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力 作者:刘海洋-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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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武》、《站台》等影片不但是贾樟柯成名之作，也是他的经典之作，让世界影坛认识了贾樟柯，也让中国影坛承认了贾樟柯。
当年能离开汾阳，使渴望自由的贾樟柯兴奋不已。在太原看到陈凯歌的《黄土地》又让贾樟柯联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汾阳。之后，贾樟柯的电影《小武》、《站台》等大都在家乡汾阳完成拍摄。影片不但让贾樟柯声名鹊起，也让他和汾阳密不可分。贾樟柯知道：中国就是由大多数像汾阳一样的县城组成的，大部分的中国人也就像汾阳人一样稀里糊涂的活着。对于汾阳，他有二十多年的回忆，他熟悉，“电影终归是想象的产物”，所以就更容易把握影片中的氛围。电影是贾樟柯重拾记忆的一种方式，是他对成长时代的认识。这并不是他怀念旧的东西，只是他觉得人可能很健忘，但不能失去记忆。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失去记忆也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人改变不了的东西就是本质。”贾樟柯的电影表现的就是最本质的东西。因为它是最真实的。有人对贾樟柯的评价是“他以电影作品最真实、最深刻地反映着中国显示社会，他成就了一个电影传奇，他塑造了另一种电影世界……”电影是想象的产物不假，可能他拍出来的东西，不是真人真事，但绝对是他对生活的积累与摸索，起码会给人以真实的感觉。
“我们不能只生活在结果中，还要了解过程。我们不能忘却历史，每个电影艺术工作者都有责任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比如现在我们说二战，知道结果死亡很多人，殃及范围很广，世界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但这些过于空泛。如果把战争的灾难缩小到一个普通的家庭，人们就容易理解和感受到二战的过程。贾樟柯就是这样，他把某一段历史掰开了、揉碎了缩影在几个普通人身上，让更多的普通人了解时代发展的过程。只知道结果，不了解过程，就失去了意义，更不能深刻理解。
较之太多的商业电影，贾樟柯的电影更是难能可贵。它是一种真我的表现，更能被大众所接受。贾樟柯电影中的人物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他的作品里没有大牌明星，讲述也只是生活中的人们的真实感受。在国外，贾樟柯的每部电影都有不错的票房。感情无国界。每部影片，贾樟柯都始终试图融入其中，甚至也许本来就未曾分开过。他呈现给观众的是常见的、简单的生活道理和情理，让人们知道自己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失去些什么，应该珍惜些什么。他执着追求艺术，他以自己的方式诠释艺术。
贾樟柯的电影不迁就任何人。电影以外的东西，他可能会照顾观众，考虑到观众的感受。电影，他只拍自己想拍的，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思想，满足自己感情的需要，没有任何讨好的成分在里面。电影是他一种纯粹的个人的表达方式。在商业电影冲击市场的今天，贾樟柯仍然坚持拍艺术电影的原则。他有自己的公司，进行商业运作，但他很肯定的说这不会影响拍艺术电影。拍艺术电影不以盈利为最终目的，只是他喜欢，喜欢那种记录的感觉。贾樟柯的电影可以说没有明确的思想，但又蕴涵丰富。你可以从中感受那个时代的历史，观察时代的变迁，你也可以佩服其中的人物的生命力的顽强，你还可以学会珍惜……
贾樟柯是自由的，也是勇敢的。即使困难重重，他也坚持拍自己的艺术电影，因为自己喜欢。
也许有人说他太自我，但不可否认，现在影坛中，贾樟柯的确独树一帜。
现在的贾樟柯在影界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对电影的追求没有变，追求艺术电影的激情也没有丝毫的减退。他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那时新片《三峡好人》刚刚完成拍摄，正在忙着进行后期制作。他说，《三峡好人》是一个意外收获，他帮朋友拍记录片时看到的一些景象，让他不得不佩服那些人生命力的旺盛以及适应生活的能力，那是很原始的、人的魅力；让他觉得有必要拍点东西。以前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比较被动，《三峡好人》中他塑造的是一些“大侠”。主动，有勇气和信心，自己掌握命运是为“大侠”，“大侠”不是武侠片中特有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大侠”。不变的是他们永远是时代的主题。
贾樟柯的电影，更像一部记录片。他只是用镜头不远不近地记录着主人公的生存状态、生活中的变化，他仅仅通过镜头告诉我们：他们存在着。可以说他的电影没什么开头和结尾。所谓的开头只是平淡的承接着前一段历史，结尾又悄无声息地继续平淡无奈的生活。可能对于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这种电影没什么看头，一切好象显得过于平淡，但它是贾樟柯的艺术，是贾樟柯的一种对时代的认知、穿越时空的记录。“电影本身没有对错之分”，只是导演的想法与切入点不同而已。黑泽明在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时候说：“我的一生都在寻找电影之路，但没有找到。”电影之路需要重新开辟，或者条条都是电影之路，没有谁把它固定。每个人走法不同，他人无可非议。
贾樟柯生于七十年代，成长于八十年代，成就与九十年代。他是时代的记录者。通过他的有真实性的艺术电影，贾樟柯解读时代，观众解读贾樟柯，了解时代的中国。
