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索尔仁尼琴:癌症楼-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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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吝惜光阴是父亲在他身上留下了根。父亲也不喜欢无所事事,瓦季姆还记得父亲怎样把他夹在两联之间摇晃,还对他说:“瓦季姆!如果你不善于利用一分钟的时间,那么,一小时、一天,甚至一生都会被你白白浪费掉。”
不,不!对时间的这种不知岸足的贪心,即使没有父亲的影响,也从小就在他身上扎了根。只要跟小伙伴们的游戏稍稍变得没有意思,他便不愿硬着头皮跟他们呆在大门口,而马上就离去,并不在乎他们的嘲笑。只要他一觉得这本书谈而无味,就会马上搁下,不再看下去,而是另找内容充实的书看。倘若一部影片头几个镜头就使他觉得无聊透顶(而事先你对一部影片几乎永远都什么也不知道,那是人们故意安排的),他便为花了冤钱而自认倒霉,随着杨子的砰然响声离座而去,以挽救剩下的时间和未被污染的头脑。他讨厌那些能把学生训上10分钟、弄得来不及讲课的教员,他们有的地方一带而过,有的地方又讲得十分繁琐,而打了下课铃才布置家庭作业。他们无法想像,一个学生的课间休息时间会安排得比他们上课的时候还有条理。
也或许,他从小虽然没有意识到,但却感觉到潜伏在自己身上的这种危险?完全无辜的他,从小就处在这个色素斑的威胁之下!他童年时就那么珍惜时间,把吝惜光明的习惯传给两个弟弟,上学之前就开始着大人的书,六年级的时候就在家里搞了一个化学实验室——这一切都可以说是他在跟未来的肿瘤抢时间,但这是在暗中赛跑,看不见对手在什么地方,而敌人却什么都看得清楚,在最关键的时刻扑上来咬住不放!这可说不是疾病,而是毒蛇。就连它的名称也像是蛇:恶性黑色素瘤。
瓦季姆没有注意到,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是在阿尔泰山脊考察的时候。起初是那色斑变硬,后来开始疼痛,再后来是溃破了觉得好些,继而又变硬,受到衣服的磨擦几乎疼得不能走路。然而,他既没写信告诉妈妈,也没把工作放下,因为他正在收集第一批资料,必须带着这些资料到莫斯科去。
他们的考察队只是研究带放射性的水,根本没有找矿的任务。但是瓦季姆虽然年龄不大,却读过很多书,尤其喜欢并非每个地质学家都精通的化学,不知他是预见到还是预感到,在这一方面将会出现一种新的探矿方法。考察队长对他的这种爱好并不怎么支持,队长所需要的是完成计划。
瓦季姆要求去莫斯科,队长不许他为此目的去出差。于是瓦季姆让他看了肿瘤,取得了病假证明,便来到了这个医疗中心。他当即了解到医生的诊断,而且,院方要他马上住院,说事情不能再耽误下去。他拿到住院证明,却乘飞机到莫斯科去了,希望见到此时正在那里开会的切列戈罗德采夫。瓦季姆从未见过他,只读过他主编的教科书和其他著作。有人提醒他,说切列戈罗德采夫多一句话都不愿听,他会根据头一句话作出判断,是否有必要跟该人谈话。在去莫斯科的整个途中,瓦季姆都在为这头一句话措词。在会议中间休息时,他在小卖部门口被介绍给切列戈罗德采夫。瓦季姆连珠炮似地说出了自己的这句话,切列戈罗德采夫改变了去小卖部的打算,挽住他的胳膊,把他带到一旁。这五分钟的谈话——瓦季姆觉得紧张到白热化了——难就难在必须连续陈述自己的见解,又不能漏了回答对方的疑问,既要充分显示自己的学识,又不能和盘托出,得把关键的东西暂时保留。切列戈罗德采夫立刻向他倾泻了一大堆反驳意见,其中心思想则是:带放射性的水无非是间接标志,不能成为基本特征,据此找矿势必落空。他话是这么说,但看来倒是希望对方能把自己说服了,他等着瓦季姆回答,大约等了一分钟没有下文,便放他走了。瓦季姆似乎还明白了一点:整个莫斯科的这一研究所都围绕着这个问题踏步不前,而他一个人在阿尔泰山区的石砾中跋涉考察。
暂时也不可能指望得到更好的结果!目前正需要埋头工作!
