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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

吃蜘蛛的人 (一份关于文革的个人记忆)作者:杨瑞-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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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藏起一些我认为对治它的病有帮助的药,它居然全吃了下去。陈和猪场的其他人都啧啧称奇。我大受鼓舞,又试了几味药,其中有一种见效了——我也弄不清是哪一种,总之,尽管小说中的林妹妹没能熬过风刀霜剑,我的林妹妹却病体康复如初了。  
  北大荒常常下雨。有时一下就是几天,甚至几星期。遇到这种天气,猪儿们只能呆在圈里,饥寒交迫,凄凄惶惶。它们把圈弄得一团糟,泥水中搅和着屎尿和虫蛆,踩下去会没过脚面。  
  这种时候喂猪真是苦差事。我一脚插进猪圈,立刻就被挤得动弹不得,上百头猪围拢来,每只猪都抢着吃我挑来的两大桶猪食,我得把猪先赶开,把盛满猪食的桶挑进去,将猪食倒在槽里。猪栏长宽各有几十米,槽在猪圈中间,我摇摇晃晃,像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有时能冲得过,把猪食撂在小岛似的槽里;有时冲不过,翻倒在地,变作一只泥猴。  
  泥尚可洗掉,更糟的是有时栅栏上的木板落下,带钉子的木板藏在泥里,不露锋芒。母猪发情时,常常把围栏撞坏,倘若一脚踩在钉子上,那才是一番恐怖的经历。隔三差五我们就会尝到这种滋味,防不胜防。一瞬间,尖利的钉子刺透胶靴,扎进脚心,顿时恸彻心肺,冷汗直冒。我试图把脚从泥里拔起,但肩上重重的猪食担子却把我向下压,等得不耐烦的猪又会把它们的巨嘴加在猪食桶上……  
  之后,其他人会帮我挤伤口,再将它洗干净。第二天我的脚准会肿起来,钉于上有锈,泥又这么脏,难免感染。我只好请病假躺着,几天下不了地。那时请假总是很难为情的。幸运的是,尽管我有过若干次这样的遭遇,我竟没有得破伤风。  
  1969年10月,我养的第一批猪长成了。一天从佳木斯开来一辆大卡车,该我的猪为世界革命作出贡献了。那天早起下了场雨,圈里泥泞不堪。肉食加工厂的工人开始抓猪,我的猪警觉起来,它们在栏里撒蹄于飞奔,尖声怪叫,踢起一团团泥浆。工人在后面追,气急败坏,满身满手都是泥,他们骂骂咧咧,收住脚步。  
  看着这一幕,我叫工人们离开猪圈,然后一只一只叫着猪儿的名字。我的猪停了下来,它们瞪着惊恐的眼睛望着我,一时间,它们犹豫不决。也许它们已经感到大难临头,直觉告诉它们不能相信人类。但它们还是慢慢向我走来,一直跟着我走上跳板,走进卡车的车厢里。林妹妹、娜塔莎、王子、小资本家……我所有的猪都在这儿。工人们高兴坏了,冲我鼓掌,他们谢过我,闩上车门,卡车开走了。  
  猪圈空了,我的心也空了,胃胀鼓鼓的。我晚饭也没吃,一头扎上了床。  
  〃你怎么啦?生病了么?〃  
  〃没病。〃  
  〃出什么事了?〃  
  〃没事儿,没事儿。〃  
  如果我告诉人家我爱着我养的猪儿,我的心在为它们哭泣,没人会理解,只会把我当笑柄。我怎么才能使人们相信猪既不懒惰也不愚蠢?它们真的有智慧哩!它们还有感情!看它们在最后一刻都信任我,而我却背叛了它们,成了杀它们的一个帮凶!我开始后悔我做的事,我恨自己。  
  我的猪儿们此刻在哪儿呢?也许正被人赶进屠宰场,它们正拼命号叫,求我去拯救它们,把它们领出那台森然的机器,那台机器正等着扒它们的皮,碎它们的肉,把它们制成猪肉罐头。支援世界革命?去他的!  
