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曼案件 作者:[苏] 弗·鲍戈莫洛夫-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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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想到这里，就不想再为这件事浪费时间了。最后两个表示界标的地雷他就不拆了。
他又顽强地迈开大步，踏着铺了厚厚一层宽树叶的草地往前走去。他穿过处女林，有时用手拨开树枝，用发热的脸把蜘蛛网碰断，爬过树干下部的树杈。为了不放过任何痕迹，他得不停地转动着脑袋观察，因而脖子开始阵阵作疼起来，手枪也显得沉重了，在衣兜里直往下坠，不断地磨擦着大腿。上衣和裤子被汗水粘在身上，累得酸疼的两脚在长统靴里发烧似的发烫。
安德烈同他的同志们一样，几个星期以来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长时间的睡眠不足甚至使健壮如牛的塔曼采夫也吃不消了；至于安德烈，有时他简直连站也站不住了。现在他正处在这种令人不快的状态之中：非常想睡一觉，睡在什么地方都行，一头栽下去就睡，睡它个够。他竭力克制着睡意，迈着沉重的两腿，磕磕绊绊地走着，时而被遍地可见的树根绊倒，不过，他依然在林中小路上顽强地向前走去，这些林中小路杂草从生，难以辨认……
第６章 搜查小组组长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廖辛大尉
实际上，第一天什么也没有找到。
处了什洛维奇，我还去过卡面卡和诺沃晓尔卡，这是位于什洛维奇森林另一边的村庄，我还去过周围二十多个小村庄。
我们要找的人可能不在森林里。估计情况是这样：他们是昨天或者前天进入森林的，发过电报之后，他们便不失时机地躲了起来。在森林入口处有人看见过他们，所以我这样估计也是很自然的。
瓦秀可夫发现的两个陌生人，毫无疑问，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但是，把他们当做搜查线索还有待斟酌。第一，瓦秀可夫并没看清楚那两个人是从森林里出来的还是一直沿着林边走的，也许他们根本就没进过森林。第二，敌人发报是在离诺沃晓尔卡更近，而离什洛维奇更远一些的地方，为了快些离开他们发报的地方，更合理的做法不是穿过森林，而是尽快离开森林，赶到来往车辆很多的公路上去，并且找一辆过路的汽车坐上去。第三，最令人失望的是，瓦秀可夫只不过是在相当远的地方看到这两个陌生人的，他没能看清楚他们，因而他也不可能更详细地描述他们的相貌。
我轻而易举地就同农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而我感兴趣的是个很简单、甚至看起来谁也不觉得奇怪的问题：最近几天之内谁在林边附近看见过那两个陌生人？不用说，我不是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照老规矩，还得保密。
我大概同五十多个人谈了话，基本上都是一些妇女、老人和小孩。我觉得，只有两名原游击队员跟我确是无话不谈，其余的人对我是敬而远之，谨小慎微，都异口同声地说：什么也不知道。
“都是些愚昧无知、没见过世面的人。”利达市民警局局长曾经对我发过牢骚。“都是西部人嘛，这是可以理解的。几扁担也打不出个屁来……”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种议论，虽说有一定道理，不过，我是理解这些“愚昧无知”的人们的。
五年间，这里的生活发生了四次重大变化：开头是沙那茨波兰的法西斯制度，接着是同苏维埃白俄罗斯合并，后来发生了战争，战争第二天的晚上，这里就炮火连天，德军血腥地占领了此地。以后呢，苏维埃政权又回来了，而且已有两个月之久。
何况，除了正规军以外，还有一些能量很大的非法的武装人员。敌人占领时期，森林的主人是游击队员，现在，则是形形色色的土匪和德军的残余官兵，他们到处横行，有时还可以遇到小股的逃兵。
这些敌对分子的非法活动有某种共同性：突然袭击，残酷无情，草菅人命。同时又各有其特点：波兰的国民军分子常常是埋伏起来，射击公路上的汽车；他们主要是杀害我军人员，他们同人数很少的红军小分队也要火并。立陶宛的民族主义匪帮“绿军”从北方来到这里，专杀共产党员和村苏维埃的领导干部，有时不分青红皂白，把全家人都干掉，把农民们洗劫一空。德军和伏拉索夫分子则谨慎得多，他们一般是不进村，只在森林里偏僻的大路和小村庄中抢掠，但不留下一个活人作见证人。他们力求不暴露自己，以便逃避可能受到的惩罚和死刑。
一般来说，本地居民在所有这些可怕的凶恶力量面前是无处藏身的。他们对任何一位来客都感到可怕，在任何一种恶人面前他们都只能受到暴力的摧残，被人抢劫或被人杀害，因此，他们不无根据地得出结论，还是少说为妙，这样做起码可以平安无事，少惹麻烦。我穿的这身军服也未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因为波兰国民军分子也好，“绿军”也好，伏拉索夫分子也好，甚至德军，他们都穿我军军服。
连地方的一些领导干部有时也不愿意多说话。我在卡面卡的一次谈话是很说明问题的。
该村的苏维埃代表是个大鼻子老农民，这位白俄罗斯人长着稀稀拉拉、褪了色的胡子，叼着一根自制烟卷。他坐在一间空空荡荡的脏屋子里的桌旁，同一个长腿少年（通信员）在聚精会神地下棋，当有人来找他时，他甚至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不快，因为来人妨碍了他下棋。
