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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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一个配角。那一天是2月10日上午，晴空万里，天光澄澈。邓小平走进贝岭公司。眼前一大片设备全都来自美国，被巨大的玻璃笼罩着，一尘不染，所以这里也就叫做百级净化车间。它是生产集成电路的，这在当时中国是件新鲜事。公司领导者倾心尽力地向老人讲述这种技术。邓小平对于技术的热情与想像力，显然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当他在放大镜里终于看清了那块集成电路时，就感叹这东西像高楼大厦。然而，邓毕竟是一个政治家而非科学家，在他的内心深处，想着另外一个问题。他指着集成电路，忽然转头问吴邦国：
　　你说，这东西姓社还是姓资？
　　吴邦国那时是上海市委书记，全程陪伴在邓小平左右。听到老人问话，当即回答道：这东西过去姓资，现在为我所用，就是姓社。　

　　对嘛，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引过来，它的姓就变了。变成姓社了。邓小平笑道，我们不少干部，至今姓社姓资这个观念还没有解决好，要再开放一点。
　　这话的用意，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全都心知肚明。要说他在力挽狂澜，也不过分。自从他在年初到南中国走了一圈，把那些激进的改革人物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全中国都跟着风起云涌。文人们再次激动起来，记者、作家、诗人、歌手，竭尽全力为这个春天唱出一曲又一曲颂歌。民间喜欢把它说成南巡，官方则说是南方谈话。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把他说过的话变成党的决议。2000多位人民代表聚会人民大会堂，要求把邓小平的话加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杨尚昆告诉那些还在犹豫的政府官员：更放宽些，更大胆些。他说完这话没几天，中南海再接再厉，制定文件号召全国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取消对沪深股市交易价格的限制，批准兴建和筹备一大批保税区，批准60个县市全面开放。还决定开放长江沿岸的5个内陆城市。从深圳开始，土地价格开始上涨，由南而北席卷整个沿海地区。不过，那时候政府官员不为这个发愁，他们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不知道怎么把产品卖出去。对于联想公司竟能每月把至少10万块微机主板出口海外，国务院机电部的官员全都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于是召开厅局长会议，把柳传志邀来，听他讲述那茅台酒质量，二锅头价格的故事详见《联想风云》。。
　　经商之风已蔚为壮观。人们不约而同地用大海来描述市场，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经商称为下海。没有谁会忘记这个激动人心的季节。此前他们对商人的说法不一，但几乎没有人会把自己与商人联系在一起。此后他们投身商界，有些人将成就大事，另外一些人则一事无成。他们都非等闲之辈，平生目睹中国的无穷变幻，经历无数挫折和成功，早就看破红尘，可是这一年下海对于他们价值观念的冲击最大，影响最深。他们不是辞职就是改行，不是当了董事长，就是当了总经理，再不就是公司顾问或者个体户。按照国家人事部事后的估计，这一年辞官下海者有12万人，不辞官却又投身商业的人超过了1000万！另外还有大约数以百万计的教师、学生和科技人员在经商。你可以想像，那些还没有忙起来的人心里是多么躁动不安。眼看着别人纷纷兼职挣外快，心里着急啊。北京大学一位研究生说，看来图书馆是坐不住了。　　

　　全中国都在传播着发财的欲望和浮躁。现在回过头来看，很难说是党的方针立竿见影，还是整个社会在推着党向前走，也许两种情况都是有的，互为因果。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人热衷于经商不是没有过，1984年有过一次，1987年是第二次，但是都被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和经济整顿打断了。现在，国务院把那些年颁发出来禁止人们经商的文件都找出来，不是废止，就是修改，有400多份。我们国家的行政机构叠床架屋，一向仰仗红头文件的逐级颁发，或疾或缓地运转。如今中南海风气即开，各地群起响应，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牟利。有个检查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有个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税务官员从来都是锱铢计较的，现在也大方了，说是可以不交营业税。皮包公司在1988年还是过街老鼠呢，政府严令除恶务尽，现在，报纸上公开为它们喊怨，说皮包公司是商业领域的润滑剂！学者们也开始编纂新时代的理论，很快达成共识：买空卖空不是犯罪，是供求双方的红娘。
　　中关村的人们看到这局面，颓唐之气一扫而光，不仅柳传志在国务院的官员面前神气活现，而且胡昭广他们也激动得脸上放光。5月15日是个星期五，江泽民来到中关村。尽管中关村好多年来就是中南海桌上桌下的话题，连续几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全都过问，但是党的最高领导者来到这里，却还是头一遭。那些等待好久的人们——李锡铭、陈希同、沈仁道、胡昭广、柳传志、段永基，眼看机不可失，一个接一个地在他耳边说：开发区没花国家一分钱啊、这就是科技人员下海啊、真是了不起啊。党的领袖被这一群人簇拥着，来到电子一条街，从南涌到北，又涌回来。他的笑容，他的眼光，他的举手投足，他在四通公司的展品前驻足观看，他在一架电子琴上奏出一首《大路歌》，都为这条大街增添光彩。这最后一个情节后来还被编成中关村的新故事，人人传诵。
　　这是在说电子琴？说《大路歌》？说这条街上的科技人员？还是在说试验区？没人知道。不过，这不重要。在中国，领袖亲临历来都是一种象征，而现在更有双重的含义。在中关村，这表明来自保守主义者的威胁从此寿终正寝。《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杜涌涛一定闻出此中味道，所以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说：视察决不是一般的视察，讲话也不是一般的讲话。的确不一般。不然，这位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就不会当场做出决定：把中关村的模式推广到全国去；也不会在回到中南海的第二天便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成立另外22个新技术开发区，把它们设立到全国各地；也不会在三个星期之后再次来到中关村，坐在中央党校的讲坛上，宣布他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一全国的行动，进而把过去两年多来保守派营造的反和平演变的理论来个大逆转。　

