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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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平常不愿意把现在的生活与过去他和瓦林琴娜·叶果罗芙娜共同度过的日于作比较。但是现在他想到了这一点。在那已成为过去的生活中，他们双方都是真诚的、和瓦林琴娜·叶果罗芙娜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不可能不这样。但是，这种真诚和今天她对他要求的那种真诚却是不同的。从前，他的真诚表现在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行为和决定，但考虑问题，作出决定，却习惯于独自一人来做。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总是“先斩后奏”。至于为什么决定这样做，怎么决定的，他却从来也不讲。如果两人发生什么分歧，他们常常是彼此缄默。
而现在，她不仅需要了解他的行为，而且还要求他披露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这个要求的实质就在于她希望和他共同思考问题，共同决定问题。可是，怎么能共同决定问题呢？生活可确实没教会他这种习惯啊！
他力图保持原来的习惯，而这个女人却想动摇它。他想到，他不曾和她商量就自己一个人作出了决定：他们不能一起上前线！可是，后来他又想：不，这不是我一个人作出的决定！当他在考虑怎么决定以及在跟她谈这件事的时候，他始终感觉到，她是在竭力克制自己，使他能够作出这个决定。
不可能想象她以后会责问他：“你当时为什么这样决定？”即使她要说什么，那也只会说；“我们当时不该这么决定。”象她这样的女人，不可能说别的话。
他想到了她的两个儿子。她在给他们的信中会怎么说起他呢？这两个和他素不相识的人——一个是上尉，一个是炮兵学校学员——收到她的信之后，会有什么感受呢？他们将会对母亲采取什么态度呢？他知道，这种事情在部队里会比在其他地方引起更深的感触。于是，他感到自己对不起她的两个儿子。
一切M仿佛都很正常：他们在他们该在的地方，干他们该干的事情。他们的父亲，不管他是好是坏，已在三年前去世了，而母亲在经历过前线的艰辛之后又将重返前线。如果说，她到了四十岁的年纪还希望得到女人的幸福，那也是光明正大的事。没什么错。但是，对她的两个儿子，他总怀着莫名其妙的负疚感。他每想到这个和他相恋的女人就会想到他们。
她的大儿子己经打了两年多的仗，小儿子在军校的速成班受训，也赶得上打仗。说不定，他们中间的一个，甚至两个，一去不能复返，那将会给他们母亲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使她原来的生活一无所存。
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才不同意现在就和他结婚？她想等两个儿子凯旋归来之后再决定自己的命运吗？但是，她当时为什么不这么说呢？是不是因为这种话她说不出口？
可是，如果他们一块儿上前线，她为什么就同意结婚？这是因为她想和他在一起。现在，她不仅仅为两个儿子担心了。
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她在为他的安全担心。他一次也没有和她谈过这个问题，他觉得他们也没想过这个问题，至少是他没有想过。在战争中，任何人都可能发生意外。似现在已经不是四一年，也不是四二年了，可以说，集团军司令没有被打死的危险了。
“不该为我担心，应当为孩子们担心。”
“司令同志，可以进来吗？”
门开着，门口站着叶弗斯吉格涅耶夫。
谢尔皮林用诧异的目光望了他一眼，然后看了看下表：八点整。
“怎么，我的命令没转达给你吗？为什么又来了？”
“我送老大爷来了。”
“他在哪儿？”
“在吉普车里坐着呢。请他来吗？”
“我亲自去接。他什么时候到的？来的什么车？”
“乘从梁赞来的火车，昨天晚上十一点钟到的，下车以后直接到安娜·彼得罗芙娜住的地方去了。我们不想打扰您，而且他路上也累了。”
“你们把他安排在哪儿过夜？”
“让他睡在房间里的床上。”
“嗯，他打扰了你俩离别前最后一夜的好梦。”谢尔皮林一面想，一面戴上制帽。
吉普车就停在大楼拐角处。
父亲还没有下车，他坐在前座，坐在司机旁边，正在向司机打听什么事。
谢尔皮林走近汽车，听到了片言只语：“那么，比方说，如果妻子死了，军饷证该交给谁呢？”
“你好！”谢尔皮林走到吉普车跟前，他父亲坐着的那一边，说。
父亲好象没听见，并未转过身来，只是把手掌贴近耳朵。等了一会儿他才转过身来，从吉普车上走下来见儿子。
谢尔皮林扶着父亲下了车。然后，他脱下制帽，和父亲亲吻了三次。他闻到了马合烟味。他对这一点特别敏感，因为他在不久前才戒了烟。
父亲的老花眼睛里噙着泪水，这在从前是不曾有过的。“我们总算见面啦！”这是他用谢尔皮林感到陌生的颤抖的声音讲出的第一句话。但是他马上又用一种坚定的、熟悉的声音补充说：
“当上将军啦，费奇卡①！我听说了，在报上也看到了，但是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得慢慢儿习惯。”
①“费奇卡”是谢尔皮林的小名。——译合
他叫谢尔皮林“费奇卡”，这不是因为他叫惯了，而是故意当着儿子的司机和副官——将军的这些随从的面这样叫，以此表示：对你们来说，他是一位将军，可对我来说，他仍旧是费奇卡。
