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6年第03期-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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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桥者过渡之意，凡由这边过渡到那边去都叫做桥，不在乎形式。
这一段文字给人以神乎其神之感，把乡间的一座普普通通的桥玄虚化了，莫须有先生看重的正是桥的形式与美感，超乎于其过渡的实用性。这分明是渗透了一种把日常生活诗意化的审美眼光。
关于小说《桥》的得名，废名在《桥》的序中曾经这样解释：由于《桥》中有一章题作《塔》，“当初也想就以‘塔’做全书的名字，后来听说别人有书日《塔》，于是乃定名日《桥》。我也喜欢《塔》这个名字，不止一回，我总想把我的桥岸立一座塔，自己好好地在上面刻几个字。”
废名究竟要在那座没有立起来的“塔”上刻什么字已不得而知，但关于“桥”和“塔”，废名曾说“这两个东西原来是这样有缘法”。我们可以想象在时时进入废名梦乡的乡土幻景中，那座塔终于在桥岸边矗立起来，塔与桥的并置由此构成废名乡土世界最具有意味的审美化形式，正像沈从文《边城》中那座在一个暴风雨之夜轰然圮坍最终却又再造起来的白塔一样。而在废名梦中，这座桥边之塔，莫非是他的乡土牧歌记忆的最后的守护神？
“跑反”
1937年抗战的爆发改变了当时作为北京大学讲师的废名象牙之塔里的生活。按规定，北京大学只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才有资格去西南联合大学，废名则回到了湖北老家。经历了多次挈妇将雏弃家“跑反”的流徙，终在1939年，凭借从亲属那里借到的三元钱旅资，辗转到了一个乡村学校——金家寨小学教国语。
废名在战乱中直接获得的前所未有的生活经历和经验视野，极大地改变了废名的乡土记忆。战争带给废名一家最直接的经验首先是“跑反”。废名故乡的“跑反”堪比汪曾祺描述的在大后方昆明的“跑警报”，却更多一些久远的历史。在废名创作于战后的以自己故乡避难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废名写道：“跑反”这两个字“简直是代代相传下来的，不然为什么说得那么自然呢，亳不需解释？莫须有先生小时便听见过了，那是指‘跑长毛的反’。总之天下乱了便谓之‘反’，乱了要躲避谓之‘跑反’。这当然与专制政体有关系，因为专制时代‘叛逆’二字翻成白话就是‘造反’，于是天下乱了谓之‘反’了……而且这个乱一定是天下大乱，并不是局部的乱，局部的乱他们谓之‘闹事’。‘闹事’二字是一个价值判断，意若日你可以不必闹事了。若跑反则等于暴风雨来了，人力是无可奈何的。他们不问是内乱是外患，一样说：‘反了，要跑反了。’”
废名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解释“跑反”及其与“闹事”的区别，并不是热衷于辨析词义及其沿革，而是揭示一个在民间有长久积淀的语汇其历史内涵的奉富性。“跑反”已经成为民间的持久记忆以及战乱年代的恒常的生存方式，甚至蕴涵着乡民的生存哲学和智慧。在废名的描述中，跑反的不仅仅是人，相反，“人尚在其次，畜居第一位，即是一头牛，其次是一头猪，老头儿则留在家里看守房子，要杀死便杀死”，反而有一种豁出去了的镇定，倒是跑反者每每谈“跑反”而色变。当然跑的次数多了就也并非总是惊慌失措，农人们在跑反的间歇依旧聚众打牌，或者在竹林间谈笑自若地纳凉，令莫须有先生很佩服他们的冷静。莫须有先生的儿子纯，就是在一次次跑反的经历中伴随着“牛的沉默猪的惶惑”一点点长大起来，逐渐也不用爸爸抱着，而能自己跑反了，最终则学会了把跑反当成新奇的“探访”，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避难，都感到兴奋和喜悦。当然孩子们更多获得的是“避难人的机警，不，简直可以说是智慧”。至于莫须有先生的逃难生涯则使得作为新文学作家的他神经更为敏感，脑细胞也特别活跃。逃难的过程中大脑里往往比平时充斥着更多的奇思异想，同时也激活了他的历史感，觉得“写在纸上的历史缺少真实性”，而真正’的历史是在眼前获得现实印证的历史。莫须有先生在跑反的路上，就把自己同民族历史真正联系了起来：
眼前的现实到底是历史呢？是地理呢？明明是地理，大家都向着多山的区域走。但中国历史上的大乱光景一定都是如此，即是跑反，见了今日的同胞，不啻见了昔日的祖先了。故莫须有先生觉得眼前是真正的历史。
这种把空间（地理）时间（历史）化，并在“今日的同胞”中晤面“昔日的祖先”，都是一种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特殊体验，只有借助战乱的经历才能获得。
“儿童的狱中日记”
前引《万寿宫》中“先生坐在那里大家动也不敢动”的一句描写，揭露了废名小时候私塾教育的冰山之一角。抗战爆发后，废名在老家直接在乡间从事小学教育，这种教书的经历构成了废名对教育问题屡发宏论的资本。
废名对教育的反思是从乡土儿童教育开始的：“莫须有先生每每想起他小时读书的那个学塾，那真是一座地狱了。做父母的送小孩子上学，要小孩子受教育，其为善意是绝对的，然而他们是把自己的小孩子送到黑暗的监狱里去。”废名因而得出了“教育本身确乎是罪行，而学校是监狱”的论断，这与福柯在诸如《规训与惩罚》等著述中阐释的思想何其相似乃尔。莫须有先生称自己“小时所受的教育确是等于有期徒刑”，并将他小时读《四书》的心理追记下来，则“算得儿童的狱中日记”：
