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索尔仁尼琴:癌症楼-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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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托格洛托夫同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就是如此，他俩早已互相认出了对方，早已心照不宣地互相打招呼了。可是他们始终没有机会交谈。
现在奥列格走近她的小桌旁，故意老远就让拖鞋发出声响，免得她受惊：
“晚上好，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
她看书时不戴眼镜。她转过头来——这转头动作的本身就跟她随时听候使唤的转头动作有某种无以名状的不同。
“晚上好，”她微微一笑，带着在自己宅邻接待上宾似的拥种上了年纪的资夫人式的全部尊严。
他们怀着良好的祝愿、不慌不忙地互相注视着对方。
这种眼神表明，他们随时愿意为对方提供帮助。
然而，真要涉及帮助，他们却无能为力。
奥列格倒着毛发蓬松的脑袋，想看清那是本什么书。
“又是法文的？具体说，是什么书？”
“是克劳德·法雷尔写的。”这位奇怪的护理员回答时把“劳”这个音发得比较软。
“您的法文书都是从哪儿弄来的？”
“城里有一个外文图书馆。另外，我还从一位老妇人那儿借来看。”
科斯托格洛托夫斜瞅着那本书，就像一条狗斜瞅～只鸟儿标本：
“可您为什么老是看法文书呢？”
她眼角和嘴角的鱼尾纹既刻着她的年龄，又刻着她经历的磨难，也刻着她的智慧。
“那样不会感到痛苦，”她回答说。她的嗓门一向不大，说话声音很轻。
“又何必怕痛呢？”
站久了他觉得吃力。她注意到这一点，便将一把椅子挪给他。
“在我们俄罗斯，赞叹‘巴黎！巴黎！’有多久了？大概有两百年了吧？让人耳朵都嗡嗡直响，”科斯托格洛托夫咕呶道。“那里的每一条街，每一家酒店，我们恐怕也都能背出来。可我就是不知趣——一点也不向往巴黎！”
“一点也不向往？”她笑了，奥列格也跟着笑了起来。“宁可接受看管和监督？”
他们的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似乎刚刚开始，却又不可能继续下去。
“是真的不向往，”科斯托格洛托夫喃喃地抱怨。“他们整天无所事事，轻浮浅薄，口舌也多。可真想喝住他们问一问：喂，朋友们！要你们干苦活，行吗？叫你们光吃黑面包没有热菜汤，受得了吗？”
“这是没有道理的。人家已脱离了黑面包阶段的生活。那是经过奋斗得到的。”
“也许是这样。也许这是我出于妒忌。不管怎样，反正想喝住他们问问。”
坐在椅子上，科斯托格洛托夫时而偏向左边，时而偏向右边，仿佛过高的身躯对他是个负担。他并不拐弯抹角，而是十分自然地直接问道：
“您是由于丈夫的问题而受到连累吗？还是由于自己的问题？”
她也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有如对方在问她值班的事：
“是全家一起被抓的。闹不清究竟谁连累了谁。”
“现在也都在一起吗？”
“不，哪能呢！女儿死在流效地。战后我们转到这里来。丈夫在这里第二次被抓走，送进了劳改营。”
“这么说，现在只有您一个人？”
“还有一个小儿子。8岁。”
奥列格望着她那并没有颤动起来博取怜悯的脸。
是啊，他们所进行的是事务性的谈话。
“第二次是在1949年？”
“是的。”
“这是意料之中的。那是在哪个劳改营？”
“靠近泰会特火车站。”
奥列格又点了点头：
“明白了。那是湖区劳改营。实际地点可能在勒拿河边，信箱地址是泰舍特。”
“您也到过那里？？”她遏制不住心中的希望！
“没有，不过那地方我倒是知道。什么事情都是纵横交错的。”
“是杜扎尔斯基，您遇见过没有？……在任何地方都没碰到过吗？…”
她仍然抱着希望！说不定碰到过……现在马上就可以谈起他的情况……
“杜扎尔斯基？……”奥列格咂了咂嘴。“没有，没碰到过。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碰到。”
“一年写两封信！”她抱怨说。
奥列格点点头。一切都正常。
“可是去年只来了一封信。在5月份。从那时起就一直没有！…”
她只剩下一线希望了，死死地抱着一线希望。女人毕竟是女人。
“这您不要在意！”科斯托格洛托夫有把握地向她解释。“每个人一年写两封信，可您知道合起来有几千几万封？而检查当局又懒得要命。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有一个修炉匠，也是个囚犯，夏天去检修炉子，结果在检查处的炉子里发现近两百封没有寄出的信。是他们忘记烧掉的。”
尽管奥列格对她婉转解释，尽管她也好像早就应该对任何情况都能习惯了，可是此刻她仍然异常惊恐地望着他。
人莫非生来如此——永远也不可能摆脱惊异的本性？
“这么说，小儿子是在流放地生下来的？”
她点了点头。
“而现在，得靠您的工资把他抚养成人？要找个好一点的工作哪儿也不接收您？到处遭人责难是不是？你们母子是住在一个什么小小的窝棚里吧？”
他似乎是在提问，但他的这些问题是无须回答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楚、明白，简直让人牙床都咬得发酸。
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把自己的一双由于洗被服、擦地板和在热水中浸泡变得粗糙的并有不少青紫斑和伤疤的小手，放在一本平装的、开本小巧雅致的厚书上，书的用纸显然不是国产的，再边由于裁切得很早，故有点毛糙。