可是现在又不得不住进医院……还得把真情告诉妈妈。他本来可以去新切尔卡斯克,但他喜欢这个地方,加上这里高他的山区较近。
在莫斯科,他不只是了解了水和矿五的情况。他还了解到,得了黑色素细胞瘤的患者无一幸免:活上一年的很少,通常只能活8个月。
正像以接近于光的速度在运转的物体一样,他的时间和他的质量现在已变得与别的物体、别的人不同:时间更浓缩了,质量更具穿透力了。岁月对他来说已压缩成几周,几天则编成几分钟。他一生总是抓紧时间,但只是现在他才真正开始匆忙起来。连傻瓜度过60年的安稳日子,也能在科学方面成为一个博士。可他还不到27岁,能有多少成就呢?
对岁相当于莱蒙托夫的一生。莱蒙托夫当年也是不愿意死的。(瓦季姆知道自己多少有点儿像莱蒙托夫:同样是个子不高,头发漆黑,手小腰细,只是没有胡鬓。燃而,他把自己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不是让我们记上100年,而是永远记着!
死神已经和他并排躺在同一张床上,面对这只扭动着黑色身子、抽打着尾巴的豹子,瓦季姆作为一个理智的人,应当找到一种如何与它为邻共处的方式。如果说还剩下几个月的话,那么怎样去卓有成效地度过这段时间呢?他应当把死亡作为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突如其来的新因素来对待。经过这样的分析,他发现,自己似乎已经开始跟它习惯了,甚至也不见外了。
最不正确的思路是一切从失去了什么出发,比方说:要是他能长寿,该有多么幸福,可以到哪些地方去,可以得到些什么。正确的态度是承认统计数据:总是有些人年轻时就死的。然而年轻时死去的人在人们的记忆中所留下的印象永远是年轻的。临死前所迸发出来的火花会永不熄灭。瓦季姆通过最近几个星期的沉思,悟出了一个重要的、乍看起来有点荒诞的道理:天才比庸才较为容易理解和接受死亡。可事实上,天才之死比庸才之死所失去的东西多得多!庸才非长寿而决不会满足。
当然,这样去想也是令人神往的:只要能坚持那么3年4年,在我们这个科技全面蓬勃发展、各种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的时代,是一定能够找到对付黑色素细胞瘤的有效药物的。但瓦季姆决定排除延长生命这种幻想,不去幻想痊愈,哪怕夜里也不在这毫无意义的念头上浪费时间,而是咬紧牙关,努力工作,在自己身后给人们留下新的找矿方法。
他希望以此来补偿自己的夭折,可以死而无憾。
是的,26年来,他体验到最充实、最丰满和最和谐的感觉,莫过于使时间过得有益这样一种感觉。正应该这样,把最后几个月的时间也最合理地度过。
瓦季姆正是怀着这样的工作热情,夹着好几本书走进病房的。
他估计,在病房里将遇到的第一个敌人就是广播喇叭,瓦季姆准备用一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手段跟它作斗争:先是说服邻近的病人,之后用针去造成短路,而必要时把插座从墙壁上挖掉。这非装不可的广播喇叭,不知为什么在我国到处都被视为文化普及的标志,其实恰恰相反,正是文化落后的标志,它只会鼓励思想上的懒惰,但是瓦季姆从未来得及说服任何人相信这一点。这喇叭不停的絮叨,以及穿插播送非你所要了解的新闻和非你所要欣赏的音乐,无异于盗窃时间和空耗精神,而这对那些思想上的懒汉来说是很方便的,对那些肯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来说则是无法容忍的。有了长生之道的傻瓜,大概除了听广播就不知该怎样消磨这无穷的日子了。
