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曼案件 作者:[苏] 弗·鲍戈莫洛夫-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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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首要任务还是逮捕和消灭德国特务和空投特务，同敌人的伞兵进行斗争。
这都是在命令中明文规定的我们应完成的任务和应尽的职责，但是，当时我们干的事情比这些规定要多得多，简直数不过来！我们甚至还当过产婆哩。
傍晚，我们站在公路上，正准备检查“爱姆卡”牌小轿车。在司机身旁坐着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少校，他身穿雪青色上等呢军装，除了菱形领章，还挂着两枚勋章和一枚黑色“光荣的契卡工作者”胸章。后座上坐着他的妻子，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她带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子。另一个男人健壮得象运动员，他戴有一枚“伏罗希洛夫射击手”徽章和两个陀螺状肩章……这是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士。福明少校携同妻子和儿子去莫斯科市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赴任。处私人物品外，汽车中还有两大捆文件，文件上盖有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火漆印，在他们出示的密令中对这些文件的说明是“绝密文件”。密令还注明，司机和中士都是保卫人员。
一切都规规矩矩、周到合理，证件也没有什么可疑挑剔的地方；少校的证件上有我们很熟悉的、用墨水签署的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的姓名，而在一九三Ｏ年授予他的胸章证书上，则有敏任斯基的亲笔签字。少校的妻子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文职人员，她的证件和另外两名军人（司机和中士）的证件也毫无可疑之处。“爱姆卡”牌小轿车的牌号是明斯克市的，汽车执照和路条也是真的，挂在车里的可折叠的毛瑟枪上有个银牌，上面刻着：“福明同志（附有名字和父名的第一个字母）留念。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赠。”
这一切都天衣无缝……文件也好，军用物品也好，人的举止也好，甚至表面看来，儿子跟双亲还有相似之处呢：男孩子的浅黄色头发和蓝眼睛象母亲，高颧骨和高额头象父亲。一切都没有问题，他们对作战环境也非常熟悉。少校还表示信任地小声说了一句：“您是鲍利斯．伊万诺维奇那个部队的吗？是归康得拉申指挥吗？”
康得拉申．鲍利斯．伊万诺维奇担任我们边防军独立团团长才三天……连这件事他们都清楚。
然而，我们还是逮捕了他们。
我现在向福姆岑柯和鲁日诺夫讲这一段真实经历时，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便在某些地方添油加醋地吹嘘了一通。
我当时抓到的基本上是一些尸体，那位也开枪射击我们的金发女郎则受了重伤。
原来，男孩子是一位苏联军官的儿子，是德国人在战争开始后的头几天在边境某地找到的。他们跟这个孩子在一起生活了几天，教他称呼“少校”是爸爸，而称呼金发女郎是妈妈，而且终于把孩子交会了。但是，由于孩子有时还会说错，把她叫成“阿姨”（还是把男的叫成“叔叔”，我记不准了），德国人便想了个办法：当攥住孩子的手时，就表示禁止孩子出声。为了这个目的，为了孩子不致乱说，还在他嘴里塞了块水果糖。
检查证件时，那位“妈妈”（实际上是个报务员）看来是由于紧张而把孩子的手攥痛了，孩子皱了一下眉头。
我要事先说明一下，后来，当这孩子抱着全身是血、快要死去的这个女人的时候，孩子的两只胳臂也是抱得紧紧的，而且号啕大哭。在这一幕可怕的流血事件中，这个女人在孩子眼中是他最亲爱的人。
当时，我虽然已经在边境上服役两年了，可还是个不太懂事的年青人。我发现，她紧紧地攥着孩子的小手，而孩子却在皱眉头，孩子嘴里又塞了块水果糖。当然，首先发现这一情况的不是我，而是赫鲁斯塔廖夫中尉，我们边境哨所所长，他负责检查证件。
就是赫鲁斯塔廖夫中尉向我们发出了约定的信号，而他自己则从边防军战士的手中拿过步枪，一言不发地用刺刀使劲儿地捅了几下有火漆印的一捆文件，发出了金属碰撞的声音（里面有用硬铝片包起来的发报机）。
“您这是干什么？！”少校生气地喊了起来。
他这句话也是个信号，因为一瞬间他们四个人都掏出了手枪。
我站在小轿车的左侧的后门旁边，我的任务首先是“监视”那个“中士”和司机。他们一掏出手枪，我就当机立断地对准中士的两眉中间给他吃了两颗子弹，第三颗子弹则射进了司机的太阳穴。
“少校”是被赫鲁斯塔廖夫打死的，他还把打伤了一名边防军战士的那个金发女郎放倒了。
赫鲁斯塔廖夫可是个精明能干、机智果断的人。必要时，他不仅可以用刺刀去检查一名少校的东西，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政委或部长的任何文件和行李也不在话下。
他是个精明的人，但一星期之后，差不多是在与奥尔沙公路上的那次事件一样的情况下，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他只不过迟疑了几秒钟，便为此付出了代价……牺牲了。在这类情况下，向来是谁先下手谁就是胜利者……
