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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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地开口说“我……”时，他才抬起头来。
“您好，先生，我可以为您做些什么？ 您想要一个房问吗？ ”门房用无可挑剔的德语问道。
“谢谢，我不需要房间。我来这儿的原因是：我住在大公宫殿酒店……”
“那也是一家非常好的酒店，您在那里会很愉快的。”
“我太太和我都很满意。但是我想说的是，刚才，一个小时之前，我在屋顶平台上坐着……”
“今天早晨的空气好极了，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清新的海风，空气中一点烟雾都没有。请相信我，您为您的伊斯坦布尔之旅选择了一个最好的时间。”
“您听着，一个小时之前，一个男人在您的酒店早被人枪杀了。是米勒先牛。我在对面看到了，亲眼看到的，为什么您却不知道？ 他的女朋友伊琳在场，她现在很可能藏起来了，得有人照顾她，这事您得安排一下。他叫米勒，七楼或者八楼，马尔库斯，伊达，路德维希，路德维希，埃尔莎，莱纳。如果警察来了，我可以做重要的证词。射击者当时肯定是在周围某个屋顶上……”
“很抱歉，先生，但是我们酒店里没有住着什么米勒先生。”
“我……”
“最近一个月以来我们这里都没有住过什么米勒先生，据我所知，未来几天里也没有一个叫米勒的人在我们这里预订房间。如果说有谁最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的话，那就是我。”
“我亲眼看见米勒先生在这个酒店、在他的房间里被人用枪打死了，昨天晚上我还和他在一起来着，我希望……”
“米勒先生不住在这儿。”
“如果您不立刻叫人到七楼和八楼去看看的话，我就叫警察。”
“年轻人，如果您想挑衅滋事的话，我会让您叫来的警察在一分钟内把您从这儿扔出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平时能毫不费力地顶住一百公斤花岗岩的二十八岁的石雕家阿尔宾·克兰茨的背部肌肉现在却存一个可疑的土耳其门房面前屈服了，他的肩膀耷拉着，个头儿缩短了十厘米，陈列橱窗的蜡像在被烧化时的感受一定与他此刻的感受一模一样：瘫软在由他自己溶化成的水坑，只有硬邦邦的衣服和内部的几根线还在撑着。
“您知道吗，我本来不想到伊斯坦布尔来，是我太太劝说我来的。后来我也一直不愿意，不过……您结婚了吗？ ”
“结婚二十三年了，我有五个孩子，四个男孩，一个女孩。”
“那么您了解女人。”
“您也有孩子吗？ ”
“没有。”
“很遗憾。不过您还年轻。”
“酒吧在哪儿？ ”
“左转，然后沿着走廊一直往前走，走到头后再左转。
如果您愿意，可以先看一眼我们的屋顶平台，从那里可以看到大学和苏莱曼清真寺，也很迷人。“
“不用了、”
阿尔宾按照门房的指点和讲解走了过去。
奥岱洛·苏丹酒店里的酒吧叫“爱尔兰酒吧”，像所有国际性酒店中都必定会见到的酒吧那样装修得俗气而愚蠢。