一如果仅仅是窝棚小，那倒问题不大户她说。“可麻烦的事情是：孩子渐渐长大懂事了，什么都要问，叫我怎样教育他呢？把事情的全部真相统统告诉他吗？要知道，就连大人也会承受不了的！那简直会把孩子的肋骨也压断！要是隐瞒真相，让他同生活妥协呢？这样做对吗？他的父亲会怎么说呢？况且，能瞒得住吗？要知道，孩子自己会观察，能看出来。”
“把真相统统告诉他！”奥列格果断地把一只手掌压在台玻璃上。他说这话的口气好像自己曾亲手把几十个孩子抚养大，而且做法无不成功。
她曲着两手的手指抵住头巾下的太阳穴，忧虑不安地望着奥列格。她的神经受到了触动！
“父亲不在，教育儿子可真难啊！要知道，这是需要有固定的生活轴心和指针的，可是这到哪儿去找呢？老是把握不住方向，时而往这边偏，时而又往那边斜……”
奥列格默然不语。这种情况他过去也听说过，可不能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我读法国的小说，不过只是利用值夜班的机会。我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是故意不谈比较重大的问题，当时外界的生活是不是也是这样残酷——我不知道，反正我读着心里平静。”
“当成麻醉剂？”
“当成思赐，”她转过头来，由于包着白头巾，模样像个修女。“我不知道在我们身边有什么书读了不叫人心烦。有的书把读者当作傻瓜。有的书倒是没有假话，作者也因此十分自豪。他们深刻地研究考证某某伟大诗人于一八见几年坐马车经过的是哪条村道，他在某一页上提到过的一位贵妇是谁。也许他最终把这一点解释清楚也是花了功夫的，可这是多么四平八稳！他们选择了一条没有风险的道路！只不过今天仍在受苦受难的活人与他们全不相干。”
她年轻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叫她利利她。当年她这鼻梁还预料不到自己会出现架眼镜的凹痕。这姑娘也有过眉目传情、傻笑打闹的时刻，她生活中也有过紫丁香、花边裙和象征派的诗——任何一个吉赛女郎都没预言过她将在亚洲某地当勤杂工了结此生。
“文学作品里的一切悲剧，在我看来，同我们经历的现实相比简直太可笑了，”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坚持说。“阿伊达还被允许到地牢里去同亲爱的人死在一起。可我们连亲人的消息也不让知道。要是我也到湖区劳改营去……”
“您不必去！去了也没有用！”
“…在学校里，孩子们写作文，题目有关于安娜·卡列尼娜不幸的、悲惨的、被断送的以及还有别的什么的一生。然而，难道安娜算得上不幸？她选择了爱情，并为爱情付出了代价，这是幸福！她是一个自由的、骄傲的人！可要是在和平时期有身穿军大衣、头戴大盖帽的人闯过你生在那里和一直住在那里的房屋，命令全家在24小时内离开那所房屋，离开那座城市，而且只允许带你那双力气有限的手所能带的东西呢？……”
这双眼睛所能够哭出来的泪水，早已经哭干了，从那里求必还能流出什么来。不过，为了发出最后的诅咒，里边也许还会燃起炽烈而纯净的火。
“…你要是把门打开，招呼路上的行人，说不定他们会从你的家里买去点什么，不，还不如说是奶几个小钱给你买面包吃，那时，那些嗅到了气味的商人——世上的事他们什么都知道，就是没料到轰雷有朝一日也会劈到他们头上！——居然毫不知耻地出百分之一的价钱买你母亲传下来的钢琴，而你那头上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儿，最后一次坐下来准备弹一首莫扎特的曲子，但却放声大哭，跑开了，试想，我还去读《安娜·卡列尼娜》干什么？莫非我自己的这番经历还不够吗…我从哪本书里可以读到关于我们的事情？关于我们的事情！难道说真的要过100年不成？”
尽管她差不多是在大声疾呼了，然而多年恐惧的训练毕竟没有使她失去控制：她没有呼喊，这不是呼号。只有科斯托格洛托夫听得见她的声音。
是的，也许还有在盆里坐浴治疗的西布加托夫听得见。
在她的叙述中可以看到的迹象并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
“列宁格勒？”奥列格问。“1935年？”
“您认出来了？”
“你们是住在哪一条街？”
“富尔施塔德街，”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缓慢地回答，声调哀怨但又略带欣慰。“那您呢？”
“扎哈里耶夫街。就在旁边！”
“就在旁边……那时您几岁？”
“14岁。”
“您什么也不记得吗？”
“很少。
“您不记得？那时就像发生了地震——住宅的大门敞开着，有人过去，拿了东西又离开，谁也不问谁。要知道，全城有四分之一的人家遭放逐。您不记得了？”
“不，我记得。但可耻的是，当时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学校里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为什么这是有益的。”
有如被经绳勒紧了的母马，这位渐渐变老的护理员把脑袋上下移动着说：
“关于围困时期——谁都会讲！关于围困时期——长篇叙事诗也有人写！这都是允许的事情。可是围困时期以前呢，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似的。”
是啊，是啊。有一次西布加托夫也是这样在盆里坐热水浴，卓姐就坐在这个地方，而奥列格也像今天这样，坐在这张小桌子旁边，他们在这盏台灯下交谈——不也是谈围困吗？
至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