贾樟柯的电影，是闭上眼睛回味的……
饱满的灵魂和感情
张元，满族，1963年出生于江苏连云港，祖籍南京，自幼学习绘画。1989年北京电影学院获学士学位，毕业后个人集资独立制片。被美国《时代周刊》推选为”21世纪世界百名青年领袖”之一。被《新周刊》和新浪网联合评选为全国十大新锐青年。被《中国青年》杂志评选为将影响下个世纪的100位青年人之一，2001年被联合国授与文化和平奖。
198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张元，没有去任何一个电影制片厂，而是自筹资金23万，拍了中国第一部独立制作电影《妈妈》，后来挂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厂标，全国发行只卖出3个拷贝。
从1989年到现在，张元一共拍摄电影、纪录片16部，其中6部通过审查，获准公映。张元的电影题材涉及患幽闭症的儿童、前卫艺术家、无业游民、精神分裂者、同性恋者、重刑犯人、变性人……因为这些电影题材太独树一帜，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张元的电影惨遭冰冻，无法在国内公映。
作品列表：
电影：《妈妈》（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委会奖和公众奖、柏林电影节最佳评论奖、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影评人大奖）；
1992年的《北京杂种》（获瑞士洛迎诺电影节特别奖、新加坡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
1996年的《儿子》（获鹿特丹金虎大奖与最佳评论奖）；
《东宫西宫》（正式入选1997年法国嘎纳电影节、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奖、获意大利托米那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以及斯洛文尼亚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1998年的《过年回家》（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大奖等四项奖、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西班牙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数字电影《金星小姐》。
2002年《绿茶》、《江姐》
纪录片：《广场》（获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意大利国际民族电影节最佳人文纪录片奖）；
2001年的《收养》。
MTV：1990年的《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与《一块红布》（分别获得美国MTV亚洲最佳MTV奖与旧金山金门特别奖）；
1994年《飞了》；
1999年的《疯狂英语》（获米兰电影节最佳影片）。
张元对话录
时间：2006年3月
地点：北京夕照街5号
《星库》（以下简称《星》）：你小时侯生病的经历和你后来的电影关注‘边缘状态的人’有关吗？
张元（以下简称《张》）：小时候得过一场肾病，吃药吃成了个胖子。后来肾病好了，又得了喘气病，小学上体育课，要围着操场跑很多圈，跑完之后，像要死了一样难受。我每次犯病的时候，我爸就围着床转，看着我上气不接下气，搓着手没办法。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能顺畅地呼出和吸入每一口空气。那时我奶奶对我讲，日子混过去就得了。
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两者联系起来，但什么是边缘，什么不是边缘？
《星》：1999年，对你来说很特别，过年回家》通过审查，在国内公映了。
张：筹拍《过年回家》之前，我和编剧朱文、宁岱、余华去了30多个监狱。这是我最满意的一部作品，因为它不仅在国际上获奖，也终于能与国内观众见面了。
《星》：2002年，你一下子拍了3部风格不同的电影——《我爱你》、《江姐》、《绿茶》，其中，你的转变，会不会被认为越来越商业化？而这种种尝试，是不是说明你一直在寻找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
张：说商业化也没什么。我的很多电影没有机会在国内上映，但有些影片也是很商业的，像《过年回家》就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过。至于说到表达方式，的确，去年我拍了3部不同形态的电影，可以算是比较焦躁地寻找一种表达自己情感的语言方式，《绿茶》已经开始接近我所要的状态和风格，我开始清楚创作风格的方向在那儿，以后的作品会将这种风格和表达方式沿袭并探索下去。
《星》：你的戏曲电影《江姐》一直都没有公映的原因，我从院线方面得到的回答是它不会有太多观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江姐》一直没公映应该说是市场问题，不过在《绿茶》之后，它就会和观众见面了。其实拍一个作品的感受不会那么煽情，我只是很冷静地完成这样一个影片，也许它不会有很好的票房，但我相信它会有很好的效应。
《星》：我看过《绿茶》的文学剧本，金仁顺当时的短篇怎么打动了你？
张：王朔向我推荐了这个短篇，只有8000字，但很打动我。我觉得写得非常有意思的是两个人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准确地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情感，那种感觉既真实又有诗意。后来我邀请作者金仁顺到北京，完成了《绿茶》的文学剧本。
《星》：你和姜文合作愉快吗？
张：我和姜文是老朋友，我觉得他很适合陈明亮这个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