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选集-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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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的崩溃!——当一个人变得利他之时,他也就完了。——颓废者口中的道德谎言不是质朴地说:〃我不再有任何价值〃;而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有价值,——生命毫无价值〃……这样一种判断归根到底总是一种巨大危险,它有传染性,——在整个社会的病态土壤上很快就滋生为茂盛的热带观念植物,时而作为宗教(基督教),时而作为哲学(叔本华主义)。有时候,这种长自腐烂中的有毒植物的气体会久远地、数千年地毒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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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道德。——病人是社会的寄生者。在一定情形下,更久地活下去是不体面的。在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权力业已丧失之后,卑怯地依赖医生和医术苟活,理应在社会上招致深深的蔑视。而医生应当是这种蔑视的媒介,——给他的病人开的不是药方,而是每天一服新的厌恶……赋予医生一种新的责任,凡是生命、上升生命的最高利益要求无情排斥和扼杀衰败生命的场合,都要他负责任——例如决定生育权、出生权、生存权……当不再能骄傲地活着时,就骄傲地死去。自愿选择的死,适时的死,心境澄明而愉悦,执行于孩童和见证之中,因而能在辞别者还在场的情形下作一个真正的告别,同时也对成就和意愿作一个真正的估价,对生命作一个总结——这一切同基督教在弥留时刻演出的可怜复可怖的喜剧正好相反。千万不要忘记,基督教是在滥用临死者的软弱以强奸良心,滥用死的方式判定人及其一生的价值!——在这里,尤其要反对一切怯懦的成见,确定所谓自然死亡的真正价值即生理价值:它归根到底也只是一种〃非自然〃死亡,一种自杀。一个人绝非死于他人之手,而是死于自己之手。只不过这是在最可蔑视的条件下的死,一种不自由的死,一种不适时的死,一种懦夫的死。一个人应当出于热爱生命而希求另一种死。自由,清醒,并非偶然,并非猝不及防……最后,向悲观主义者先生们和其他颓废者进一言:我们不能阻止自己的出生,但是我们能够改正这个错误——因为有时这是个错误。当一个人除掉了自己,他便做了世上最值得尊敬的事情,他因此差不多不枉活了这一生……社会(我说什么呀!)、生命本身由此获得的利益要比靠随便哪种听天由命、贫血或其它德行的〃生活〃所获得的更多,因为他使别人摆脱了他的景象,他使生命摆脱了一种异议……纯粹的、严格的悲观主义只有通过悲观主义者先生们的自我反驳才得到证明:一个人必须把他的逻辑推进一步,不是像叔本华那样仅仅用〃意志和表象〃否定生命,——他必须否定叔本华……顺便说说,尽管悲观主义如此富于传染性,毕竟没有增加整个时代、整个世代的疾病,它只是这种疾病的表现。一个人屈服于它,正如屈服于霍乱一样,他业已病弱得不能不屈服了。悲观主义本身没有增添一个颓废者;我想起了统计结果:在霍乱流行的年份,死亡总数与别的年份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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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变得更道德了。——正如所预料的,道德愚化的全部残忍性(众所周知,这在德国被视为道德本身)拼命起来反对我的《善恶的彼岸》的观点了,我要谈谈这方面的有教养的历史。人们要我深思我们时代在道德判断方面的〃无可否认的优越性〃,我们在这方面实际作出的进步:和我们相比,一位Ce-sare
Borgia①确乎不能看作一个〃更高尚的人〃,一种我所说的〃超人〃……一个瑞士人,《联盟》的
①十五世纪一红衣主教。
编辑,走得如此之远,在对从事如此冒险的勇气略表敬意之后,竟〃理解〃我的著作的意义在于,我要用它来废除一切正派的情感。十分感谢!——作为答复,请允许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变得更道德了?全世界都相信这一点,本身即已令人对之发生异议……我们现代人,极其脆弱,假其敏感,互相关怀备至,千思百虑,便在事实上产生了错觉,以为我们所体现的这种脆弱的人性,在爱护、帮助、互相信任方面所达成的这种齐心协力,似乎是一种积极的进步了,藉此我们似乎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然而,每个时代都这么想,也必定这么想。确实,我们不能置身于、甚至不能深入设想文艺复兴状态:我们的神经受不了那种现实,更不用说我们的肌肉了。但是,这种无能所证明的不是进步,倒是一种不同的、一种晚期的状况,一种更软弱、更脆弱、更敏感的状况,从中必然产生出一种顾虑重重的道德。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没有我们的脆弱和迟暮,我们生理上的老化,那么,我们的〃人性化〃的道德也就立刻丧失了它的价值(没有一种道德自在地具有价值),我们自己就会蔑视它。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怀疑这一点:我们现代人的裹着厚棉被、经不起一点碰撞的人性,在Cesare
