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索尔仁尼琴:癌症楼-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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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寄往塔赫塔一库佩尔的信投进了邮筒。穿过马路走向电车终点站。她要乘的那路电车响着当当的铃声调过头未。人们从前门和后门涌了进去。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急忙去占了一个座位——这就是她离开医院之后的第一个小小的希望，她由此开始从主宰病人命运的医生变成任人挤来挤去的普通电车乘客。
但不论是在电车沿着年代已久的单线轨道隆隆行驶还是在错车站久久停靠的过程中，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一直是无意识地望着窗外，时而思考着穆尔萨利莫夫肺部出现的转移，时而思考着打针对鲁萨诺夫可能发生的影响。今天巡诊的时候他说话的那种训人的腔调和威胁的口吻，从上午起被一大堆别的事情冲淡了，此时，下班以后，又显现出令人心情压抑的积淀：晚上和夜里折磨她。
电车上的许多女人也像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那样，随身带的不是小巧的女式提包，而是塞得进一头活猪仔或4个大面包的那种大拎包。电车每过一站，窗外每掠过一家商店，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思想就愈来愈被有关家庭和家务的事所控制。这一切都压在她的身上，而且只能由她承担，因为能指望男人干什么家务呢？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是这样的，有一次她去莫斯科开会，他们整整一个星期连碗也没有洗过：倒不是故意留给她洗，而是认为这种周而复始老是重复的工作毫无意义。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还有一个女儿，已经出嫁了，并且有了一个小孩，可她跟没有丈夫差不多，因为正在闹离婚。一天来这时才第一次想起自己的女儿，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并未感到高兴。
今天是星期五。这个星期天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一定得大规模地洗一次衣服，因为积下的太多了。这就是说，下一周前半期的菜无论如何要在星期六晚上做好（她每周做两次菜）。而今天晚上就得把要洗的衣服泡上，不管多晚睡觉。这会儿，也只有这会儿，尽管已经晚了，还得去一趟中心市场，那里到了晚上也能买到东西。
她在需要换乘另一路电车的地方下了车，但她向邻近的食品店橱窗看了一眼，决定进去看看。肉食部空空如也，售货员也走了。鱼类柜台那里没什么可买，只有小鲜鱼、咸比目鱼和鱼罐头。她从五光十色的金字塔式的一排排瓶酒和褐色的（跟香肠的颜色几乎完全一样）圆滚滚的干酪眼前走过，想在杂品柜台那里买两瓶葵花子油（在这之前只有棉籽油）和一袋压缩大麦片。于是她穿过安静的店堂，在收款处付了钱，回到杂品柜台来取货。
可是正当她站在两个人后面等候取货的时候，商店里突然起了一阵闹嚷嚷的声音，人们从街上蜂拥而至，都在熟食柜台和收款处排队。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哆嗦了一下，不等杂品柜台把东西给她，就急急忙忙也去排队，在售货处和付款处各占了位置。在弯曲的有机玻璃柜台里边还什么东西也没有，不过紧紧挨在一起的排队妇女肯定地说，将有火腿香肠出售，每人可买一公斤。
她的运气不错，稍晚一点再排第二次队也许还来得及。
第八章 人们靠什么活着
叶夫列姆·波杜耶夫要不是脖子被癌肿包围，还是个年富力强的男子汉。论年纪，他还不满半百；肩膀结实，两腿有力，头脑健全。与其说他像一匹结实的马，不如说他更像一头耐劳的骆驼，干完8小时的活还能像头一班一样再干8小时。年轻时他在卡马河上习惯于搬运六普特重麻包，当年的那种力气至今也没减多少，即使现在，需要跟工人们一起把混凝土搅拌机推到高台上去的时候，他也从不退缩。他到过许多地方，干过无数行当，在那边拆卸、挖掘、运料，在这边建筑施工，面值小于8卢布的钞票不屑于去点数，半升酒下肚脚步不晃，超过一升便不再贪杯——就这样，他对自己以及周围世界的感觉是，叶夫列姆·波杜耶夫面前没有尽头，没有界限，他将永远是这样。尽管他有的是力气，但却没上过前线——作为专业建筑工人而免服兵役，既不知道负伤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住野战医院是怎么回事。他从未生过大病，流感、时疫也没得过，连牙终也没有过。
直到前年才第一次患病——一下子就得了这种病。
得了癌症。
现在他一开口就说“得了癌”，而当初很长一个时期他都佯装镇静，仿佛没什么，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能忍受得了就一直拖着，不去找医生。等到去找医生了，他就从一个科被转到另一个科，最后转到了肿瘤科，而这里对所有的病人都说他们得的不是癌。叶夫列姆不愿意弄明白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他不相信自己的理智，而相信自己的愿望：得的不是癌症，会好的。
