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理由-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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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世界各地都遇到许多很了不起的人。他们为了改善很多穷人的生活尽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当然，也有许多人在帮助动物。例如，乔恩·斯托金原来是一艘金枪鱼捕渔船上的厨师。他看见海豚被渔网困住几乎快被憋死的情景，感到毛骨悚然。他听见一只小海豚的叫声，发现海豚妈妈看着他的眼睛，仿佛是在哀求他，他情不自禁地跳进聚集了体型巨大、受到惊吓的金枪鱼、鲨鱼和海豚的水里。尽管他自己也吓得不轻，但他抱住小海豚，感到它在放松，就把它举起来，放到渔网外面去。接着，他又把小海豚的母亲弄到网外。最后，他拿出小刀，割破渔网，把它们全放了。他因此丢了饭碗。回到家之后，他想到了海豚的景况，想到了所有被弄得即将绝种的动物。他能做什么呢？他没有学位。他也不是阔老。可是他很希望能起一点作用。他做到了。现在他在生产巧克力——最好的巧克力。每块巧克力的包装纸上都印着一种濒危动物。他把（减免税收前）利润的11．7％送给为保护那种动物的组织。他被我们称为“巧克力乔恩”，是我心目中又一位英雄。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从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捐助各种各样的善事。
我有幸见到一些北美土著人的精神领袖。他们遭到种种迫害，他们的文化遭到肆意破坏，可他们依然坚持原有的部落风俗，坚定地信仰他们的大神或者造物主，相信人类与地球、动物、植物、岩石、水、太阳、月亮、星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现在，他们正准备摆脱一个世纪来的压迫和压制所编织成的冷漠。来自温哥华的精神领袖伦纳德·乔治用他的歌声和他的鼓声打动了我的心灵。那鼓声是地球母亲那急迫、执著、无限耐心的心跳。他经历了许多痛苦和磨难，成为一位真正的精神领袖，文静温和、质朴无华。还有我在加州的精神兄弟奇特库斯（泰伦斯·布朗）。他母亲是部落里最后一位真正会医术的女人。他本人最后终于一步步地成为卡鲁克部落里通医术的人。每天黎明时分，他都为我焚香，以印第安人的方式祝我在世界各地周游时精力充沛。在越战中获军功章最多的美国印第安人埃德·拉莫内甚至给我以 “地球母亲之妹”的殊荣。阿帕切人乔纳森·卢塞罗赠给我一只雕刻的小黑熊，它代表着力量和勇气，我讲学的时候常把它捏在手里。
几年前，一位因患麻风病而失去所有手指和脚趾的坦桑尼亚人送给我一把普通木梳。他靠残留的指桩和牙齿，用毛线编织出图案来装饰所制作的木梳，这样他就可以把木梳卖掉，堂堂正正地活着，而不必去乞讨。
一位台湾的音乐人也有类似的故事。12岁那年，他在海边捡起一只亮亮的金属球，结果被炸掉了一只手，炸瞎了两只眼睛；原来那是一枚地雷。他一直想玩吉他琴，于是他的朋友们为他制作了一个金属箍，那上面带一个结实的塑料琴拨，他可以把这东西套在断臂上弹琴。我与他见面的时候，他刚刚与他的盲人伙伴出了一张CD 专辑，在台北非常热销。我在北京的时候，看见街头一个没有任何手指头的人在弹琴，而且弹得很高兴。
最动人的还是保罗·克莱因的故事。保罗是6岁时被一管炸药炸伤的，伤得很重。在那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接受了一系列痛苦的外科手术。医生给他修补左眼，后来又给他治疗残废了的双手。他的左手伤得最厉害，拇指和部分手腕被炸烂。不过医生替他把炸得掉下来的手指进行了再植。他的右手拇指、无名指和小指也被接活。在痛苦的手术过程中，他决心将来也当一名外科医生——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永远也实现不了这个目标。可是，正如他对我说的，“通过积极思维以及许多人的帮助”，他真的成了称职的、一流儿科整形外科医生。他发现人们在接受再造手术的时候，往往感到很尴尬，不愿让别人看见自己变了形的样子。为了帮助他们，他把自己的手给他们看，跟他们讲述自己是如何克服困难的。
还有加里·豪恩。他是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时失明的，当时他才25岁。可是他经过勤学苦练，成了一名魔术大师——不可思议的豪恩迪尼。孩子们在看他演出的时候，直到最后才意识到他是一位盲人。他跟孩子们谈如何战胜困难，如何在生活上不断奋进。他还学会了戴水肺的潜水、越野滑雪、特级跳伞、柔道和空手道。最近他还登上了乞力马扎罗山。他是我认识的适应性最强的人。1994年4月，是加里给了我一只玩具猴子，它后来成了我的吉祥物。加里原以为他送给我的“不过是一只玩具猩猩”，我告诉他，它还有条尾巴，所以不是猩猩。我对他说，它像一个形状怪异的狒狒，耳朵装倒了，尾巴也略长了些。“没关系的。”他坦然地说。 “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带着它。你会感到我的精神和你在一起。”于是被他称为H先生（Haun的首字母），成了我的吉祥物。在我得到它的4年半时间里，它陪伴我到过30个国家（其中有些国家还去过多次）。它是一个旅行中的好伴侣。它总是乐呵呵地笑着，总是抓着那根准备吃掉的香蕉，再忧郁的人见到它也会露出笑容。我对人们说，只要碰它一下，他们就会变得判若两人，因为加里·豪恩那顽强的精神会传递给他们。现在摸过它、拍过它、抱过它、吻过它的人已经超过了 20万——难怪它那身上的绒毛都起了结，它那原先白净的脸现在已经脏兮兮的（尽管我经常给它用香波来洗），它的外形也越发怪异了。可是，它很有特色。有人最近指出，因为那个H也代表希望（Hope的首字母）。
