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力 作者:刘海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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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你喜欢电影表现得比较平实、朴素，比较现实主义的风格，但是电影最后你拿孔雀去点题，这种意象主义做派与你喜欢的小津安二郎导演的风格不一样。
顾：我喜欢小津安二郎的作品，于是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做成他那样，做和别人一样的东西，毫无意义。我过去合作过的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出了很多好作品，但我怎么可以和他们一样呢？况且我吧，我这个人比较杂，喜欢和别人有点不同，所以我想自己的作品还是做自己的，因为你想超越别人，第一也超不过别人，第二也做不成别人。
《星》：感觉你有着强烈的平民情怀。
顾：本来传奇的东西，写成传奇，这固然不错。而许多看起来平常的东西，但实际上蕴藏着传奇，我想，从平常司空见惯的东西挖掘出传奇来，是更不容易的事。我就是对小人物的生活怀有敬意。
《星》：《孔雀》上映后，有很多好评。但也有观众提出不同意见，片中“姐姐”骑车，后面拴着自制降落伞这幕戏，有很多观众觉得在那样的年代即使用上全家人的布票也不可能买到那么多布。还有观众提出建议，“姐姐”可以用五颜六色的床单来做降落伞，你能接受这样的建议吗？
顾：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主意很好。但我想这个观众可以再看一遍《孔雀》。其实我是这么看的，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之前有一幕戏，姐姐躺在晾衣服的天台上，能够看到很多彩旗在飘，我觉得姐姐做降落伞的布料就是从那里偷来的，她偷了很多蓝色的彩旗。在那个年代的观念里，会觉得我这个人是国家的，彩旗也是国家的，也就是我的了。这对于姐姐这个理想主义的孩子来说，挺痛快的！
《星》：片名叫孔雀，但是孔雀开屏的戏在片尾才出现，这一点也是被比较多的观众质疑的，认为比较牵强。似乎是专为“点题”而设？
顾：这个场景是剧本本来就有的。我的片子也给王朔和田壮壮剪过，他们下手特别狠，基本都是在姐姐拿着西红柿哭那里就结束了。但我觉得我的结尾对整部电影来说是一个回归——无论你经历了什么，人生最后会回到一个常态。所以大家都平安地过着日子，然后一起来逛公园，错过了一次孔雀的开屏。起《孔雀》这个名字，是因为我觉得它挺不商业的，我之前也一直问自己：“一定要叫‘孔雀’吗？”，后来就想，先这么写吧，如果再有好的就换。后来发现这个名字很耐看。当然一部电影片名不需要一定点题，而它（电影本身）需要更开放，就像美国影片《大象》，整部影片看下来如果没有人点拨你还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叫《大象》。
主持人 ： 说说批评的，您听到的？觉得还能听进去的，或者特别不合理，或者是还一些可以听进去的？
《星》：《孔雀》里的姐姐、哥哥和弟弟各代表了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一种典型性格———理想主义的、现实的、悲观的。你在拍摄《孔雀》的过程中，有没有想过这部电影是拍给谁看的？
顾：我想《孔雀》的观众群还挺大的。第一类是年轻人，这个故事有三个主角，三个孩子，从他们的少年一直讲到结婚生孩子———这是年轻人正在经历的事情。不论在哪个时代，成长面临的问题通常相近，都会遇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都会遇到婚姻、爱情、性、生老病死……这是成长共同的话题，特别容易和年轻观众产生共鸣。
第二类是中老年人，因为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讲述的是他们曾经经历过的故事。那些角色就像是他们的邻居、朋友、同学。
第三类我觉得适合一家人看———我甚至觉得它是一个文艺贺岁片。因为春节一家团聚，一定会聊起这个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孔雀》有非常朴素而深厚的家庭亲情，看完一定有特别多的话题讨论。
第四类是情人，我觉得它也像情人节电影，这个故事里有八个爱情故事，有惨烈的，有浪漫的，有迷茫的，有调侃的，有特别现实的，比巧克力式的甜蜜爱情更有味道。
《星》：对于分段形式的叙事电影，结构与节奏都非常重要，影片中一直是在以弟弟的叙述作为视角，但是弟弟这部分又特别单薄。目前对于《孔雀》的一些批评中，认为故事讲得不顺也不够，这是不是剪接问题造成的？
顾：其实弟弟的段落是拿掉最多的，拿掉之后呢，就涉及三个段落的平衡问题，所以就拿弟弟的画外音来加强人物。
《星》：为什么在结尾时给姐姐安排了一个云南丈夫？
