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商业中国-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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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一
史志·史识·史心
千百年来，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直有独立地、整体叙述国家进步的志趣和能力，所谓“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史家的风骨、视野和对历史本真的留存，成为中国记忆的一个重要部件。不过，自1644年明亡清兴之后的300多年里，除了顾炎武等极少数人，文人被“小学”彻底捆死，日日苟营于经学金石校勘的“乾嘉学问”之中。一直到“五四”一代，终于又出现了梁启超、胡适、钱穆等大家，开始以整体叙述的方式重新描述中国，他们还引入西方知识，发现了新的研究方式，那就是胡适、傅斯年等人所谓的“四新”——“新材料、新办法、新领域和新问题”。不过，由于身处乱世，他们的很多著作都是以讲义稿的方式草草地流传下来。这一传统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再次失传。
确切地说，一直到商业盛世的今天，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终于重新唤起了这样的勇气和抱负，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整体叙述中国”将成为一个复兴的文化现象。
俞雷的这部《追寻商业中国》，就是这股新史家创作潮流中的一个显例，他试图以编年体的方式重新整体叙述过去30年的中国商业进步。
首先，我必须对俞雷的这次努力表示敬意。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愿意沉下心来，日日浸淫于史料之中，反复求证，剑及履及，这是需要极大的耐力和勇气的。作为他的一个同行者，我几乎能够体味到这其中的所有艰辛与寂寞。俞雷的工作聚焦于商业——如果更精准地说，是以市场营销模式及理念的演进为基本线索，以大量的细节构成了中国变革的长卷。他的文字清新流畅，很给人以阅读的快感，作为“蓝狮子”的出版人，我曾经出过俞雷之前的两部作品，而《追寻商业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提高。
其次，在通读书稿之后，我又必须说，俞雷在史料的挖掘和梳理上的确做出了他的贡献，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被呈现了出来，其中不少甚至连我都是首次闻读。正如梁启超在论及当世人写当世史时所说的：“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见，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俞雷的留存之功，当被记忆。
如何从史实中提炼出史识，是创作者共同的难题，这也是历史写作中最迷人的地方。所有的观察者和叙述者，往往会陷入两难。谁也不可能自信地以为，自己就是真实的代言者。历史确乎有它的必然性存在，而对历史的记忆又是有选择性的。我们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同时则不得不承认，任何一种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轮回是存在的，而它的衍变又与人的自觉有关。而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也是我们有勇气突破前人、走向理性道路的前提。俞雷在本书中采用的方式，基本上秉承了中国史家“述而不作”的传统，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对资料的搜集整理中，我们之所以采取这种海量搜索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事先对历史或是事件作出判断，我希望我的写作尽量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写作历史题材书籍的方法，也是先不预设结论，而是在对历史资料的搜集过程中自然得出”。
最后，我对俞雷的治学价值观也颇表认同。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者，他力求对每一个史实采取中正的态度，不粉饰，不曲解，不夸大，不阿谀。而这一份“史心”是最为弥足可贵的。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的碑文中就表达了对这种独立精神的推崇，他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俞雷的这部作品也是一样，你或可以商榷于他的观点，或病垢于他的琐碎，但是，他的价值观却是强大而让人欣赏的。
勇于拓进的史志，敢于表达的史识，独立自由的史心，这是我从俞雷作品中读出的三个启迪。
我愿意与他一起共勉。是为序。
吴晓波
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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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推荐序二
推荐序二
回望80年代
有幸拜读了俞雷先生《追寻商业中国》第一卷“觉醒的时代”的初稿，恍若重回那激情飞扬的年月。
张秉贵的“一抓准”和“一口清”的绝活，丁允朋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为广告正名》，李谷一的《乡恋》，邓丽君的《甜蜜蜜》，刘桂仙刚开张的悦宾饭馆，沸沸扬扬的“官倒”风波……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纷至沓来的事件，在已渐渐模糊的当下，似乎又有了非常的意义。
作者采用一种编年体的手法，以一种外在闪回的视角，利用海内外当时公开的报道材料，把20世纪80年代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带回到我们眼前。那原以为依稀模糊的记忆，竟然如此轻易地生动鲜活起来，原来不经意间，我们见证了历史，我们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生活还在继续，我们还要前行，前方——或许就在眼前，就有更大更猛的波涛扑面而来。伴着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的又一个经济调整期来了。这将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好在，我们已经有了30年的阅历。