谢尔皮林依稀记起了母亲的慈容以及她对父亲的那种百依百顺的样子。那时候，父亲身上有着某种力量，使得母亲一心一意地跟了他。
即使到现在，父亲虽然显出了老态，但他年轻时那种粗暴而又威严的作风，依稀犹在。
“我们进屋吧。”谢尔皮林挽着父亲的手，低头朝他膘了一眼。父亲的头微微抖动着，头上戴着一顶褪了色的旧的炮兵制帽，上面有一条黑色帽圈，但没有红星。他身上穿着一件沾满油污的士兵棉袄，由于上了年纪，从前曾经是宽阔的肩膀现在变得狭窄了，所以棉袄象一只麻袋似的挂在身上，这使谢尔皮林觉得他好象比从前矮了一些。也许他从前本来就是这样的。
“将军同志，”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拦住了谢尔皮林。“现在还有什么命令？”
“命令！”谢尔皮林朝叶弗斯吉格涅耶夫略微转过头来，考虑该怎么办。
推迟动身的日期已经来不及了。已经通知了集团军，而且经下令从晚上十时起在集团军后勤部队驻地的边界上打信号灯接
应。看样子，恐怕那里不仅仅有信号灯，而且还有鲍依科或者扎哈罗夫来迎接他。
“命令照旧。但有一点修改：动身时间稍微推迟一些。”
谢尔皮林望了望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心里想：“你毕竟是个出色的小伙子。没让司机一个人把我父亲送来，你出于对他和我的尊敬，牺牲了自己民宝贵的最后一个小时。”
他微微一笑，想起了自己的青行年时代，知道这一个小时的含义，于是决定把这一个小时偿还给叶弗斯吉格涅耶夫。
“你回去帮安尼雅准备早饭，然后打发吉普车来接我们。”
“她早饭已经准备好啦。”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老实报告说。
“执行命令，”谢尔皮林说完后，挽着父亲的手往屋里走去。
“其实，我们干脆还是和他一块儿去吧？”父亲问。
但谢尔皮林知道，巴兰诺娃马上就要到他这儿来了，父亲终归会看见她的，因此直率地对父亲说：
“还有人来和我告别哩。等我告了别，车子开了回来，我们再走。”
他们进屋之后，父亲先不忙着坐下，而是仔细观察房间。谢尔皮林发觉了这一点，于是也开始象父亲那样重新打量起自己的房间来了。
房间很宽敞，住一个人显得太大了。陈设的家具都很漂亮，椅子、沙发都套着白色帆布罩。
谢尔皮林以为，父亲这样仔细观察房间之后，一定会说些什么。但是父亲什么也没有说，也不想说。他把炮兵制帽挂在门边的镀镍挂钩上，然后在桌边坐了下来。
“把棉袄脱了吧？”
“不用，暖和一些骨头不会痛。在火车里着凉了：一会儿这扇窗开了，一会儿那扇窗开了。我得当心身体！”
“你为什么不乘吉普车来呢？我是特地派车子来接你的。”
“为什么派人来接我呀！你应该亲自来一趟，我们欢迎你来．你晚上派车子来，一早就要动身，我这么一把年纪受不了。”
“我是想来，但是医生不会放我来的。”
“你是医生不让来，我是潘卡不让走，”父亲说。他这是胆大妄为，背着彼拉盖娜·斯杰潘诺芙娜这样叫她。和他这句话的意思相反。他叫她的小名，是想用以表明他并不怎么怕她，“在临动身的时候，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还有，你的司机正好当着她的面在屋子前让车子陷在烂泥里，差一点翻了车。她看了就为我担心，要我坐火车走，还有……”
父亲还想讲些什么，说明他为什么不马上来。但他改变了主意，没说出口。“多谢你弄到了通行证。莫斯科我们很久没来了，还是在三○年来过一次。”他讲的是自己，但却用了“我们”。“通行证不能搞两张吗？”
“这个我没有想到，”谢尔皮林说。
实际上他是想到的，但他不希望父亲带了后母一起来。
“这么说，你知道我身体还不错，不用老太婆照顾，一个人也来得了，”父亲带着自负的口气说。“潘卡说我成了个干瘪老头儿了，可我还挺结实呐！她倒是老了，已经不如从前啦，这儿痛那儿 的，”他说话的口气使人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在怜惜她呢，还是在为自己感到高兴，因为尽管她比他年轻，但体弱多病的首先是她，而不是他。
谢尔皮林看着父亲，心里想，父亲在这八年中间（其中三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并不象他所意料的那样老多少。父亲的脸色给人一种结实和健康的感觉，两顿的皮肉并不松弛，还带着老人特有的古铜色的红晕，只是眼圈四周布满皱纹，但两只眼睛仍和从前一样，是细小的、浅蓝色的、敏锐的，不减当年的神采。
父亲的嗓子也象从前一样，是他熟悉的高亢的男高音，不象一般老年人那样带点儿嘶哑。
“你还唱歌吗？”谢尔皮林问。他记得父亲在青年时代以及在进入中年之后，酒后常常用他那粗犷、激越的男高音唱各种各样的歌曲——有古老的村歌，有赞美诗，还有俏皮的士兵歌曲。他常常突然从这一首歌转到另一首歌，以此为莫大的乐趣。
“现在还唱歌呢，”父亲说。
谢尔皮林暗暗责怪自己，心里想：“真是！怎么会想到问这个！”
但是，父亲的话却另有涵义。
“现在，别说酒精，就连变性酒精药房里也很难弄到。给病人看一整天病，只给你这么一小瓶！”
他用两只手指比划着瓶子的大小。
“无论你多么需要，也没有留给自己的份儿了——干事得凭良心哪。伏特加又喝不起。想自己酿点酒吧，又用啥米酿？一张干嗓子还唱什么歌！”
可是，他出其不意地用高亢有力的嗓子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