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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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过多地讲到良心和自尊心，对一切事情很少进行具体的、细致的检查工作。
现在，在准备阶段，还可以应付过去，还可以等待，看一看将来会有怎样的结果。但如果将来在战斗的时刻也是这样，就可能会弄到危险的、甚至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时就后悔莫及了！
在方面军司令部的工作中，在通信联络部门，在一切有关部队管理的工作中，漏洞百出。这本来不足为奇：方面军是新编的。然而依李沃夫看来，司令对这些漏洞过于宽容了。主要的是对在这方面有错误的人过于宽容了。他总是下不了决心——甚至对那些李沃夫认为已经无法容忍的人，既不同意撤职，也不同意调职。
他宁可损害事业，而不愿意搞坏关系吗？就拿今天的事情来说，李沃夫告诉他后勤副司令的汇报和这一天的实际情况不符，可司令是怎样处理的呢？当李沃夫说后勤副司令“谎报”的时候，他用手势阻止李沃夫，并且说：“您这样讲太过分，不够慎重吧。”
然后他打电话给这个副司令，不是对他申斥，而是用名字和父名称呼他，①用略带责备的语气对他说，没想到他的汇报这不精确，希望以后不再有这样的事情……
①用名字和父名称呼对方，是表示尊敬和客气。——译者
在进攻开始之前可以一直抱这样的希望！但是结果会怎样呢？相互之间客客气气，彼此深信不疑，而弹药基数和汽油却没有备足！
司令的这种软弱、松劲似乎和他过去的战斗经历中的某些篇章很不相称，那时候他担任集团军司令，在艰苦的防御战中以顽强见称。李沃夫试图解释这种变化的原因，他认为部分原因是由于司令目前体弱多病，他的糖尿病加重了，大概正是由于这一点而感到信心不足。甚至他下部队去的时候，还随身带了一个女医生，让她坐在吉普车的后座，她每天给他打两次针。
李沃夫今天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如果需要打针，下部队的时候最好还是带一个别的什么人。甚至可以从作战处经常随从的军官中派一个人学一下，注射胰岛素并不是复杂的事情。
司令只是气呼呼地说了一句：“嗳，这事您就别管啦……”
这事怎么能不管呢？下面已经有反应了：人们议论纷纷地说，司令到前沿阵地来带着医生。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啦？其他的就不用说了……
显然，由于身体不好，就对自己信心不足，对别人要求也就不严，这差不多总是有连带关系的。
另外还有一个令人不安的情况：这个人没有大规模进攻的经验。防御的经验，主要是集团军范围内的防御经验，他是有的。而进攻的经验却没有。因此，他抓住谢尔皮林不放，把谢尔皮林的集团军放在主攻的地位。谢尔皮林有进攻的经验，而他本人却没有。
他本人的勇敢，这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那时候，他知道：决不能后退一步，否则就会被赶到海里去——他出色地解决了自己的艰难而又简单的课题。
现在，他将怎样指挥整个方面军进攻呢？既没有足够的经验，对人又不严厉，缺乏严格要求的精神，怎么能带领部队一天天地向前推进呢？
李沃夫在内心深处经常用自己的情况来衡量别人的一切，认为严格要求的精神能够补救经验和知识的不足。但如果既没有经验，又没有严格要求的精神，那会怎样呢？
未来的进攻使他感到忧虑。由于他是斯大林派到这个新编的方面军来的，因此他必须一开始就表现出他应有的果断精神：写信报告斯大林，方面军司令不称职，这里需要一个更加刚强、更加严厉的人。
战争的第二年，是李沃夫生活中遭到变故的最困难的日子，他由于独揽大权，把一个虽然学识渊博但优柔寡断的司令压在自己下面，终于自食其果。那时候，在发生变故以前，李沃夫的处境是颇为得意的。他忘记了自己的职权范围，实际上起着司令的作用，而那个优柔寡断的司令却成了他的顾问。两年来，不管他被派往哪一个方面军，关于那次事件的记忆一直象影子一样追随着他。因此，他现在反而害怕和一个要求不够严格、意志不够坚决、不能把战斗进行到底的人并肩作战。他感觉到方面军司令正是这样的人。
过去一段时期，李沃夫能够凭自己的地位和自信力擅自把司令撂在一边，独揽大权。在军队中，这个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斯大林还是把他派到这里来，那就是说，继续对他寄予厚望。方面军司令对未来的进攻不能应付裕如，而他李沃夫处身其间，却不能及时扭转局势，这种忧虑最近以来一直折磨着他。
他决心要写一份报告，把这一切情况告诉斯大林，同时提出集团军司令至今出缺的问题。决心是有了，但他现在仍然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对着写报告用的拍纸簿和铅笔——他这样坐着，迟迟不能下笔。想到可能产生的后果，他就举棋不定。
如果斯大林不理解，或者不想理解他的意思，那会怎样呢？
四二年的那次事件——他起初把方面军司令撇在一边，越 代庖，后来在战斗中遭到失败——终于成了他本身的悲剧。
在那次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来救一切尚能救的人。而且他极少考虑自己的生命安全，以致后来有人说他想以死自赎。这是不确实的。他并不想以死自赎，因为他既没有考虑到自己，也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前途。