30年阅历的第一页写着，危机就是转机，正如我们的改革是被“逼”出来的。30年前，10亿饥饿的中国人，怀揣着满腹的迷茫，尝试扭转自己的命运。生存压力逼迫下的自下而上的改革摸索和自上而下的肯定推广，开启了30年改革之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革从来都是被“逼”出来的。如今，面临汹涌而来的金融海啸，我们不可避免会遭受冲击，我们需要做好“过冬”的准备，但也不必过分悲观。严峻的环境将激励人们创新的动机，形成进一步改革的契机，恰如30年前的危机孕育了改革开放一样。所以，很多时候，面对看似无法克服的困难，无论是国家的，还是企业的、个人的，其实那很可能是一个难得的转机。
阅读本书，你可以了解：改革开放总是在磕磕碰碰中前进的。一开始，我们对个体户和走街串巷的推销员看不惯，认为是“投机倒把”，还抓了一大批，包括温州的“八大王”；接着，我们对广告看不惯，日本精工表在北京站竖了块“北京欢迎你”的广告牌，惹来一位归国华侨写信向全国人大质问：“我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吗？他精工表凭什么欢迎我到北京？”合资企业的事情也不那么轻松。1980年松下幸之助应邀在人民大会堂给中国总理讲课，虽然其经营哲学和管理思想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但因为种种顾虑，还要等到七年之后的1987年，松下电器才正式在北京建立合资公司。书中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3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在大大小小的碰撞和磕绊中走过来的，可能这也正是渐进式改革的蕴意所在吧。
阅读本书，你会认同：改革总是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却往往会成为中断改革的口实。譬如1988年随着物价的双轨制改革而来的“官倒”问题。物价双轨制是在深受价格问题困扰之后，官方推出的政策，同一产品，例如钢材，可以有牌价与议价两种价格。然而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被人钻空子。为了获得牌价物资的优待，走后门、批条子、贿赂送礼，这种现象非常之多。一些人以牌价购进各项物资之后，转手便以市场价格出售，牟取暴利。官商串通一气，伪造进出单据，利用价格差中饱私囊之事，也时有发生，而此时可能物资还是原封未动。凡此种种，都是人为的牌价严重背离市场价格所致，双轨制价格体制几乎成为“走后门”和贪污腐败的温床。当时即有政界和学界的声音强烈要求立即停止价格改革，重回计划经济的轨道。
回望80年代，你或许会惊叹，摸着石头过河时不知不觉，被时代大潮推动着，随波逐流，如今靠岸、立定、回望，途中原来有那么多的急流险滩，也有那么多的光荣自豪和无可奈何。原来，我们经历了这么多。
不觉间，改革已有30个年头了。30年不算短，当年的“80年代的新一辈”如今也老了吧！当年的那些喜欢烫头，穿花衬衫、喇叭裤的人们，现在应该被子女说保守了吧！当年那些不安分地冲入经济大潮的弄潮儿，光荣过，沉沦过，如今又在哪里呢？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让我们从这本书中寻找属于个人、企业、国家的青涩记忆吧。正是这样一本书，让我们可以窥见一个年代的变化，从而获得中国商业开端的深刻体认，也从而有了中国商业价值探询的依据。
陈春花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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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自序
自序
值《追寻商业中国》出版之际，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中国经济迷雾正困扰着我们。中国商业的前景如何，该向哪里去，这样的问题每天都见诸报端，引发人们的探讨。
我在“追寻”中国近30年商业发展史的轨迹时，已习惯于在历史中思索未来。至少我认为，对现行经济政策的臧否并无太多意义，知史明世，唯有了解中国商业的历史，方能看透经济迷雾背后的真正未来。
《追寻商业中国》正是我纵观过去30年的商业历史，试图找出中国未来之路的著作。中国几千年来习惯于自我的静谧，但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时，亦不能置身事外。中国商业社会也并非来自传统农业社会的内在萌发，而是来自外来资本主义的推动。现代中国的发展，亦是始自此种外在推动，渐次走向开放，并逐步在全球现代化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时至今日，中国也从昔日与西方社会的嫌隙，变成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金融危机之下，中国更是承担起大国的责任，以自我的经济实力赢得西方诸国的尊重，并隐约显露替代美国执全球牛耳的所谓“中国的世纪”之端倪。
中国历史的丰饶与文化的特殊性注定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必然具有自我的独特性，这也有异于其他国家。如果把晚清“同治中兴”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那么，自20世纪70年代，在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渐次开始的改革与开放，可视为此运动的一个新起点与高潮。在这30年中，中国也进行过自我否定，但最终，现代化中国所具有的特质，便是与西方世界兼容并蓄，并有明确的自我体认，也能以平等的姿态与地位竞争新市场、新技术与新观念。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商业中国，是历史所选择的必然结果，纵有外侮强敌的入侵或是政治动荡而不移。过去的30年，正是中国人民充分显露自我商业天赋和远大抱负的30年。它的轨迹，不以“政策”与“导向”为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