  试试还有什么别的说法可以为我开解?我的猪儿们,你们前世作孽,今生不幸为猪,命中注定被人喂大,就要拉去宰了。或早或晚,无可逃避。村里现在是连种猪老了都宰来吃。这么说你们早死也不失为好事。可以早日投胎,下一世,做一羽鸟,做一尾鱼,哪怕做一条虫,一只蚂蚁,再也不要做猪!做什么都比做猪强!我从哪里得来这些命运和转世的怪念头的?当然是从老乡那儿得来的。我知道这属于迷信,但这么想想似乎开释了很多。  
  这之后我还是一如既往照料猪群,但我再也不会称呼它们〃我的猪儿〃,也无心给它们起名字了。让它们在我心中占据一席之地实非明智之举。猪到底不是宠物,养它们就是为了吃猪肉、猪肝、猪心、猪肚、猪耳、猪舌、猪蹄、猪血、猪骨、猪皮……相信猪又懒又蠢的人才是明白人,知道得越多,对我越没好处。  
  如果说在猪号工作的第一年还有几分新鲜,接下来一切都变得司空见惯:母猪秋天怀胎,冬天产仔,我们在春天和夏天把它们喂大,到了秋天卡车来把它们拉走,母猪又怀上了,新的一轮开始。  
  虽然这一循环周期亘古不变,我们还是设法做得精益求精。在报上读到糖化猪饲料,我们也动手试做。我们在猪圈里搭起木地板,让猪睡在上面,冬暖夏凉。我们还大力消灭了猪肺疫,否则一次传染会死几百头猪。我们保证每头猪都有足够的运动量,饮食均衡。从早到晚,我们不停细致观察,发现问题于它的端倪。总之,我们把大量的心血倾注在猪身上,有一天,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悲哀:我们这么关心猪,怎么就没有人来关心我们一下呢?当然这么想问题真是荒唐,我马上就排遣开了。  
  除了制作糖化猪饲料,我们还做豆腐。豆渣用来喂猪,我们天天吃豆腐。颇似和尚尼姑的素食,他们吃斋是为了礼佛,而我们是别无选择。10月底就吃光了大白菜和洋葱,再过多一个月,连萝卜和土豆也告罄。从12月到来年6月,豆腐就是我们的副食:煮豆腐、炒豆腐、炸豆腐、酱豆腐、冻豆腐、熏豆腐、豆腐干、豆腐馅做包子。豆腐花,……一周七日,一日三餐,在饭堂工作的知青想方设法多翻点花样,可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们却难为无豆腐之菜肴。到后来,我们个个都对豆腐倒了胃口,只要一提豆腐两个字,就觉得反胃,烧心,直冒酸水。  
  天天吃豆腐斋不算,我们还得干繁重的体力活儿,睡觉很少,几乎没有节假日,没钱,没性生活——1971年以前有个男朋友或女朋友绝对是大忌。如果这还抵不上和尚尼姑的清心寡欲,那么冬天没有炉火就真是十足的苦行僧了。我们的煤块用完时,屋子变成了冰窖。晚上人人都穿着皮帽子缩在床上,第二天早晨醒来,帽沿一层白霜。盖三床棉被,再压一件羊皮大衣,还是冷得直打哆嗦,手脚痉挛。屋里的水缸结成冰蛇,毛巾冻得僵硬,挂在绳子上像一排冻藏鱼,要想取下来往往把它们拦腰折断。  
  回忆这段日子,凉水泉有如一只深山古洞,我们在里边修行: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智,荡涤我们的灵魂,憧憬的是一幅人间天堂的绚丽画面。每天都长似一年,而每一年过得天天都一样。我就这么坚持了3年,如果我能像达摩大师那样面壁9年,对外部世界不加闻问,我或能修炼成佛,或得道成仙,要不就干脆发疯。谁说得准?到了1971年,我们却突然接到通知,说可以休24天的探亲假,于是我在8月回到北京。  
  我想见的第一个人自然是二姨。一听说有探亲假,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有多思念她。我扑人她怀抱中的感觉,恰似梦想成真。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这些年已长得高大结实,二姨却缩得又矮又小,但她把我搂在怀里的动作还是把我当成20年前奶奶家那个无助的女婴。我感到有些异样和尴尬,却又很受用。  
