西。”老陶幽默地说。
“什么东西？”老杨说。
“酒啊！”老陶以为老杨是忘记了，哈哈大笑起来。
“老陶，酒……”老杨却说，“酒，今天我们就不喝了吧！”
陶正发大惑不解地看了看老杨，又看了看袁芳，慢慢地放下筷子，站了起来。老杨连忙隔着桌子抓住他。
“哎，你干什么？”老杨说。
袁芳也说：“老陶，没有酒，就请将就着吃一顿吧！”
“我不是来你们家讨饭吃的！”老陶挣脱杨家品的手，向门外走去。
“老陶！”老杨一面叫着，追出去，袁芳却死死拽住了丈夫的手。夫妇俩对望了一眼，长叹一口气：
“唉——”
第二个街子天，老陶照样背了一背药材到白马镇赶街。但他没有再进县政府去找杨副县长。卖完药材，他就到饭店喝酒，直到喝得酩酊大醉，才一歪一斜地走出来。
他想回家去，但路却不知躲到哪里去了。街道和房子东倒西歪地在他眼前晃荡，好像要把他摇倒。
“路躲到哪里去了？”他说。
他眨眨眼睛，似乎看见了路。他用脚步去踩路。“路在这里。”他说。
几个孩子觉得好玩，跟在他后面，嘻嘻直笑。覃家相这样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因为这些孩子当中就有我。
“哪个在我的后面笑？”他转过身来。
我们被他吓得四下奔逃，但马上又跑回来了，而且带来了更多的孩子，像一条彗星的大尾巴拖在他的后面。
“哦，走到塘子边了！”老陶说，他把水井当成了塘子。“我要喝点水，”他说。他趴在水井边上，伸手去抓水。“噫？怎么拿不着？” 一个人拦腰把他抱起来。 “不要拉我！我要喝水！”他挣扎着。 “老陶，走，到家去！”这个抱老陶的人原来是杨副县长。
“你家？你是老杨？”老陶说，“我不去，我不是叫花子！” 他挣脱老杨，又在街上摇摇晃晃地扭起来。我们在他的后面，“呛，呛，呛呛哧”地为他喊着节拍。他自然地合着节拍，歪歪倒倒地走着。
这天晚上，老杨在水井边上找到他，他已经睡得生死不知。老杨把他背到旅社里，并替他付了费用。
一觉醒来，老陶发现自己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问旁边床上的人，“噫？我怎么会睡在这里？”那时不兴有标准间，小旅社里全是通铺。
人家告诉他：“杨副县长送你来的。”
他站起来，拍拍屁股，回老熊寨去了。
16
一碗酒才刚刚下肚，老陶又双手抱起他的大酒罐给每人倒了一碗。在项金秀和陶花的保护下，我可以以一碗为限，不再加酒，但必须喝完。
老陶说：“喝！我认识你爹，只是没有跟他喝过酒，但我知道，他喝酒是不含糊的。”
我说：“既然你没有跟我爹喝过酒，你怎么知道他喝酒不含糊？”这是典型的中学生的追根寻底。
“有人告诉我的。” “谁？” 老陶犹豫了一下，说：“老杨，杨家品。行了吧？” 行了，我不再说话。但是覃家相却说：“老陶，这些年你还有杨家品的消息吗？”
“没有。喝酒！”
老陶端起了大碗。覃家相和支麻也端了起来，各自喝了半碗。
“不讲他了！”老陶说。
我都看得出来，老陶不愿意再拎杨家品这一壶，可是覃家相偏要拎。他说：
“老陶，你是怎么和杨家品失去联系的？”
“不说啦。喝酒！”
覃家相见老陶不说，就用眼睛问项金秀：“这是怎么回事？”
项金秀看着老陶。
老陶放下酒碗，说：“我去撒尿。”
于是在覃家相的追问下，项金秀解释了老陶同杨家品失去联系的经过，这才是故事的真正的结尾——
老陶那次在旅社里睡了一夜，第二天回到家来，金秀问他：“你昨晚为什么不回来？”
他说：“昨晚喝多了，老杨留我在他家住了一夜。”他不愿告诉她，他没有在朋友家喝酒，在他心里，他不愿承认这个事实。