不过,瓦季姆走进病房之后,感到喜出望外的是没有发现广播喇叭!二楼别的地方也没有。(这项设施之所以省略了,是因为医院年复一年地等待搬迁——要搬到另一栋设备较好的楼房里去,那里必会配备完整的广播装置。)
瓦季姆想像中的第二个敌人是黑暗——熄灯早,开灯晚,离窗户远。不过,心胸开阔的焦姆卡把靠窗的床位让给了他,这么一来,瓦季姆从第一天起就适应了:跟大家一起很早就寝,天一亮就醒来开始用功,充分利用一天中最好和最安静的几个小时。
有可能成为第三个敌人的是,病房里过多的闲聊。事实上闲聊也的确不是没有。但总的说来,瓦季姆对病房里的人员组成还是满意的,这首先是从安静方面来看。
他对叶根别尔季耶夫最有好感,因为叶根别尔季耶夫几乎总是默默不语,对任何人都微微动一动他那厚厚的嘴唇和厚厚的脸腮、露出憨厚勇士般的笑容。
穆尔萨利莫夫和艾哈迈占也不讨人嫌,都很可爱。他们用乌兹别克语交谈的时候,一点也不妨碍瓦季姆,何况他们说话总是很审慎,心平气和。穆尔萨利莫夫看上去像一位富有智慧的老翁,这样的贤哲瓦季姆在山区经常碰到。只有一次穆尔萨利莫夫突然激动起来,相当生气地跟艾哈迈占争论不休。瓦季姆请他们翻译一下,到底争论什么。原来穆尔萨利莫夫对于在取名字方面的独出心裁——把几个词儿拼在一起作为一个名字一一一一又不满意。他断言,真正属于先知留下的名字只有四十个,其余的名字都是不正确的。
艾哈迈占也是个与人为善的小伙子。如果请他说话声音轻些,他总是马上就把声音压低。有一次瓦季姆给他讲埃文基人的生活,大大激发了他的想像力。一连两天艾哈迈占都在反复思考这种不可思议的生活方式,向瓦季姆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你说说,这些埃文基人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
瓦季姆即刻回答他,于是艾哈迈占便会几个小时沉浸在深思中。但是过后他又会一瘸一拐地走过来问:
“那么他们——这些埃文基人的作息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呢?”
第二天早晨他又问:
“你说说,他们每天都有什么任务呢?”
说埃文基人“就那么生活”,这种解释他不能接受。
常常来跟艾哈迈占下跳棋的西布加托夫,也是一个沉静而又有礼貌的人。明摆着,他没有多少文化,但不知为什么却懂得大声说话不体面,不应该。即使在跟艾哈迈占发生争论的时候,他的话似乎也会使对方镇静:
“这里的葡萄难道是真正的葡萄?这里的甜瓜难道也算是真正的甜瓜?”
“那你说,哪里有真正的?”艾哈迈占激动了起来。
‘境里米亚…你要是能去看一下就好了……”
焦姆卡也是个好孩子,瓦季姆看得出他不是个只会空谈的人。焦姆卡善于动脑子,也善于实践。诚然,他脸上没有天才的光辉烙印,当他听到某种出乎意料的思想时,他看上去似乎有点愁眉不展。学习的道路对他来说并不平坦,智力的开发也不轻松,但这种笨鸟先飞的人往往会大有作为。
鲁萨诺夫也没使瓦季姆受不了。这是个一生都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尽管没从天上把星星摘下来。他的见解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只不过不会深入浅出地表达,只会生硬地照本宣科。
科斯托格洛托夫起初给瓦季姆的印象并不好:过于粗鲁,喜欢嚷嚷。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