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壑难填 作者:丁一鹤-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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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了，他告诉妻子，其实自己是不愿意离婚的。但他又怎么好去跟马殷红谈分手呢？毕竟他不但占了人家身体上的便宜，还欠了人家3万元没有还呢。而且，这笔欠款是帮助朋友转借的，万万不能告诉妻子。
其实马殷红也非常窝火，尽管她在委身于胡克非时，只是想在北京找个靠山，女人依靠一个男人就是想过得更好，有比别人更多的金钱。自己的生意也需要钱，而自己不但搭上了人，还搭上了钱，现在人得不到，钱也得不到。这种金钱观很快撼动了马殷红原本对胡克非的那点微薄的情感。窝了一肚子的气的马殷红也想找胡克非摊牌。但是，胡克非却避而不见。马殷红担心自己闹个人财两空，于是她隔三差五地找理由向胡克非要钱。
当初偷情的刺激慢慢消退，胡克非终于后悔自己当初不该盲目攀比别人找什么情人。现在眼看要闹得妻离子散有家不能回，连红红火火的生意也因为自己陷入两个女人之间无心经营。胡克非厌倦了包养情妇的生活，尤其是妻子主动提出离婚后，他下决心不再跟马殷红来往。
见胡克非有回心转意的意思，高小萍非常高兴。她决定亲自出面跟马殷红谈一次，让马殷红离开自己的丈夫。
2007年4月18日，两个各怀心思的女人终于见面了。当马殷红一听高小萍让她离开胡克非时，她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马殷红说：“我是外地人，我不怕别人说闲话，既然胡克非不敢来处理这件事，没什么可说的，你给我10万元分手费，我立马走人，不然，你们家胡大老板不要面子，我一个女人家还要什么面子，别怪我天天跑到你们家要钱。”
高小萍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如果马殷红果然找到家里去，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是她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但10万元分手费高小萍当然无法接受，她随即断然拒绝。但是，高小萍没有想到马殷红突然眼泪汪汪地哭起来：“我不是那种不要脸的女人，你们家胡克非占了我便宜，还欠着我的钱，他去年借了我6万元，现在还欠着3万元呢！至今连欠条也没给我打，这样的男人我还会缠着不放吗？你只要替你丈夫还给我借款，我保证再也不见胡克非了。”
看这阵势，高小萍一子傻眼了。她不知道马殷红说的是不是真的，但面对着泣泪涟涟的马殷红，她的心软了下来。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庭，高小萍硬着头皮给马殷红写下了“欠款3万元”的欠条，并约定“同年7月18日还款”。
打完欠条后，马殷红果然再也没有纠缠胡克非，而高小萍回家后才得知这3万元的欠款是丈夫帮助朋友转借的，所以她催促丈夫，让丈夫催促姜老板赶紧还债。胡克非当着妻子的面催促姜老板时，姜老板满口答应3个月内一定把钱还给马殷红。高小萍和胡克非以为万事大吉，就慢慢把这件事情淡忘了。
但胡克非夫妇没有想到，过了还款期限不久，马殷红二话不说就向法院起诉要求偿还借款。3个月未见马殷红的胡克非再次和自己的妻子一起与情妇见面，竟然是为了那笔3万元的风流债对簿公堂。而正是情妇马殷红提交给法庭的高小萍书写的借条作为证据，才使得这场风流债大白于天下。
2007年12月15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决被告高小萍返还原告马殷红借款人民币3万元，并支付原告借款利息。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合法的借款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高小萍向原告马殷红出具借条，即对其夫胡克非的借款行为予以认可，并承诺由其偿还借款，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在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后，被告应按借条中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被告未如期履行还款义务，对此应承担责任，除清偿欠款外，亦应偿付相应利息。
法院判决时，站在原告席上的马殷红和站在被告席上的高小萍都深深低下头，因为她们知道，在这场以金钱告终的感情争夺战中没有赢家，她们两人都已经伤痕累累。
胡克非盲目攀比包养小蜜的闹剧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自身思想素质和人格品位缺失的必然结局！像胡克非一类的大款并不是个例，有许多老板们依然在“为情所迷”，身边仍然簇拥着口口声声永不背叛的美女。警策人生，胡克非的前车之鉴不远，切不可重蹈覆辙。
第四章 空客毁容， 涉外赔偿第一案
这是中国法院判赔数额最高的一起民事侵权案件，牵扯中国、马来西亚等国的12家企业，涉及买卖、运输、保险、侵权、航空等10余种法律关系，仅仅一审就历时5年，取证长达3年，8国16位专家证人参诉。
其实，如此复杂的法律关系，案情却非常简单：中国化工建设大连公司要将80桶“８－羟基喹啉”化工产品从北京空运至印度马德拉斯，并对承运机构表示此化工产品为固体粉末。2000年３月１５日，承担此次运输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航班从北京飞往吉隆坡。飞机抵达吉隆坡机场，装卸工人准备卸货时，发现货物是一种叫做草酰氯的强酸性腐蚀化学药品，并已发生大量泄漏，导致整架飞机腐蚀报废。飞机报废后，马来西亚保险公司等5家保险公司依据约定，向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支付了飞机约定价值9500万美元的保险赔偿。事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和马来西亚保险公司等５家境外保险公司，将大连化工建设公司及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等６家与此事件有关的公司诉至北京市高级法院。