  〃哎呀!我的亲女儿回来啦!〃她一见面就大嚷一声。(〃我的亲女儿〃既可以理解为〃我的亲爱的女儿〃或〃我的亲生女儿〃,也可以兼指。)她的眼泪掉了下来,融化了我的英雄面具。3年来我一刻不停地戴着这副面具。现在我回家了,作些儿女情长的娇态也无妨,没人会批评我,没人会笑话我。能放纵感情是件美妙的事!但我不想和二姨一起哭,相反,我要让她绽开一个大大的笑脸,就像小时候她哄着我一样。  
  我打开带回来的旅行袋,一袋全是黄豆,另一袋装满红豆和绿豆,外加一小桶豆油,一包巨大的土豆,金针菜,山蘑菇,……二姨瞪大了眼睛,仿佛我是个魔术师。她的脸上泛出笑容,这些东西在北京的商店里消失已久。那时市面上连像火柴、肥皂、洗衣粉、卫生纸等生活必需品都成了珍稀之物。  
  二姨这下开心了,我仔细端详她,岁月无情地留下道道刻痕。她67岁了,还在独自照顾小炼和小跃。1969年,如果不是她在我父母下乡时同意让小炼和小跃和她一起住,我的两个弟弟都得跟着下乡,不单丧失北京户口,教育也大成问题。这会儿,小炼是16岁,小跃刚满11。他们给二姨平添了无数麻烦,让她有操不完的心。二姨劳累不堪,我感觉得到。她需要我帮她一把,我真想帮她一把!我曾答应为她养老。我可如何践言?  
  说实话,这3年我仍一直没离开二姨的呵护。每逢节日,她都没少给我寄巧克力、奶粉。点心、果脯等等,每次我收到包裹都给她写信,叫她无论如何不要再寄了。但下一个节日来临之际,我却不由自主地引颈盼望。劳动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我的生日、元巳、春节,在这些古今中外的节日之前我的企盼总不会落空。  
  旧历年前,几乎所有知青都会收到家中寄来的包裹,我总是收双份,另一份是我父母寄来的。几百只包裹从全国各地涌向距我们十几公里的一个小镇,邮递员不可能一次送这么多,村里派出马车一天接一天往回拉。  
  二姨除了寄包里外,还给我写信,告诉我她做了些什么事,有多想我。但是信里还是有许多事不能言及,白纸黑字,会给我们两人都惹麻烦。我回北京的当晚,小炼和小跃睡着后,二姨便和我谈开了。  
  她说最近北京发起了一项新的运动,叫什么〃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据说是一个家庭妇女带的头,志愿去大西北。上头用她的事例对其他没有固定工作的市民施加压力,让他们都〃志愿〃到大西北去。  
  二姨很是有些心虚,我听说后也六神无主。她这把年纪要是去大西北,一准受不了这个罪,那简直等于杀了她。还有她那些老街坊,老邻居,二姨说不少老头老大半夜三更偷偷地哭,他们吓坏了。如果她和邻居们在劫难逃,不免一死,他们宁愿死在北京。这是他们的家乡,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二姨在小炼和小跃睡着后也常独自抹眼泪。她很高兴我回来,可以一诉愁肠。  
  〃我能帮上什么忙?〃我听二姨说完,难掩内心的困懑,〃我什么都帮不了!〃一家六口,三个大人已经志愿下乡,这还不够,他们还想把老二姨和我的两个幼弟也赶出北京。这样他们好大模大样地进来,取代我们,在我们的故乡,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安家落户,这真太过分了!  
  我说的〃他们〃,指的是当时成千上万进驻北京的军代表。他们前脚还没站稳,后脚就利用职权把在农村的一家老小全弄了进来,外加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北京人对此不无讽刺。结果我1971年回来,见到北京的人口比3年前还要多,但其中真正我们想与之交往的有天分的农民子弟却屈指可数。这一事实令我沮丧,我在这儿受到的冷遇更令人心寒。在汽车上、商店里或大街上,人们看到我都翻白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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