顾：姐姐领女儿在动物园看孔雀时，女儿说这里的孔雀老不开屏，都是假的。我觉得这里头表现得挺明显的，这个孩子也是个叛逆者，对现实的叛逆者，她长大了肯定又是另外一个理想主义者。对此，姐姐的回答是：爸爸老家满山遍野都是孔雀。你说理想主义就这么破灭了吗？我说没有破灭。
所以说，我特别想歌颂的就是这样一些寻常的小人物，他们来去都没有人注意，他们的生命更坚韧，他们的生活过程也更苍凉，我就是觉得我对他们的生活怀有敬意。因为这个时代就是记住那些英雄啊，风云人物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活后来都成了神话。然而小人物他们的来、他们的走都不会留下太多记忆。
《星》：《孔雀》究竟有几个版本？我听说分2、3、4、7小时四个版本？
顾长卫：有很多版本，因为现在电影剪接完一个版本就可以存起来。譬如结尾就有好几种：有孔雀开屏和不开的，也有孔雀的和没孔雀的，还有另外一个结尾是一家四个女人包饺子，四个男人搓麻将，然后背景会出现电视，唱《欢乐今宵》的歌曲，还有赵忠祥和一个女主持在那里说话，场景是83年春节晚会。还有一个版本，就是一些人去找弟弟，表现小人物生命无常的。但我觉得还是现在这个最好。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最开放的、最不写实、虚的一个，会让人的情绪舒服一点。还有段时间，有一个版本没有孔雀开屏，整个结尾感觉太灰了——生活中还是有美丽的色彩。
《星》：有人说《孔雀》太冰冷，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逃离他们所憎恨的“庸俗”的生活，所有挣扎过的梦想都破灭了。
顾：持这样的观点，我那天看的报道都说特别年轻的观众，20多岁的小孩，我倒是这样像这样的电影，那个说法，我看主要是说两部分人不同的观众，一部分人经历过那个时代，年龄稍微大一些的，30多岁的观众都会觉得这个电影关于那个时代，关于那个时代亲情分寸的把握，朴素的是深情的。20出头也有不同的观点，说这个电影叙述的亲情太过凶狠，太多冷漠了。我对这个是有不同观点的，关于冷漠和不冷漠的，其实环境的不同，冷和暖是对比产生的，在那个朴素的年代，那个时候人不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信息量，这么多美丽的语言，这么多动听的歌声可以唱出来，可以说八卦、幽默这么多的事，可以有沟通。那个时候人生存还是基本问题的时候，见面说问你吃了没，你说吃了，或者说没吃，乍一听，现在见了谁说吃了没，觉得挺冷漠了，换在那个环境里面特别的温暖，跟人的生存有关联，互相的慰问。像这样的例子很多。
《星》：你从一个“大”摄影师做到一个“小”导演，这样的转变是为了给自己多一点表达的空间吗？
顾：不是表达的问题……我不是有特别多想法，一定得痛快说出来那种；我只是觉得有些事情可以更有趣一些，能更让我兴奋一些。
《星》：“这一次是你首次担当导演，是否料到《孔雀》将获奖？
顾：“我有这个信心，这是一部有质感、真诚而且丰富的电影，说他‘丰富’，是因为片子中提供的信息量以及对人物形象丰满的刻画。有分量的东西是让人忘不了的，《孔雀》就是这样的片子。”
《星》：下一部电影有什么计划？
顾：“下一部片子名叫《立春》，某种程度上是《孔雀》的延伸，至于更远一点的未来计划，要走着看，顺其自然，如果有合适的东西就拍，如果没有，就继续做我的摄影。”
关于顾长卫
顾长卫基本上可以归入不善言辞的那类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那种语言逻辑感不强的人，我做不到别人那样说话一环扣一环，最后还能想起第一环是什么。”因此，在说每一句话时，他总是习惯停顿一下，似乎是在寻找最准确的表达方法或者最精确的词汇。但是，这种努力也并不是总能成功的。
不过，顾长卫应该还有另外的表达方式，一种通过摄像机镜头，通过黑色的、彩色的画面来传情达意的表达方式。因此，当我们脱离开我们过于依赖的语言时，就会发现，在那个虚拟的电影空间中，谁也无法抹杀他作为一位摄影家和艺术家的成功的。顾长卫拥有一个仅属于顾长卫的、绝纱的电影世界。
曾经有媒体这样评论过他：“作为摄影师，他和张艺谋、陈凯歌等一线导演频繁合作，是目前中国唯一获得过奥斯卡提名的摄影师；作为导演，他的电影处女作《孔雀》顺利入围本届柏林电影节并夺得银熊奖；作为男人，她拥有一个美丽、体贴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儿子。”自称平凡人的人，往往有着不平凡的智慧，顾长卫就是这样一种人。
柏林银熊奖影片《孔雀》从始至终，都是蓝灰色调，没有明媚阳光，死气沉沉得统一表现得是导演的思维。拍到什么就是什么，摄影机的运动与静止之间更多承载的是主人公内心活动。太多的可能是顾长卫知道摄影师做导演容易重视觉造型，所以刻意的回避，表面上好像淡化了视觉方面的效果，而实际上几乎每一个镜头的角度、布局和用光，都是非常考究的。这种考究不是商业化的炫耀，外表也不是华美。镜头所展现的安阳古城，洋溢着淡淡的历史沧桑，有一种残破的美。深邃的小巷和斑驳的石墙，有着强烈的空间感，让人看到、感觉到小巷的里面和那墙的后面，曾经和正在上演着一个个或细微平凡或震撼人心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