当然，我无需花很大力气，就能找到许多令人鼓舞的例子。我母亲万妮75岁还接受了心脏外科手术。她那被阻塞的心脏主动脉被换成了“原生质管”，实际上是一头被屠宰的猪身上取下的。当时我看她的气色不好，动员她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结果他们立即给她安排了手术。当然，那次手术非常成功。事后我与医生交谈时，他问我手术前万妮做了些什么事情。当时正值圣诞节前，她一直在忙于买东西，做节前的准备工作。他对我说，“唔，我说了你也许会很感兴趣。从体力上来说，她也许只能坐一坐、躺一躺。她所做的其他事情，全都是意志力的驱动。”他告诉我，他进行这种手术的10年来，万妮的心脏阻塞是他见到的最为严重的病例。我是非常走运的——不妨这样说吧，我有内在的激励源，而且就在眼前！
我将以一个很典型的故事来作为本章的结尾。它说的是一位到动物园玩的游客，名叫里克·斯沃普的美国人。他跳进绕黑猩猩区四周的防护河里，救起一只快要淹死的成年雄猩猩。尽管动物园管理人员警告他那样做很危险，而且那个群体里其他成年雄猩猩还向他发出威胁。人们问他，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去冒生命危险，他回答说， “我看着他的眼睛，就像是看着一个人的眼睛一样。它传达的信息是：谁来救救我？”
这样的眼神，我从被拴在非洲市场上的黑猩猩眼睛里、从实验室里被囚禁在铁笼子里的黑猩猩眼睛里、从其他受到折磨的动物眼睛里，都看见过。从那些父母在种族暴力中被屠杀的布隆迪儿童的眼睛里，从那些流落街头的儿童的眼睛里，从我们的城市里陷入暴力冲突之中的儿童的眼睛里，也能看到。这种哀求的目光的确随处可见。阿尔贝特·施韦策曾经写道，“一个受到别人敬重的人，不会只是做做祈祷而已。他将投身保护生命的战斗。如果出于这个原因，那他本身就是周围生命的延续。”
我真诚地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已感觉到周围哀求的目光，他们的感觉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正投身到斗争中去。这就是我们未来希望之所在。我们正走向人类的最终命运—— 同情和仁爱。是的，我的确认为有希望。我的确相信我们可以希望我们的后代以及我们后代的后代能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上。那里仍将有绿色树木，有黑猩猩出没其间，仍将有蔚蓝的天空，有小鸟在歌唱；土著人的击鼓声将使我们强烈感到自己与地球母亲以及大神的密切联系——那就是我们所崇拜的上帝。可是，我已经反复指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地球上的资源正在枯竭。如果我们真的关心这颗星球的未来，我们就不能再把所有问题留给“他们”去处理了。明天的世界要靠我们去拯救——要靠你和我劫后余生
我现在还有最后一段旅程要与大家一起走；这是一段从邪恶到仁爱的思想旅程。人性邪恶的证据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对此都感到毛骨悚然。我小时候就知道痛恨德国人，因为他们造成了那么多的痛苦。就连我3岁的妹妹朱迪也熟悉一些遭到万人痛恨的德国人的名字——希特勒自不待说，还有希姆莱、戈培尔和格林。丹妮曾用金色的糖浆在我们下午茶的面包和果酱上“画”上他们的脑袋或者身体。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我们在咬他们，咬掉他们的脑袋、胳膊和腿的时候，感到一种满足。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来解我们对这些人的心头之恨。纳粹大屠杀的细节公布之后，就连丹妮的做法也无助于我表达心中的仇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30多年后，我去参观了死亡集中营。我知道自己有义务这样做。在几个集中营之中，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一定要去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是大屠杀的象征。我觉得一次访问还不能使我理解，还不能使我头脑中那些可怕的形象得到安息。我只是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应该去。所以我终于在一位叫迪特马尔的德国朋友陪伴下了却了这桩心愿。也许，他比我更有必要面对历史，接受历史事实。他与我同岁，战争爆发时他在柏林，当时也是个孩子。
我们先在柏林参观了一家博物馆。那里收集了当年大屠杀的照片与文件。其中有一封信是我永远难忘的。那是一系列来往通信与命令的一部分，是希特勒的心腹为实现其“最后解决”的具体安排。这封信的大意是：可以预料到，有些监狱看守会对被囚禁的人表现出同情，这种情绪必须立即铲除。它体现了德国人干事情的彻底性，对每件事情都有考虑，对每个细节都有周密的安排。在纳粹德国遭到苦难的不仅是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还有精神病患者和同性恋者；还有那些不愿意放弃人类爱心的德国人。
迪特马尔和我乘火车到达波兰的克拉科夫，从那里再转车到奥斯威辛。那里有两个集中营，即奥斯威辛一号和奥斯威辛二号。后者又叫比克瑙集中营，专门关押从欧洲各被占领国运来的犹太人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