左边是一个椭圆形的硬木吧台。每个分隔镶板上都嵌着一个健力士啤酒的商标，不过人们在这儿也能喝到斯特拉和喜力啤酒。一面面与墙同高、印着威士忌广告的大镜子包围着桌子，把桌子和桌子分隔开。这样一来，每张桌子就都有了独立的空间，这个空间在镜子里叠映成令人眼花缭乱的无穷无尽的空间，乃至会让胆小的欧洲人产生一种感觉，怀疑有人在他们的饮料里掺了毒药。高凳和长凳都包着红色的皮革。内部装潢师在天花板上挂了一张也许连一条沙丁鱼都兜不住的薄薄的鱼网，网里放着塑料做的鱼、螯虾、螃蟹和海星。在同样镶了硬木板的墙上，挂着镶了廉价画框的招贴画，画上是绿油油的草地、清亮透明的小溪或者波浪翻滚的大海。这些画下面的署名分别是图拉摩尔、凯勒堪尼或者夏农的凯里克，其中一个署名肯沃尔。酒吧老板看上去似乎在擦拭柜台上昨天夜里留下的啤酒污痕，其实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电视上那个黑人女王带了金环的肚脐上——电视挂在他工作台的上方，没开声音，那个黑人女人正无声地翕动着巨大的嘴巴。清洁女工推动着一台声音很吵的吸尘器正在给棕色的地毯吸尘。
阿尔宾坐在柜台边上要了一杯双份的波本威士忌，脑子里想着米勒，一口气喝光了酒，然后点上一根香烟，让侍者再给他一杯酒。
“您认识一位六十五岁左右的、非常胖的美国人吗？ 他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朋友。
“当然，您说的是……等一下，他叫什么来着……您说的是马龙·白兰度。”
“没错，就是马龙·白兰度。”说完这话阿尔宾感到惊讶，自己竟然能如此自然地脱N 说出这个名字，仿佛他真的已经找这个名字找了好几天一样。
“一个高大的男人，高大而不幸。我们土耳其人很喜欢马龙·白兰度，尤其是《教父》。”
“他今天早晨被人用枪打死了。在这里，伊斯坦布尔。
他正在这儿拍一个新片子。“
“不可能！ ”
“千真万确。就在这家酒店里，我亲眼看见的。他扮演一个走私故事里的钻石商人约纳坦·米勒，B 级片，您有印象吗？ ”
“不，没有。另外我现在也没有时间，抱歉。”
“请再给我一杯威士忌。”
与此同时，我们的火车停在了地下的机场车站。列车员帮助萨宾娜下了车——由于一种很麻烦的踝骨骨折，她走路时拄着拐杖。连斯凡蒂叶都没忘记带任何东西。我们站在那里茫然四顾，谁都不知道该往哪边走。舍尔夫自称对尼泊尔、哥伦比亚和摩洛哥比对S 城都熟悉，但却从来没有从法兰克福机场起飞过。哈根看上去有些胆怯。就连我们究竟应该乘坐通往A 厅、B 厅还是C 厅的滚梯这个问题，都引起了争论。阿德尔说，开往贝鲁特的飞机一直都在C 厅起飞；科琳娜肚子痛，想先去厕所，又怕找不到我们了；萨宾娜在找直升电梯，因为她抬不动她的箱子。为数不多的几个能让我们看明白意思的指路牌，给所有能够设想的需求都各指出了好几个方向。斯凡蒂叶建议抽签，但是谁手边都没有火柴或者牙签。七个学艺术的大学生就这样站在行李搬运工、空姐、度假者、商务旅行者中间，期待着能发生点什么。但是什么都没发生，直到莫娜忽然痉挛般地大叫一声：我们全都疯了！ 然后她以一种数学的精确性向我们证明，最有意义的办法是先乘坐通往B 厅的滚梯，因为从逻辑上讲，B 厅应该在整个大楼的中间；如果我们的登机口是在A 厅或者（ ：厅，那么从B 厅通往另两个厅的距离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先上到C 厅或者A 厅去而最后证明我们必须在A 厅或者C 厅登机的话，我们就得再走双倍的路。她问我们是否明白了她的意思，是否需要她画一张地图。她反正不知道哪个厅在统计学意义上更有优势，而且伊斯坦布尔不是贝鲁特，厕所则到处都有，而电梯根本就没有，就算抛开这些不谈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反正还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呢。
没人敢反驳她。阿德尔一声不吭地拎起萨宾娜的箱子；科琳娜说她上厕所也不是特别急；舍尔夫觉得自己像受到了训斥一样脸上无光。哈根问莫娜为什么要那么激动，莫娜不屑于回答。但在滚梯上，她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6