　　从这时起，全中国都不再讳言市场经济的好处和计划经济的害处，国家计委宣布指令性计划指标将减少一半，半死不活的私营企业重新活跃起来。记者纷纷跑到中关村来寻找新故事，这是在回应国务委员宋健的呼吁，花些力气宣传一下民办科技企业家。有个记者说：当年陈春先等人点燃的星星之火，已经形成燎原之势。还有个记者干脆把那些民间企业家和最杰出的科学家们相提并论，说他们一样的高尚。说高尚，有溢美之嫌；说燎原之势，倒是真的。民办科技企业在经过两年彷徨之后，陡然增长起来，到了1992年夏天，全国已有1？9万家，有40万人在为它工作，这中间有70％集中在北京。而北京的这些民办科技企业中，又有70％集中在中关村。
　　今天人们沿着中关村大街向北，穿过三环路、四环路，进入信息大道，走马观花一番，可以看到道路逐渐宽阔，楼宇忽然高大，边缘整齐，开阔豪迈，一草一木都是新气象。这片土地在1992年的火热形势中被政府圈起来，开工兴建。当时它只是一个有着800户农家名叫上地的村庄，被一片农田包围着，一条狭窄的马路弯弯曲曲地伸到这里，像根羊肠似的。而今天，它已成为信息产业基地，被并入中关村版图，成为其中最具感召力的一部分。
　　单就成长速度来看，这片土地可算是突然崛起的典范，和中关村的核心区域相比较，它的影响大不相同。核心区在漫长岁月里渐渐形成，它所遵循的顺序是，先建大学和研究机构，然后修建居民区，最后才是新公司从里面乱七八糟地生长出来。公司混杂在社区中间。社区淹没公司，而不是公司覆盖社区。在旧城里，由原住居民制定社区规则，形成道德标准和民间习俗。而在上地这样的新兴之地，创业的历史是由外来人的突然闯入开始的，他们毁灭当地人的村舍和良田，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开始。城市化的进程开始得晚，并不意味着它的步伐也会落后。事实上，在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建设新城，要比改造一个历经千百年一砖一瓦建设起来的老城，更加容易，也更加便捷。这是整个国家城市扩张进程的通例。从中关村的特有环境来看，这块城市化进程较晚开始的地区，更有其独特之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政府行政力量的产物。　　

　　自从1988年试验区成立以来，上地堪称政府意志的第一个作品，也是由杰出和愚蠢共同绘就的伟大篇章。这一计划早在1990年就已悄悄展开。一群地方政府的官员认定，中南海为试验区划定的100平方公里疆界实在太小，因此试图制定一个扩张蓝图。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名叫戴卫的处长奉命来到这里，在做了一番详细调查之后，主张将中关村的原有边界向这座城市的三个方向大举推进。他甚至亲手绘制一幅想像中的新版图，附在自己的雄心勃勃的报告后面，呈送上级。令人称奇的是，后来15年中关村的扩张步骤，基本上就是按照他的这幅蓝图推向四面八方，他本人也成为中关村管理委员会的主任。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中，中关村的支持者们焦头烂额，自身难保，所以这一计划在长达12个月里被束之高阁。1991年，一批官员联合起来，试图在上地建造新社区。他们来自国家科委、北京市委和中国科学院，所以行动相当有力。北京市政府甚至不惜把上地村从版图上一笔勾销，把这块2600多亩原本属于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到了这年10月，政府匆忙宣布要在这里建设信息产业基地，把它当做北京市的第二号后劲工程。
　　冬天接着就来了，气温很快降到零度以下。在这个城市，这不是个适于施工的季节，然而建设计划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起来。让人放心的是，当时无论官员、学者还是企业经营者，没人对此持有异议。自从电子一条街诞生以来，还没有哪一件事能够像开发上地一样得到如此一致的赞同。这样，中关村试验区的扩张计划，就在它成立40个月之后付诸实施了。到1992年3月26日，这片土地迎来第一批买家。为了迎接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时刻，政府把一大群记者请到香格里拉饭店，向他们宣布，这是北京市第一次公开出让土地使用权。　

　　把土地有偿出让当做一个招牌向媒体兜售，最好地说明了，上地的早期开发在本质上是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圈地运动。它所包含的特征——丈量土地、修路、输电、供水、移民、摧毁原有的一切、输入资本和技术、营造新产业，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基本内容，一直持续到今天。
　　为了弄懂中关村在此后10年的扩张进程，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这场圈地运动的由来和影响。就我们国家的历史来看，土地的买卖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