关于如何处理了尸体，我当然一字未提。当时到处提的口号以及给我下达的命令都是：“消灭一切德国间谍和空投特务！”我们消灭了多少德国特务呵……直到我们变得聪明了一些的时候。现在你试试看吧，如果你抓不到活的特务，你就要倒霉，上级级要剥你的皮，还要把处分决定塞进你的档案哩。
我在给福姆岑柯和鲁日诺夫上课时，为了不使他们分心，便自己负起监视的责任。我边讲课，边时而望着窗外，他们俩就睁大了眼睛，傻看着我。
有意思的是，他们也跟我一样，是开战那年夏天就参加战斗的。福姆岑柯受伤前是航空大队的领航员，鲁日诺夫是班长。我不知道他们的飞行技术怎么样，但从奖章来看，还是可以的。至于说起积极侦察和暴力拘捕这些事，他们都一窍不统，我认为，一旦遇到那种情况，他们是不会顶用的！……
天黑以后，我们往阁楼上抱了些干草和防跳蚤的艾嵩，把一切安排得舒舒服服。
天已经漆黑了，我立即派他们躲在尤莉娅房后的灌木从中大约有五十米远的地方，而我自己则躲在另一头的房子前面的灌木从里。事先我们讨论了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商定了协同行动的信号；我把所有决定都讲了两遍，就象给一年级的小学生上课一样。
“如果他独自来，”我开门见山地说，“我就不需要你们帮忙了。如果只有他一个人，你们就待在原地，不要处理……”
第45章 阿廖辛和波里亚可夫
阿廖辛没听见逐渐驶近的汽车的响声，只是当人家摇晃了几下他的肩膀之后，他才醒了过来。他一睁开眼就马上站起来了；波里亚可夫中校拿着手电筒照着床头，站在他身旁。
阿廖辛用雨衣挡住窗户，点着汽灯，匆忙穿好衣服。这时他瞟了一眼手表：差五分三点钟，就是说，还可以再睡两小时……
“对不起，你这里能找到吃的东西吗？”波里亚可夫问道。
波里亚可夫摘下船形帽，脱了军大衣，把鼓鼓囊囊的空军用的背包放在桌子上。他个子不高，身体很结实，搓着两只胖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阿廖辛取出一个吃剩的肉罐头和几个煮土豆，一块面包。当波里亚可夫吃饭时，阿廖辛就坐在一旁汇报前一天的工作，谈到他对戈罗林斯卡娅和奥库利奇的访问，他们在市内的搜查活动以及他通过高频电话同将军的谈话。
中校听着汇报，时而提几个问题，他那鼻子笔直、前额突出的其貌不扬的面孔毫无表情。只是当阿廖辛说到玻璃纸时，他才开始感到兴趣并要亲自看一看。他把玻璃纸放在灯光下看了一会儿，用鼻子嗅了嗅，说道：“四四年六月的产品……出厂号码也对……有意思！”
波里亚可夫是这样一个人，在进行侦察工作时，他的意见无疑是最受阿廖辛及其他搜捕队队员们重视的。中校是善于从极少的材料中得出正确结论的罕见的天才。他在研究各种事实时，往往根据某一特殊情况就能得出出乎人们意料的结论，而且常常是正确的结论。因此，阿廖辛详细地对他讲述了全部经过，包括自己对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这条线索的怀疑态度。阿廖辛一讲完，便竖起耳朵等他开口了。
这时，波里亚可夫吃完了最后一个土豆，点燃了一支烟；然后，他从文件包里取出了两个信封，一个是邮局用的普通信封，一个稍大些，他从中取出一张地图，铺在桌上。
他终于象往常一样，不慌不忙地谈起来了。但他谈的不是阿廖辛要听的事情。波里亚可夫开始详细地讲述“道奇”牌汽车被劫和古谢夫中士遇害的情况。阿廖辛聚精会神地听着，当阿廖辛听到小汽车的牌好时，脑海中出现了一个问号：这件事同“涅曼”案件有什么关系，同时可以肯定，波里亚可夫是想知道阿廖辛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在城市入口检查站，有两个人，一个是上尉，另一个是中尉，也是从该市出来的，要求搭车。这两个人穿着斗篷式雨衣，上尉四十岁左右，比较胖，留着小胡子……戴的是野战军军帽。中尉年青得多，但古谢夫记不起他的外貌了……”
“他们带着什么东西没有？”阿廖辛问道。
“带着东西。古谢夫记得，有一只不大的旧皮箱和一个褐色背包，是战利品……他们说一口纯粹的俄语，但从口音上判断，上尉可能是个乌克兰人。他们坐在古谢夫背后，古谢夫开车出发了。走到湖边，上尉请求停车，说要去解手。那儿是个偏僻的地方，森林从两侧把公路紧紧地夹在中间。古谢夫停了车，想吸支烟（是他们送给他的烟），但他头上挨了一击，昏迷过去了，这以后的事情他就不知道了……当时他坐在方向盘前，而伤口是在左耳上部。”
“左撇子打的……”
“对，是左撇子打的，或者是左右由都同意灵便的人打的，不过，这后一种的可能性不大。古谢夫在灌木从中醒了过来，听到附近有过路的汽车声，便吃力地爬到公路上，他就在公路上被人们救了起来。看来，他们把古谢夫打晕过去以后，把他拖到灌木从里，没敢开枪，怕被人们听见，就往躺作地上的古谢夫背后捅了两刀。他们是往心脏部位捅的，但捅得不准，这是因为汽车还停在公路上，他们着急了，显然正是这种情况救了古谢夫……他们把古谢夫的红军军人证件、驾驶证和钱都拿走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拿走了自制的硬铝烟盒，而没拿那只很好的手表。他们还从放在汽车里的冲锋枪的子弹盘里拿走了近四十发子弹……”
“他们穿着斗篷式雨衣，古谢夫怎么知道他们的军衔呢？”
“上尉上汽车时，斗篷敞开了，古谢夫看见他军上衣的肩章。他记得，肩章上有三颗星，而在三颗星的上方有个洞孔和一快揉皱了的地方，古谢夫认为，这就是原来有军种标记的地方。”
“也许是第四颗星呢？”
“古谢夫认为是军种标记，而且是炮兵的标记。他没注意他们的军装是什么颜色的，但不知为什么他坚信他们是炮兵部队的。他这种想法完全是下意识的，一直也没说清楚他的根据何在。当他同意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