叶夫列姆最初发病的地方是舌头——灵活自如的、不引人注意的、自己的眼睛从来不能直接看到而在生活中又如此有用的舌头。将近50年来，他使这条舌头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就凭这条舌头他为自己争到过本来挣不到的工资。没有干过的活儿，他赌咒发誓说干过了。自己不相信的事情，他也能说个滔滔不绝。既用它来顶撞上头，又用来臭骂工人。他骂起娘来是一套一套的，总是抓住被认为是神圣和宝贵的地方花样翻新，像夜写一样陶醉于自己的出色表演。他讲的笑话也都粗俗下流，但从不涉及政治。还会唱伏尔加河流域的歌谣。他对遍布各地的好多娘儿们撒过谎，说自己是单身，没有老婆孩子，许诺过一个星期就回来盖房子。“哼，就该让你烂掉舌头！”——他有那么一个短期文母娘这样诅咒过他。但叶夫列姆的舌头只是在他烂醉如泥的时候才不听使唤。
忽然间，这条舌头开始膨胀起来。老是碍牙齿的事。柔软滋润的嘴也容它不下。
可叶夫列姆还是满不在乎，仍然在大伙面前龄牙咧嘴地说：
“波社耶夫？世上的事他什么都不怕！”
他们也就说：
“是啊，波杜耶夫的毅力真够强的。”
其实这并不是毅力强，而是5倍的恐惧。他不是凭毅力，而是出于恐惧才挺住，坚持工作，能把手术推迟一天算一天。波杜耶夫一辈子所做的准备都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了死去。这种过渡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他不认识这种过渡的途径，于是就一再排除这个念头，反正没有病倒，天天像正常人一样上班干活，听别人夸他毅力坚强。
给他动手术他不肯，只好开始用针疗：像对地狱里有罪的鬼那样往他舌头里扎针，几天几夜都不取出来。叶夫列姆。心想这么一来就会好起来，他是抱着那么大的希望！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舌头胀得更大。叶夫列姆在自己身上再也找不到那种坚强的毅力了，他愁眉不展，把脑袋伏在铺着白布的门诊桌上，同意开刀。
手术是列夫咧昂尼多维奇做的，做得非常成功！正像手术前所说明的那样：舌头截短了，变窄了，但很快就会习惯于转动，重新像先前那样说话，只是口齿有可能不那么清楚。他还被针疗过一次，放他出去了又叫了回来，于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说：“现在可以说，你过3个月再来，我们还要给你动一次手术，是在脖子上。这次是简单的小手术。”
但是脖子上的这种“简单的小手术”波杜耶夫在这里可说是看得不少了，所以在指定的日期他没有去。医院一再发信通知他，可他理也不理。总的来说，他不习惯于在一个地方久留，会不当回事儿似地远走高飞，哪怕到科雷马河上，哪怕去哈卡西亚。在任何地方他都没有财产、住房和家室之累，他所喜欢的只有自由的生活和口袋里的钱。而医院里来信说：“如果您再不来，我们就通过民警把您押来。”瞧，肿瘤医院甚至对那些根本不是癌症病的患者也有什么样的权力。
他去了。当然，他还可以拒绝开刀，但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仔细摸7摸他颈部，狠狠地责怪他耽误了时间。就这样，他的脖子左右两侧都做了手术，像不明不白挨了刀子似的；他缠着绷带在医院里躺了很久，而让他出院的时候医生们无不连连摇头。
对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再也不像先前那么倾心了：工作、玩乐、喝酒、抽烟都使他感到索然无味。他脖子上那地方不见柔软，而是愈来愈绷得紧，硬邦邦的，老是像针扎和刺痛，甚至影响到头部。肿块沿着脖子往上升，几乎到了耳根。
就这样，一个月以前他仍然又回到这栋用发砖建造、砖缝匀称齐整的老建筑物前，登上掩映在白杨树中间、被千百双脚磨得光滑的台阶，外科医生们即刻像接待亲人似地将他留了下来，于是他又穿上了那种条纹市病号服，还是住在靠近手术室、窗子抵住后围墙的那间病房里，等候第二次（而总的算来是第三次）手术。叶夫列姆此时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他承认自己得的是癌症。
现在，为了追求平等，他开始说服同病房里所有的病人，要他们相信自己得的也是癌症。而既然得上了这种病，那就谁也甭想逃出这个地方。即使出了院也还得全都回到这里来。倒不是他能够在别人的痛苦乃至骨折的脆裂声中找到乐趣，而是要别人也想到真实情况，不自欺欺人。
后来给他做了第三次手术，开刀开得更疼、更深。但手术后包扎时，医生们似乎并不高兴，而是用行话在相互交谈，并用纱布给他愈缠愈紧，愈缠愈高，使脑袋和躯干牢固地连在一起。他感到射向头部的刺痛更厉害了，更频繁了，几乎是接连不断。
这样一来，干吗还要装模作样呢？得了癌症就应当变得超脱一些，正视两年来他一直眯缝起眼睛、扭头不看的事实：叶夫列姆断气的时候到了。采取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心情反而会轻松些：不是死，而是断了气儿了。
但这话只能是说说而已，头脑知不能想像，内心也无法体验：这事怎么能发生在他叶夫列姆身上？这怎么会发生呢？当真会这样该怎么办呢？
为了躲开这一事实，他曾挤在人们中间拼命干活，可现在事实终于跟他狭路相逢，借助于绷带掐住了他的脖子。
从其他病人——无论是病房里的还是走廊上的，无论是楼上的还是楼下的——那里，他是听不到对他有任何帮助的话的。所有的话都不知说过多少遍了，可没有一句是中听的。
于是他开始从窗前走到门口，又从门口走到窗前，每天五六个小时踱来踱去。这是他寻求解脱的办法。
叶夫列姆一生中只有几个大城市没去过，边远地区他几乎走遍了，无论持在哪儿，他和其余的人都很清楚，一个人应该具备什么本领。一个人要么掌握很好的专业技能，要么能在生活中钻营。这两者都是生财之道。所以说人们相互认识的时候，道过姓名之后总是紧接就问：干什么工作，挣多少钱。要是一个人挣钱不多，那就是说，他不是傻瓜蛋便是不走运，反正是不怎么样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