读“赐也尔爱其羊”觉得喜悦，心里便在那里爱羊。
读“暴虎冯河”觉得喜悦，因为有一个“冯”字，这是我的姓了。但偏不要我读“冯”，又觉得寂寞了。
读“鸟之将死”觉得喜悦，因为我们捉着鸟总是死了。
读？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在邦必达，在家必达”，觉得好玩，又讨便宜，一句抵两句。
莫须有先生以孩童在“狱中”无法压抑的童趣反衬“监狱”的黑暗，让读者认同所谓“小孩子本来有他的世界，而大人要把他拘在监狱里”以及把旧时代的儿童教育看成是“黑暗的极端的例子”的说法。然而时到今天，乡土儿童教育依旧看不到光明。抗战期间当莫须有先生归乡之后，依旧体验着“乡村蒙学的黑暗”，看着孩子们做着“张良辟穀论”之类的八股文题目而不知所云，感到“中国的小孩子都不知道写什么，中国的语言文字陷溺久矣，教小孩子知道写什么，中国始有希望！”他自己则身体力行，贯彻自己的新的教育主张。一方面引进新的语法教学，一方面革新作文理念，大力提倡“写实”，让孩子都有话说。他让“小门徒们”写荷花，写蟋蟀，读到一学生说他清早起来看见荷塘里荷叶上有一只小青蛙蹲在荷叶上一动也不动，“像羲皇时代的老百姓”，就“很佩服他的写实”，称“这比陶渊明‘自谓是羲皇上人’还要来得古雅而新鲜”。
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看成是一部关于乡土教育的论述。
拣 柴
类似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美育也构成了废名教育理念的一部分，并使他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着人生审美化的理想。废名往往把审美情绪和审美经验引入日常世界，实现着审美和人生的统一。因此，《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虽然以长篇大论为主导特色，但是依旧充盈着大量富于审美情趣的乡土日常生活的细节。废名在叙述乡居生活、逃难生涯、患难之际的天伦之乐、乡亲之谊时，也是趣味横生，童心依在。譬如小说中关于莫须有先生的两个孩子——慈和纯——“拣柴”的描写：
冬日到山上树林里拣柴，真个如“洞庭鱼可拾”，一个小篮子一会儿就满了，两个小孩子抢着拣，笑着拣，天下从来没有这样如意的事了。这虽是世间的事，确是欢喜的世间，确是工作，确是游戏，又确乎不是空虚了，拿回去可以煮饭了，讨得妈妈的喜欢了。他们不知道爸爸是怎样地喜欢他们。是的，照莫须有先生的心理解释，拣柴便是天才的表现，便是创作，清风明月，春华秋实，都在这些枯柴上面拾起来了，所以烧着便是美丽的火，象征着生命。莫须有先生小时喜欢乡间塘里看打鱼，天旱时塘里的水干了，鱼便俯拾皆是，但其欢喜不及拣柴。喜欢看落叶，风吹落叶成阵，但其欢喜不及拣柴。喜欢看河水，大雨后小河里急流初至，但其欢喜不及拣柴。喜欢看雨线，便是现在教纯读国语课本，见书上有画，有“一条线，一条线，到河里，都不见”的文句，也还是情不自禁，如身临其境，但其欢喜不及拣柴。喜欢看果落，这个机会很少，后来在北平常常看见树上枣子落地了，但其欢喜不及拣柴。明月之夜，树影子都在地下，“只知解道春来瘦，不道春来独自多”，见着许多影子真个独自多了起来，但其欢喜不及拣柴。
拣柴这一在乡土生活中寻常不过的场景被莫须有先生赋予了过多的美学和生命意蕴，而即如看打鱼、看落叶、看河水、看雨线、看果落、看树影，都是对寻常生活的审美化观照，表达的是生命中的惊喜感。
废名擅长的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这里面体现的是一种观照生活的诗性倾向，同时融入了一种诗性的哲思，这一切，恐怕深深得益于废名对待生活的一种审美态度。拣柴的乡土细节中，充分表现了废名的艺术人生观。工作与游戏合一，背后则是审美观照，是诗性人生，欢喜人生，所以这里充分体现了废名对尘世的投入。废名的小说让我着迷之处正在他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审美化观照。一旦把生活审美化，世间便成为废名所谓的“欢喜的世间”。这种“欢喜”，荡涤了废名早期淡淡的厌世情绪以及周作人所说的“悲哀的空气”。小说中也每每强调莫须有先生“是怎样地爱故乡，爱国，爱历史，而且爱儿童生活啊”，这当然是废名的夫子自道，莫须有的形象在此昭示的是一个欢喜而执著地入世的废名。小说中记录了莫须有先生在除夕前一天进城采办年货而冒雪赶路，见一挑柴人头上流汗，便在道旁即兴而赋的一首白话诗：
我在路上看见额上流汗，
我仿佛看见人生在哭。
我看见人生在哭，
我额上流汗。
从艺术角度上看，这首“流汗”诗有游戏之作的意味，但是却表达了一个为他人的辛苦人生而感同身受的废名，一个如此贴近了乡土日常生活的更真实可爱的废名。
历经战乱的废名，其笔下的乡土记忆已经不再像“略带稻草气味”的早期那么纯然，已经又多了几许生之欢喜以及生之沉重，从而愈加丰富了中国的乡土记忆。
责任编辑 宗永平
都市的生灵
赵丽宏
乌 鸦
很多年前，曾在故宫看到大群乌鸦，还以此为题写过诗。那是日暮时分，夕阳的余晖在古老皇宫的金黄色屋脊上闪耀。故宫里已经没有游人，听不见人声。天上传来乌鸦的鸣叫，开始只是一声两声，孤独而嘹亮，黑色的翅膀划过彩色的屋檐，消失在屋脊背后。而它们引出的，却是一大群乌鸦，几乎是在瞬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