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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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简单。想当初他颇有先见之明地把那些2401打字机囤积在玉泉山下，现在就像变戏法似的拿将出来，换回现金，来给员工发工资。
　　段永基凭着勇气、智慧、以及几分赌徒心机，总算化险为夷。然而从保存下来的文件和其他当事者的陈述可以看出，如果政府当真拿他开刀，他就不可能度过这个难关。作为试验区办公室主任，胡昭广那时候义不容辞地成为清查组组长，诸如段永基这样的人，都是他的目标。当时白颐路上的公司领导者都对这位胡主任抱着戒心。不过，胡昭广对段永基却没有敌意。事实上他对段永基和警察之间的秘密了如指掌，还知道警察对他不错，天天给他西瓜吃。他对这一切都佯装不知，只一个劲儿对警察说：人家从香港回来了。要是有大问题，能回来吗？
　　胡昭广还找到一次机会向市委书记李锡铭禀报。他抱怨道，各方面的指责铺天盖地的，就是要把开发区灭掉的感觉，让他这个主任面临巨大压力。这促使那位书记不能不考虑这件事。显然是决心挽狂澜于既倒，也为自己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形象，他督促属下那些高级官员讨论这个问题。会议从下午2点直到晚上7点，他们每个人都说了话。胡昭广在一旁恭听，他发现李锡铭连厕所都顾不上去，一直在苦思冥想。到最后，胡昭广终于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万润南是万润南，四通是四通。李锡铭说，四通还要办下去。
　　胡昭广如释重负，当即把这消息告诉同事，好让李书记的话在一夜之间传遍中关村。这是他的原话，胡昭广逢人就说，对，原话。我们在保留下来的会议记录中，并没有看到这句话，但却倾向于认为它不是胡昭广的杜撰，而是真的。因为这是中关村里传得最迅速也最为久远的一句话了。李锡铭也从来没有出来否认。直到今天，人们还是念念不忘。另外一个身临其境名叫王思红的人说：这一句话就把四通解放了。而四通公司的确是从这一天开始重新运转起来的，段永基也是在此后不久便被释放回家。有意思的是，这时候胡昭广主持的对四通的调查还没开始呢。他先得到市委书记的令箭，然后又去四通公司召开大会。市领导说啦，他对着一屋子张口结舌的人说，四通还要办下去。
　　现在到了这个故事的最后的、也是最富有深意的部分。社会舆论纷纷倒戈，政府中的某些官员表现了坚定的团结精神。他们成了中关村的潜在的支持力量。这些官员在袒护什么吗？不是段永基，甚至也不是四通。他们显然是要保住中关村。这在此前和此后都有无数例证，即使在当时，也由胡昭广很明确地说了出来：如果四通被灭掉了，试验区就一定完蛋。　　

　　四通有那么大意义吗？有个记者将信将疑地问。
　　有！他断然说，因为四通是四自的旗帜。
　　1990年，中国经济的萎靡不振已经进入第二年。社会需求被抑制了，物价下降了，老百姓不再争挤兑银行、抢购粮食。不过，市场上的东西却又卖不出去了。市场疲软了，工厂里的机器也就跟着疲软，整个国家的工业甚至还出现负增长，也就是下降了。所以邓小平不觉得这是比较好的成绩，反而抱怨：和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这叫滑坡了。出现这么多始料未及的事情，不要说老百姓，就连那些永远有理的经济学家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出来打圆场。

　　原因何在？1990年中国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其实都是政治问题。一些人在意识形态方面显然存在急速地向左转的倾向。过去10年建立起来的所有东西——改革开放的观念、经济第一的观念、市场的观念、利润的观念、经济多元化的观念、人的价值的观念、需要一个中产阶级的观念，似乎全都推倒重来。甚至80年代的改革开放究竟是在拯救中国还是危害中国这样的问题，也成了当时人们意见分歧的焦点所在。中国人在整个80年代如火如荼地改革了一场，共产党执政几十年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这就解决了，举世为之惊叹。此外还有深圳特区和珠海特区、还有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崛起，还有沿海14个对外开放的城市，还有北京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可是，按照那时候有些报纸上的说法，这些成就全都值得怀疑了。　