我脚边的烟头的火光渐渐黯淡了，与此同时，夜色也渐渐变得透明了。我们正在靠近一座城市，城市的上空笼罩着由无数灯火和灯箱广告的反光构成的一口大钟。马达的声音现在小了一些。我斜靠着，想着星星的运动：它们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相互远离，至今仍在不停地相互远离，直到有一天到了时间的尽头。到那时，或者说，在那里，它们在一个瞬间的千万分之一的、绝对寂静的时间里停滞，然后开始反方向运动。
船在杜苏努伦地区靠岸时已近中午。一只海鸥在摇摇晃晃的快艇前面的一个橙黄色浮标上小心翼翼地收起翅膀，结束了它的长途飞行。丽维娅四处张望着，好像在寻找什么人，但却到处都找不到。我从两扇门之间的缝隙里看着她。莫娜一边翻着她的旅游手册一边念道：“在拜占廷时代，这里的两岸之间有铁链相连，这样人们就可以把博斯普鲁斯海峡作为停泊船只的地方。”没有人对她读的东西感兴趣。码头旁边，一座尚未竣工的酒店已经倒塌，成了野猫和鸽子的家。一种让人觉得口干舌燥的热烘烘的气息渐渐从里面散发出来。丽维娅问欧拉夫：“你看见阿尔宾了吗？ ”他没看见我。我仔细倾听她的声音，想听出其中是否有担忧的语气。扬说：“他在里面。”她说：“他需要烈酒。”——没有担忧，只有轻蔑。
我转过头来。在城市散发出的雾气的笼罩下，阳光显得黯淡虚弱。逆光中，丘陵、楼群和清真寺的剪影仿佛涂了一层透明的水彩。站在我旁边的两个土耳其年轻女人长得并不漂亮，甚至应该算丑的，但是她们确信自己会生活得很好，这种自信让她们发出光彩。我推开门。我用的力气太大了，丽维娅转过身来。我们四目相对，她的目光里有一个问题：他喝酒了吗？ 而不是“你喝酒了吗？ ”——这就是区别。一个身穿绣着金线的迷彩制服的船员逐一跟每位乘客告别，每告别一下就用手指尖轻轻地碰一下帽檐儿。
我为什么要相信梅苏特呢？ 他不过是伊斯坦布尔成百上千酒店中的一家酒店里的一名毫不起眼的门房，艰难地抚养着一家子人。为什么从一个星期以前开始，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哪怕他是在胡说八道？ 纳格尔饿了。“杜苏努伦地区的鱼餐馆非常出名”，莫娜说，这次没有再打开她的旅游手册。“我不去，”我说。丽维娅犹豫着是该跟我走还是和他们在一起。她皱着眉头，像在权衡各种理由。她当然是愿意和扬在一起的。每当人们开始一场新的恋爱时，分离总是令人无法忍受，即便以前已经无数次地分离过，即便幸福无非是转化成一些共同度过的时间而这些时间终有一天会成为过去。我替她做了决定：“你和他们呆在一起吧，你帮不了我。我们回程前在港口碰头。”
有一瞬间，她没能克制住自己脸上的表情，那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她说：“我不喜欢你自己去做调查。”——“我不做调查，我必须找出一些东西。”
我试图有系统地沿着街道走，这很困难。这些街道彼此相似，极易混淆。到处是停在饭馆门前的载着鱼和海产品的木制手推车、摆放得满满的蔬菜摊和挂售牛羊肉的肉店，间或还能见到一些卖地毯的商店和一些陈列着皮革制品和工艺品的橱窗。咖啡馆里坐的清一色全是男人。所有的街道看上去都好像是围绕着一个市中心，但是你却找不到这个市中心。到处都见不到广场或者比较高的建筑。我不紧不慢地走着，怀着一种对梅苏特的没来由的信任，像一个逃跑出来的精神病人一样两眼发直地盯着人们。天气很冷，我把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