三个端着德国步枪的老头儿守卫在村苏维埃办公室外面。他们紧紧地盯着我，默默地观察着“村长”如何检查我的证件，然后，迟疑了一会儿，便同那个少年一起走出去了。
象在什洛奇一样，我以部队驻防工作代表的身分作了自我介绍，出示了出差证件和军人证，但没有出示那个盖有吓人的印章的“锄奸”反特局的小红本。
这老头儿给我的印象是个单纯而又多嘴多舌的人，但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
他的确喜欢讲些一般性的话题，例如，关于粮食和物价如何昂贵啦，男劳力和拉大车的牲口如何不足啦等等。关于牲口不够这件事他甚至说了三遍，大概是怕我跟他借车用。但是，在我们谈话的这段时间里，他竟有本事几乎没有提起任何一个人的姓名，没有一句话谈及土匪，似乎土匪根本就不存在。不过，我觉得他最害怕的正是这些土匪。
他机灵地避而不谈那些曾同德国人合作并跟德国人逃走了的人们，而关于什洛维奇森林的情况他只简单地回答说：“我们从来不到那边去。”接着，他就谈起别的事情了。
对我来说，每一分钟都很宝贵，但他却不厌其详地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也不得不听他讲下去，什么他的女邻居的孩子们玩耍时怎么差点儿把房子烧了呀，什么一个叫费奥菲娜的老娘儿们今年春天生了个双胞胎啦，一个女孩儿是浅黄色头发，一个男孩却是黑头发呀等等。他说这些干什么呢？
谈话时他总是憨直友好地微笑着，抽着自己种的烟草，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告诉我：“你要知道，你来了，但一拍屁股你又走了，可是我还得在这里过日子啊！”
离开卡面卡村以后，我就到什洛维奇森林西北面的那些村子去了。
沿着森林，那些孤零零的木头房子相距甚远。每户人家的院子里还有库房一类建筑物，每家都有自己的菜园子，各户都有一小片树林和一小块耕地。我访问了每一个有人住的农户，但未能取得一点对我们有用的情报。
西日尼亚克应在两点钟准时把车开来，并在我们约定的地点等我。刚过两点钟我就朝公路走去，以便把肩章、船形帽和证件放在汽车里，然后进入森林搜查我负责的那个地段。
我正匆忙地穿过榛树林时，发现身后有越走越近的脚步声。我环顾周围，什么也没有发现。我倾听了一会儿，很明显是有人在追赶着我。我边走边打开了ＴＴ型手枪的开关，把手枪放进裤兜，选了个合适的地方，立即藏进灌木从中。
很快我就看见了追赶我的那个人。他沿着榛树林几乎象是跑步似地往前疾走。这是个男人，黑头发，驼背，矮小而又孱弱，大约四十来岁，穿着一件破上衣和在膝头和屁股上有两大块补丁的破裤子，脚登一双脏靴子。
大约一小时前，我同这个农民在他家中谈过话，当时在场的除他以外，还有他的妻子和岳母，这是我的猜测。我感觉到，在我进屋之前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或争吵，三个人的脸上都显出了一种心情不安或心绪不宁的样子。女人，特别是那位老年妇女，她双眼红肿，显然是刚刚哭过。驼背自己则带着难以掩饰的恐惧神情看着我；他说的是波兰话，只用“是”和“不是”这种简单的话来回答我的问题，而且总在声音很低地重复：“我不明白……我不知道……”
现在，驼背走到我前面去了，他又往前走了十几步才停下，倾听了一会儿，推测着我往哪一边走了。后来，他转过身，看见了我，吓得哆嗦了一下，张荒失措地说：“日安……”
“日安！”我不动声色地答道，尽管我们已经打过招呼了，按理说，我应该问一问：“您找我干什么？”
毫无疑问，他是跑来找我的。我看着他，等他先说话。他那没有刮过的发热的脸上布满了汗珠，他那难看的尖尖的胸部激动不安地起伏着。破旧的长统靴上粘着已经干了的马粪。
“老爷同志……”他吓得环顾了一下四周，欲言又止，他侧起耳朵在倾听着什么。“军官老爷……”
他讲的是波兰话，说话是情绪激动，断断续续地低声讲着，很多话我没听懂，因此，我反复地问着他。在我们长达三十多分钟的谈话中，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清了事情的大致情况。
他在讲述时，总在不停地四处张望。有时他对我做个手势，突然一言不发，并紧张地倾听着什么。有两次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害怕，而他大概都没听懂我的话，只是莫名其妙地耸了耸肩。
同他分手以后，我就朝停着卡车的方向走去，一路上我都在琢磨驼背讲的事情。
根据我听懂的部分内容判断，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凌晨，他……斯塔尼斯拉夫·斯维里德，去找天黑了还没回家的乳牛时，在离什洛维奇森林不远的地方，看见了三名身穿苏军军装的人。他们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排成一行纵队地走着，但斯塔尼斯拉夫躲在树从中，所以那三个人并没发现他。他认出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就是巴甫洛夫斯基，名字叫卡季米尔；另外两个人他不认识，是第一次看见他们。
据斯维里德说，在德军占领时期，这个巴甫洛夫斯基曾在华沙一带为德寇服务，似乎当过警察或别的什么头目，起码他是赚了大钱的（我记得，斯维里德曾三次提到他赚了大钱一事，而且是用嫉妒的口吻说的）。巴甫洛夫斯基曾多次到父亲这里来小住，他父亲就在邻村生活。巴甫洛夫斯基来时总是穿着便衣，戴着礼帽，不过，斯维里德说，他确实有德军军衔和德国鬼子发的奖章。
据斯维里德说，巴甫洛夫斯基的父亲是德国人，现在已经被我逮捕，扣押在利达市监狱。他的亲姑妈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