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看美国3-我也有一个梦想-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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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女孩们梦中的恋人,他们被毁于一旦,不论他们是南军,还是北军。甚至他们就是被毁灭在自己兄弟的手里。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称为是一个“悲剧”呢?在这样的悲剧面前,还有什么战功和胜利是值得夸耀的呢?
这就是南北战争从一结束起就形成的,对这场战争评论的基调。我们曾经和一位来自中国的朋友聊起美国人这种战争态度。他觉得很奇怪,总是问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能够回答的就是,这是自然形成的。因为这是符合他们一贯的逻辑的,既是源于他们的宗教传统,也基于这里的人们尊重个人,尊重生命的一贯态度。
美国的制度不容许政府限制人民思想感情的表达。因此,不论南方还是北方,人们可以自己筹款,建立各种对于南北战争的纪念碑和博物馆。这样的纪念碑和博物馆在美国遍地都是。没有人能够对纪念碑用词横加干涉,也没有人能对博物馆主题“定调子”。在北方,你在读纪念碑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提到这场战争的时候,用的是“国内战争” 这样的用词,有时也会提到联邦。然而在南方,纪念碑上称呼这场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因为当时已经有了独立的南方“邦联”了。
可是,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它们的纪念碑和博物馆的基调,都不约而同地是对于逝去生命的感怀,在这块土地上,这是自然的。看到这些与我们一向习惯了的军事博物馆风格大相径庭的气氛,我们也只能这样想,在我们的出发点里,就有一些东西是不同的。而不同国家的孩子们也就在不同的气氛下,受到熏陶和渐渐长大。长大以后,他们相遇时,又会感到陌生和惊讶。
林肯总统的整个心态,也始终没有离开这样一种沉重的悲剧感。不管一百多年前的林肯总统有怎样的历史局限,在整个过程中作了些什么决策,然而,在一百多年前,也许只能是这样的结果。而在我看来,林肯总统的伟大之处,是在于他对于这场战争悲剧的历史性认识,以及他真诚地把自己在战争问题上的醒悟,融入了自己对战后问题的决策中。
虽然,基于美国的制度约束,林肯总统很难做到,象其它一些国家的领袖人物通常所做的,站在胜利者的优越地位上,在战后以压倒性优势,在排山倒海的舆论宣传配合下,把南方“叛乱者”们从上到下作一番彻底清算。比如说,镇压为首者,清理叛乱参与者,以战争罪,叛乱罪,刑事罪等等,处理一大批南方的“后患”。并且在舆论上颂扬北方的平叛的功绩,把南方定在一个罪恶滔天的位置上,永世不得翻身。林肯总统不能任意这样做,不过,林肯总统本人对于战后南方问题的态度,还是很重要的。
林肯总统几乎被暗杀在战争结束的同时,然而在战争形势明朗,胜负已经基本定局的时候,对于如何处理战后的南方问题,他是坚决的温和派。虽然由于他的被暗杀,联邦对于南方的处理,有过一些反复。可是林肯总统生前的这个态度,对战后的南方和战后的美国如何走向,还是有很大影响。
战后的南方,已是满目疮痍。我以前跟你说起过,战争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战争机器一旦滚动起来,它的残酷性本身,就会导致许多无法控制的局面。即使是现代战争都是如此,更不要说是一百多年前的,双方基本上都是以临时招募的民兵,打出来的这么一场战争了。就象中国的说法,兵者,凶器也。美国人说,战争是肮脏的东西。前面说过,由于美国的制度,对于一场战争的回顾,发掘和表达,你不可能是由一个人或是一些人定下什么调子,然后照样本宣传。战争中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有可能被写下来,并且出版。在美国,有关南北战争的书,已经多到了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不干,花一生的时间去读,都不可能读完了。而且,还在继续地出版。
南方的一片焦土,也在出版的历史,回忆录和老照片集子里,永久地保留下来了。例如在佐治亚,北方联邦军的指挥官谢尔曼将军,是无人不晓的著名历史人物。很不幸的是,他的名字一直和一场场的大火联系在一起。北军打到佐治亚的时候,南方已经大势已去了,尤其是在亚特兰大市被攻陷之后。去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旅游者。人们发现,这个城市相当于其它逐步发展的大城市来说,它的市中心除漂亮整洁之外,还有一种“崭新”的感觉。我第一次去亚特兰大,印象最深的就是“新”,新得叫人觉得疑疑惑惑。后来才知道,在南北战争中,那个旧的亚特兰大,在谢尔曼将军的命令下,一把火全部烧了个干净。
不仅如此,从亚特兰大开始,尽管谢尔曼将军领导的北军一直处于相当顺利的形势,但是为了彻底地吓住南方,他命令部队将遇到的民房一路烧下去,同时杀死所有遇到的牲畜。就这样,一路烽火南下。在接近佐治亚南方港口城市塞凡那的时候,塞凡那的人们发现根本无力抵挡北军的攻势。为了避免损失,商人们派出代表去见谢尔曼将军,表示不抵抗,希望他能够不烧塞凡那,并且在他进城之后予以协助。谢尔曼答应了。此刻,正是圣诞节前夕,谢尔曼将军高兴地给林肯总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到,我将把完整的塞凡那,作为送给你的圣诞礼物。该信的原件犹存,这成为今天在美国南方,人人都知道的一个“典故”。塞凡那就这样保留下来,成为今天佐治亚最美丽的一个老城市。在美国逻辑中,那些塞凡那商人也完全是正面的形象,南方人也决不会把他们当叛徒对待。
离开塞凡那,谢尔曼将军的部队又一路向北烧将上去,一直烧到南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查尔斯顿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待到谢尔曼将军攻下查尔斯顿,已经一片断壁残垣。我们在南方周游的时候,几乎到处可以听到谢尔曼将军的名字,一百多年来,南方民众的子孙对“谢尔曼的大火”耿耿于怀,一代传一代。在我们来到查尔斯顿的时候,就问过一位在市政府的花园里做义务导游的老人,谢尔曼将军烧过查尔斯顿吗?老人说,查尔斯顿在被北军攻陷的时候,已经大半毁于炮火,所以,“已经不必麻烦他再烧了”。一出城,我们就在查尔斯顿的郊外,遇到被北军焚烧后至今还留下一堆焦黑瓦砾的庄园。