那次事件是那样的严重，足以给他带来一切严重后果。但他对此并不感到怎么可怕，他感到最可怕的，是他辜负了斯大林的期望，给斯大林添了麻烦。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受了撤职和降级的处分，被派到前线当集团军军事委员。但是，他还有希望，因为斯大林并不就此把他一脚踢开，而仍旧把他当作一个有用的人；比起这一点来，职位上的变迁也就而得微不足道了。
他的职责缩小到只及过去的十分之一，但这个工作是斯大林亲自派他做的。因为发生了这个事件以后，只有斯大林能够决定怎样对待他。
他知道，那些不喜欢和不了解他的人是怎样设想他的，他们料想今后他会变得谨小慎微，缩手缩脚。
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仍旧保持着自己的本色。他来到集团军当军事委员，处在最不利的地位。可是他一到之后几乎立刻就直接写信给斯人林，报告他在前线看到的不正常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对他们的集团军，而且就整个战事来说，都是严重的问越。他写了，还提出自己的建议，其中一部分被采纳了。
经过那次事件以后，斯大林不想见他。不能轻易地原谅他。然而他写给斯大林的信，斯大林看了，并已采纳了那些自己认为必须采取的措施。在李沃夫当了几个月集团军军事委员以后，斯大林又任命他为方面军军事委员。
然而，在四三年，他突然第一次感觉到斯大林不再了解他了，总而言之，不象以前那样了解他了。
以前他仗着斯大林对他的信任，认为自己有权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在这一点上，他看到了自己的作用，并且竭力争取发挥这种作用。他把自己对别人的不信任看作政治生活的准则，他不顾情面，把一切值得注意的事情，一切足以引起对某个人不信任或需要予以警惕或加强控制的事情，都向斯大林报告。
他并不捏造反面的事例，但在收集事例方面却不遗余力，他认为不能把事例本身分成值得注意的和不值得注意的。因为任何一个所谓细小的事例，都能在一定的环境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如果一个人没有重大的、明显的缺点，那么必定有细小的、不明显的缺点。不可能不是这样。应当去搜寻和发现这些不明显的缺点，这种缺点也可能会造成危险。
他在四三年初担任方面军军事委员以后，就急忙写信给斯大林，报告方面军司令的缺点，暂时还是所谓“细小的”缺点。
两个月以后，他从这个方面军被调到了另一个方面军。事后他知道，方面军司令向斯大林告了状，要斯大林决定，他和军事委员李沃夫两人中间究竟谁留在方面军里。显然他们两人不可能在一起工作。
在第二个方面军里几乎重复了同样的事情。他和司令之间找不到共同语言。这不是破题儿第一遭。在他的一生中，他和其他人也没有找到过共同语言。他没有想到要找，而且并不认为寻找共同语言是他的任务的一个部分。他只是孜孜不倦地汇报他在任何人的工作中看到的一切缺点、错误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还写信报告关于某些人自私的和不道德的行为，或者他认为是这样的行为。结果，五个月以后，他又被调到了另一个方面军。在这第三个方面军里，他和新的司令又无法找到共同语言，他们同时把问题提交斯大林，这一次两人都被解除了职务。
一个半月以前被一分为二的那个方面军，是他待过的第四个方面军，而现在这一个是第五个。可是他本人却依然故我。他不让别人欺侮自己，也并不由于碰了钉子而变得聪明起来。他仍旧把自己认为应该写的一切都写信告诉斯大林，从不考虑后果。
他不改变自己的原则，也不改变与人们相处的关系。不管在什么地方，他总是不和司令在一起，而是自己单独地生活和工作。他不去配合司令的工作，不给自己寻找安定的生活。他每到一个地方，就让别人明白，他既不纵容别人，也不宽贷自己。
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完全应该的：无论如何不能失去斯大林对自己的信任，不论何时何地，不惜任何代价，都坚决不辜负这种信任。
然而在战争年代发生的一切，越来越不合他的理想，他不能彻底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他认为，这一切的根源是由于斯大林已经不再了解他了。怎么会不再了解他了呢？为什么在战争初期，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事情搞得很糟糕的时候，他似乎还能称职，而现在，尽管有许多缺点，事情进行得比以前好得多的时候，他倒反而不行了，不称职了！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他所做的一切，以前是非常需要的，而现在虽然也需要．但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吗？为什么现在上面对他送去的一些关于失职和不正常现象的报告，往往置若罔闻？这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从什么事情上开始的？
现在回想起最近一年半来他所发生的一切情况，他很明白，甚至非常明白，写信给斯大林要求撤换方面军司令，并且还要在三个集团军司令中撤换其中一个司令，这件事现在对他可能包含着多么大的危险。
他几乎从来没有完全信赖过任何人，现在在自己的内心忍受着不能向任何人倾诉的悲哀。他不明白，为什么斯大林现在对他的信任不如以前了，相反，对其他一些人的信任却比以前增加了，这些人尽管立过战功，通晓军事，但在政治上和他李沃夫比起来，却只是些初出茅庐之辈。
这是什么原因？究竞发生了什么变故？
现在如果退缩下来．那是个么简单啊！和所处的环境妥协，这中间包含着多大的诱惑力！给自己找一个借口，那是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