　　历史学家总是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他们不相信历史长河中会重复出现同样的情景。但是历史如果真的重复起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比如我们身处1990年的中国，就会禁不住回想60年代和70年代。很多话，比如阶级斗争，比如资产阶级的温床，就是似曾相识的。10年以来活跃万分的那些媒体，现在一如既往地活跃着，不过，说出来的话不一样了。那时候，它们大张旗鼓地主张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现在，它们剑拔弩张地批评改革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
　　在中关村看来，这些问题充其量是意识形态的是非，他们吸取前车之鉴，敬而远之，只关心自己企业的生存和员工饭碗。可是到了1990年2月22日，白颐路上的气氛也不对了，就算那些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也不能不瞪大眼睛，倒吸一口凉气。他们发现，政治批判的矛头朝着他们这些人转过来，日愈逼近。这一天。《人民日报》把一篇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刊登在第一版上，通栏，大字标题。作者写下千言万语，其实最重要的话只有一个问题和一个答案：
　　——今日中国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
　　——中国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
　　中关村被这话吓了一跳。这些年来，他们只顾经济，只顾挣钱，哪里会想到居然成了资本主义的根源。再往下看，不免更加紧张。因为文章继续说，所谓资本主义化，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从春天到夏天，这样的说法越来越多，堂堂正正地发表在党报上。然而还有更加不妙的谣言传过来。这谣言说，有领导放出话来，要把私营企业主搞得倾家荡产。这话从来没被证实过，也不知是真是假，不过好多人相信它。人们瞪大眼睛，左顾右盼，不知道将会有个怎样的明天。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们，全都吓得够呛。那几个月，全中国的个体户一下子少了300万家，私营企业也有大约一半关了门。老板们纷纷卷款而走，工人们一下子全都没了工作。不过，这些人十之八九原本就是农民，不在政府的失业统计范围之内，有些人家里还有几亩地，于是又回到土地上。说是有些人，其实多得不得了，总数可达几百万。还有些人不想回家去，就盘桓在城市的大街上，偶然看到公共汽车站牌上有个中关村，觉得那个村字看着眼熟，感到一种温暖，就跑过来。后来中关村大街上卷起的民工潮，追根寻源，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说中关村像个村，并不过分。只不过它是我们国家最繁荣的村，还成了好多民间资本的避难地。当地政府掩人耳目，不说什么，等到风声一过，就把下面这个事实公布出来：中关村的新技术企业原来一直在增加，1987年还只有148家，到1990年底就有930家了，1991年又超过了1300家，至少有两万人在这些公司里工作。到了这时候，就连段永基也相信，危机已经过去。
　　能够逃过这一劫，他说，真是幸运！

　　政治风云汇聚在我们国家的上空，可是中关村却有另一番气象。我们查遍1990年试验区16次主任会议的记录，居然看不到有哪一回提到了阶级斗争、和平演变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来源。事实上，他们至少有一次提到技工贸一体化，还有一次提到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说这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宝贵改革经验，必须坚持。不用说，这与当时党报上的言论不能合拍，可是胡昭广佯装不知，他絮絮叨叨地说了好多话，意思只有一个，既然管不了国家大事，咱们就稳定小环境。所谓小环境，就是中关村。而在赵慕兰看来，这是一种围堰效应。此人当时是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个处长，其职责本来是为政府行政出谋划策，她却常常为下级组织的我行我素寻找理论根据。那两年，她总是说：　

　　中关村就好像一个小小的孤岛，深陷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周围卷起惊涛骇浪。这时候我们筑起一个围堰，把海水挡在外面。不论是谁，你只要走进这个圈子，就可以在里面好好生活。没有人批判你，没有人检查你，没有人给你下命令，没有人指示你该这么干、不该那么干。没有！这个围堰就是试验区办公室。
　　白颐路重新活跃起来，载着形形色色电子器件的平板三轮又开始进进出出。四通公司在玉泉山下的流水线重新转动，把2401电子打字机源源不断地送到市场上。段永基恢复了自由，甚至还能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王文京不再抱怨生不逢时。中关村这第一位私营企业主借助于围堰遮风避雨，一年来夜以继日地研究自己的财务管理软件。一个完全由民间人物创办的组织——北京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变本加厉地活动起来，这有点像早期白颐路上的那个沙龙，只不过规模更大。就在党报把他们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基础时，这些人也决定创办一家报纸，针锋相对地发表自己的主张。6月1日，这张报纸就创刊了。这一切都是纪世瀛策划的。我们应当记得，此人曾是陈春先的最坚定的伙伴，中关村的开拓时期也有他的影子。这时候他去请严济慈给新报纸写个报头。严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是个成名人物。他是一个科学家，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曾是纪世瀛的老师。奇怪的是，他对这个弟子的不务正业颇为欣赏，当场写下科技之光四字，看上去既张扬而又意味深长。这让那些把民营当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的理论家们有些难堪。然而纪世瀛如获至宝，胡昭广和他的同事们也兴奋异常。他们在常务会议上相互鼓励要坚定信心，进而制定一个更加激进的计划，这包括从财政收入中拨出一笔钱来筹办《试验区报》。
　　1990年夏天，中关村迎来了一批来访的西方客人，一行4人。只不过两周之后，第二批又来了。这一回是30个外国记者，来自美国、日本、法国、英国、西德、意大利、波兰、葡萄牙、捷克、越南、荷兰和印度。这群外国人在白颐路上转来转去，看了四通，又看信通。他们原本充满怀疑、敌意和好奇，现在到处打探，结果看到一些东西，与他们一年来获得的北京消息是如此不同。接着他们又听到那位胡主任的声音：1990年上半年全国经济状况很不好，但试验区经济取得60％的增长率。有个记者直截了当地问：你在企业建立党的机构，是否与你倡导的四自相悖？胡昭广知道他是在说四自变成六自六自第一次出现在政府的文件中，是1989年10月27日第四十九次常务会议纪要。它在原来四自之外增加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根据当时海淀区区委书记沈仁道的回忆，这是为了提醒企业不要过分张狂。此外政府还加强了自己的力量。比如建立共产党的试验区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