在那次陪伴我们的澳大利亚朋友去塞凡那的时候,参观了谢尔曼将军在塞凡那期间居住的那幢房子。那是南北战争时期当地大富豪的私邸。在参观之后,我们的朋友也向讲解员了解有关谢尔曼将军烧佐治亚的情况,可见谢尔曼将军已经随着历史书在澳大利亚也出了名。那个讲解员平和地说,据他认为,这些情况也不能全部归咎于谢尔曼将军一个人,因为在战争期间,一切都在混乱之中,失控的情况常常会发生。两位澳大利亚人十分惊讶,说是没想到南方人还有这样的客观和冷静。
当然,这份平静也是一百多年时间淘洗的结果。可是,那位讲解员的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枪声一响,一开始杀戳和被杀,人就被改变了,战争的双方都一样。局势也就在一片混乱中变得难以控制。例如,在南北战争中,战场上的双方士兵常常补给不足,双方也就都有饿得骨瘦如柴的战俘。在主要战场的南方,平民遭遇北方军队抢劫的情况也很多。双方在后期甚至都出现过“督战队”,即向自己一方的逃兵开枪,等等。所有这些战争阴暗面和细节,都在战后,随着战争的书信集日记集,逐渐变成一本本历史书,出版并且公诸于世。
不仅是纪念馆,这里的战争回忆录,和我们所熟悉的革命回忆录的风格也是有区别的。并不是这里所发生的内战,就比其它地方的内战流了更多的血;也并不是这里的内战,就更不人道。只是,这里的人放下武器的时候,比其它一些地方的人们更快地意识到,他们原来都是父子兄弟。他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有着同样的宗教,甚至来自同一个家庭。当他们已经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之后,他们从战争的魔魇中醒来,自己被自己的行为震慑住了。接下来的一个最自然的问题就是,他们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吗?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这样一种自发的,出自人性本能的对于内战的反省,其结果就是,在这个国家,再也没有一个政治家胆敢试图用武力去解决国内问题,不论他是来自南方,还是北方。人们普遍理解,他们的先辈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也许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智慧去避免这样一场内战。可是,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不论是谁,都很难避免在历史上定位成为一个罪人的结局。因为今天的人类已经又“进化”了一步。
你一定还记得,在南方向塞姆特堡开出第一炮的时候,南方和北方,还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可是,战争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就是制造仇恨。那么在战争制造了仇恨之后,这个国家怎么办?当时,林肯总统已经被暗杀,按照宪法,由他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接替他的位置。在这个时期,几乎是美国总统和国会的关系最为恶劣的一个时期。在美国历史上,大概再也没有出现过哪个时期,有如此之多的国会法案被总统否决,又有如此之多总统否决后的提案,重新又以绝对多数被国会强行通过。所以,当你听到,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正式由国会对总统提出弹劾,也发生在这个时候,就不会感到奇怪了。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一切只是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充满矛盾的反映。
在战前,是南北对峙的矛盾,在南方“邦联”成立的时候,南方的国会议员们就都离开美国国会,回到南方自己的“邦联”议会去了。美国国会里只剩下了北方的议员,在这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北方议员的国会,和林肯的副总统之间,为什么会出现美国历史上国会与总统最尖锐的矛盾呢?
战争过去了,北方胜利了。在战争后期,这个胜利还没有完全出来之前,根据战场形势,林肯总统对于胜利前景,已经非常有把握了。可是,“战胜”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问题又解决到什么地步呢?尽管在战争后期,林肯总统作了一个战争的目标切换,可是,他应该明白,战争的实质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这场战争就是用武力把逃离美国的南方,押回了联邦。即使在解放奴隶的问题上也是一样,实质就是北方用枪逼着南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统一到美国主流的制度和观念上。
在奴隶制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上,美国自从它的建国者们提出了“自由平等”的建国理想,到这个时候,北方和南方似乎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可是,解决的方式不一样,它们的结局也是完全不同的。在北方,人们逐步通过辩论,唤起大多数人的人性觉醒,最后白人自己立法,放弃这样一个对他们应该说是“有利可图”的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人因此放弃或失去了一份对于他们来说是“传统的财产”。从立法通过起,所有的人遵从这个大多数人的决定。
这样一个过程,不仅是加强了民众对于契约社会正常运作方式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这样循序渐进的一个立法过程,也是人们对于一个不人道的制度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