又一个街子天到来的时候，老陶照样到白马镇去卖山货，大喝一台，然后在街上发酒疯，又带着孩子们，像彗星一样从大街上扫过。
天黑以后，老杨照样到街头上去找他，把他背到旅社里。
又一个街子天也是这样，周而复始，成了习惯。两个朋友的友谊，以这样一种畸形的方式维持着。
一个街子天的晚上，县里开关于征粮工作的会议，一直开了个通宵，老杨把老陶的事给忘了。
老陶第二天醒来，发觉自己睡在水井边上。
从此以后，老陶再也没有去过白马镇。
过了不久，老杨调到另一个县去了。他想到老熊寨去看看老陶，告诉他自己工作调动的消息，但一直抽不出时间来——当了县长以后，他更忙了。
慢慢地，两个朋友互相淡忘了。
当喝干第三碗酒的时候，我看他们三人都醉了。但是他们还在喝着，每个人的话明显地多起来了。他们说杨家品在老陶家喝酒，被沈希堂包围的故事，说覃家相参加红军的故事，说刚刚过去的饿饭的岁月。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从枪林弹雨里闯过来了……”
直到舌头在嘴里几乎不能动弹了，覃家相才想起大橡树的事。他拉着支麻的胳膊说：“支麻兄弟，你说，那棵大橡树，每年，让你损失多少粮食，我赔你，但是，你，不要砍它，好吗？它是我的救命恩人……”
“赔什么赔？”老陶摇摇晃晃地端着酒碗，酒不停地洒在桌上，“支麻，你好意思！”
支麻也醉了，他伸出手指了指覃家相的酒碗，但没有说出话来。
老陶说：“支麻，有、有什么话，说嘛。急死人了！”
支麻又指了一下覃家相的酒碗，才终于说了出来：“喝酒！”
覃家相抬起酒碗，同他喝干了碗中剩余的酒。
支麻抹了一下嘴角，说：“赔什么？算球！”
“那不成！”覃家相说，“一定要赔！”
“那你就把你的树背走！”
“树背不动。”覃家相说，“要不，你把我的猎枪背走！”
“我怎么能要你的猎枪？”支麻说。
“怎么不能要？”覃家相说，“反正我也不打猎了。从把这只兔子打瘸，我就再也不想打猎了……”他忽然又伤感起来了。他指着陶花帮他挂在墙上的猎枪说：“支麻兄弟，那支猎枪是你的了！”
支麻说：“我不要！”
覃家相说：“你必须要！” “不要！” “必须要！” 两个喝醉了的人，没完没了地争执着。 陶正发说：“让你们去争到天亮吧！”他站起来，端着剩下的酒要喝，可是酒碗掉到地上去了，一声脆响，洒了一地的酒。金秀过来，要牵他去休息，他不要，他从墙上取下芦笙，跌跌撞撞地走到门外去。“我吹芦笙给你们下酒！”他说。
陶正发的芦笙响起来，这种六根音管，一根吹管，一个椭圆形的共鸣筒组成的乐器，只有六个音，但它们经常两个以上的音一齐响，组成奇妙的和弦。陶正发的吹奏，节奏缓慢，乍听起来旋律变化不多，但它正像咏叹调一样，在一种叙事过程中，传达出一种怀旧的、哀伤的情绪。
我们陆续走出屋子来，覃家相和支麻在屋檐下吸竹筒水烟，而我则站在院子里，欣赏夜空和夜空下的山野。漫天星星像是从老陶的芦笙里吹出来的、闪着黯淡微光的音符，那么，那一瓣在云彩里漂泊的月亮，就是苗族所传说的，洪水泛滥之时，拯救人类的葫芦之舟吗？
责任编辑 伊丽霞
题字 李纯博
马克思先生在垂钓
卞毓方
村口往东南，是一条暗灰的沙砾路。路的右侧，呈斜面坐落三幢农舍。第一幢，树篱紧贴道边，蓝砖蓝瓦，色调爽朗而澄静。楼作两层，屋顶向上攒聚成复瓣，若从高空俯视，俨然一朵含苞欲放的蓝玫瑰。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