2007年12月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大连化建公司赔偿５家境外保险公司6500余万美元。案件判决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此案判决充分体现了中国法院对国内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同时也对国内企业的诚信提出了警示。
为省运费，谎报货物导致空客“毁容”
2000年３月，中国化工建设大连公司委托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以下简称马航）承运两集装箱“8－羟基喹啉”到印度，并明确表示该化工产品为固体粉末。
当年3月15日，马航公司MH085号航班从北京飞往吉隆坡。当晚，飞机抵达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中转时，机场工作人员意外发现货舱已经被强刺激性的白色烟雾所笼罩，戴上呼吸装置都难以靠近货舱。直到次日，消防救援队才将盛有80桶货物的集装箱卸下。其中5名装卸工因为吸入有害气体，突发晕厥，后经抢救脱离危险。
机场方面发现，经过颠簸运输，上层铁桶塌陷下来跟下层铁桶发生严重碰撞，造成两个铁桶泄漏，导致飞机严重受损。
“我们去取证时，当时在场的人都说闻到了刺鼻的气味。幸亏空乘人员及时疏散乘客，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马航的代理律师说，整架飞机全毁了，只有两个发动机勉强是好的。原告方提供的证据照片显示，当时飞机弥漫着白色气体，消防员头戴防毒面具抢险。据了解，该架飞机在吉隆坡停留两天，乘客和其他货物只好改航班运送。
事后，马航致函大连化建询问托运货物情况。大连化建回复表示，托运的不是“8－羟基喹啉”，而是80桶草酰氯，并说明草酰氯是无色发烟液体，属酸性腐蚀物品，具有刺鼻气味，并对人体具有侵害力。
草酰氯是以种强腐蚀剂，比硫酸的腐蚀性还强。之前大连化建说空运的是无危险的固体粉末“8－羟基喹啉”，如果大连化建提前告知是草酰氯这样的液体危险物品，马航要么会拒绝承运，要么会加固运送，当然随之而来的空运费也会比较高。
发生毁机事件后，大连化建致函马航，希望通过海运收回这批草酰氯，但遭到马航拒绝。之后，马来西亚民航局下令销毁这批“有害”的草酰氯。
2001年2月28日，法国空中客车工业公司出具了该飞机修理方案及修理成本估算报告，认为飞机修理成本将可能超过8900万美元，而且即使勉强修理好飞机，也得不到飞行安全保障，因此认定飞机已无修理价值。马航公司根据上述报告结论和飞机原始保险合同的有关约定，宣告飞机全损。飞机报废后，曼班通用等保险公司向马航支付了全额9500万美元的赔偿。
2002年3月13日，马航公司和曼班通用保险公司等5家保险公司将大连化建诉至北京市高院，要求大连化建赔偿6500余万美元及相应利息。他们认为，大连化建瞒报空运物品的危险性是造成飞机损毁的主要原因。其中物流公司等中间环节机构没有尽到检查的义务，因此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另外，马航还单独索赔1万多美元因飞机全损所带来劳务损失。
历时五年，北京法院慎重审理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及马来西亚保险公司等5家保险公司以马航飞机遭受化学品强腐蚀受损为由，将中国化工建设大连公司等六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共计八千多万美元。
这宗涉案金额高达7亿余元人民币的涉外案件引起广泛重视。2004年6月2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始审理这起巨额涉外赔偿案。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马来西亚保险公司等六原告诉称，2000年中国化工建设大连公司购买80桶“8…羟基喹啉”出售给一印度公司，委托马航承运。飞机抵达马来西亚机场做中转印度的准备时，发现该批货物中的两桶物品发生泄漏，飞机由此严重受损。
原告称，他们发现泄漏物并非托运单上所写的“8…羟基喹啉”，而是一种具有强酸性腐蚀的化学物品草酰氯。原告认为，由于被告方出示的是虚假托运单，且未将这批货物加以固定，致使化学品发生泄漏腐蚀飞机，飞机受损所引发的损失应由被告承担。
在法庭上，原告还表示，经过飞机制造商对飞机状况的评估，认为修理成本大大超过飞机全额保险金的四分之三，据此推定飞机全损。马航及5家保险公司起诉货物托运人、代理人、鉴定人、地面服务公司等，要求赔偿其保险费及其他损失共计八千多万美元。
被告之一中国化工建设大连公司则辩称，原告在飞机受损后未让被告赶赴现场进行查验处理，所有关于损害的报告均是原告的一面之词。被告方同时认为，泄漏事故是马航不当装载造成的，且马航对事故的不当处理致使损害后果继续扩大。
由于涉案金额巨大，且案情较复杂，此案开庭举证进行了整整3天，证人16个，大多数是专家学者，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仅支付同声传译费用就高达4万多元。其实大连化建要空运的这80桶草酰氯，不过价值几十万元人民币。
从立案到结案，此案的审理工作历时5年，经过庭前公告、当事人变更，长达3年的对所有境内、外证据的举证，先后3次庭前证据交换、争点整理、质证、认证，还有1年时间的有关管辖权异议的两审终审，以及两次共4天的开庭审理等审判程序，庭审中又有分别来自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加拿大等7个国家的包括多名外籍专家和企业高管人员的16位证人出庭作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刘兰芳担任本案审判长，合议庭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照有关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及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此案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和处理结果进行了多次认真评议，并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终作出此案的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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