Borgia的同时代人眼中必是一个笑死人的喜剧。事实上,我们的现代〃德行。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显得极其可笑……敌对本能和猜疑本能的减弱(这就是我们的所谓〃进步〃)只是生命力普遍减弱的结果之一:要苟延一个如此附有条件、如此迟暮的生命,必须付出百倍的努力和审慎。在这里,人们互相帮助,每个人某种程度上都是病人,又都是护士。这就叫做〃德行〃;在生命尚能有所不同的人们中,在生命更丰满、更挥霍、更洋溢的人们中,它的名称也有所不同,也许叫做〃懦弱〃、〃可怜〃、〃老太婆道德〃……我们习俗的柔化是衰退的一种结果——这是我的命题,如果愿意,也可说是我的革新;相反,习俗的严峻和可怕可能是生命力充沛的一种结果,因为如此才可以有很多冒险、很多挑战、很多浪费。从前是生命的作料的东西,对于我们却是毒药……淡漠也是坚强的一种形式,而我们是过于老迈、过于迟暮了,同样无能为之;我们的同情道德(我是第一个要人们警惕它的人),人们不妨称它为1'impres-sionisme
morale①,它是一切颓废者固有的生理过敏的一种表现。那个试图借叔本华的同情道德赋予自身以科学形态(一个极不成功的尝试!)的运动,乃是道德领域的真正颓废运动,作为这样的运动,它与基督教道德深深地一脉相通。坚强的时代、高贵的文化把同情、〃邻人爱〃、缺乏自我和自爱看作某种可鄙的品质。——时代是按照自身的积极力量而得到估价的——因此,那个如此挥霍和多灾多难的文艺复兴时代乃是作为最后一个伟大时代而出现的,而我们,我们现代人,却因为我们胆怯的自我操心和邻人爱,我们的勤劳、谦虚、公正、科学的美德(热衷于搜集,节俭,刻板),而成为一个衰弱的时代……我们的德行是由道德印象主义。
①法文:道德印象主义。
我们的衰弱所决定、所要求的……〃平等〃,一种事实上的雷同化,所谓〃平权〃理论仅是其表达方式,本质上属于衰落。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的鸿沟,类型的多样化,自我实现、自我提高的意志,我称这一切为庄严的距离感,它们是每个坚强时代所固有的。如今,极端之间的张力和跨度日益缩小了,——极端本身终于消失而成为雷同……我们的一切政治理论和国家宪法,〃德意志帝国〃绝非例外,都是衰落的必然结论和后果;颓废的无意识影响竟至于支配了个别科学部门的理想。我对整个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学府一直存有异议,它们从经验中只了解到社团的衰败形态,并且完全不知羞愧地把自身的衰败本能用作社会价值判断标准。衰落的生命,一切组织力即分离、挖掘鸿沟、使人服从和指挥的力量的丧失,被今日的社会学公式化为理想……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是颓废者,但赫伯特·斯宾塞先生也是一个颓废者,——他在利他主义的胜利中看到了某种值得盼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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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由观。一件事物的价值有时候并不在于靠它所获得的,而在于为它所付出的,——它使我们所花费的。我举一个例子。自由主义机构一旦建立,就立刻不再是自由主义的了,此后没有比自由主义机构更加严重和彻底地损害自由的东西了。人们诚然知道它们做了些什么:它们暗中损害强力意志,它们拉平山岳和沟壑,并将此抬举为道德,它们渺小、怯懦而又沾沾自喜地行事,,——畜群动物总是靠了它们而高奏凯歌。直截了当地说,自由主义就是使人类畜群动物化……这同一种机构只要它们还将以战斗争取什么,就会发生迥异的作用;它们就在事实上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促进自由。仔细看来,发生这种作用的是战争,为自由主义机构而进行的战争,它作为战争而使非自由主义的本能得以延续。而战争则导致自由。因为,什么是自由?就是一个人有自己承担责任的意志。就是一个人坚守分离我们的距离。就是一个人变得对艰难、劳苦、匮乏乃至对生命更加不在意。就是一个人准备着为他的事业牺牲人们包括他自己。自由意味着男性本能、好战喜胜本能支配其他本能,例如支配〃幸福〃本能。自由人有着何等自由的精神,践踏着小商贩、基督徒、母牛、女人、英国人和其他民主分子所梦想的可怜的舒适。自由人是战士。——在个人抑或在民族,自由依据什么来衡量呢?依据必须克服的阻力,依据保持在上所付出的努力。自由人的最高类型必须到最大阻力恒久地被克服的地方去寻找:离暴政咫尺之远,紧接被奴役的危险。这一点在心理学上是真实的,因为一个在〃暴君〃统治下领悟了无情的、可怕的本能,它要求最大限度的权威和自我训练(尤里乌斯·恺撒是最光辉的典范);这在政治上也是真实的,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了。曾经有过一定价值、变得有一定价值的民族决不是在自由主义机构下变得如此的,巨大的危险把它们造就成令人敬畏的东西,危险教导我们开始认识我们的救助手段,我们的德行,我们的盾和矛,我们的精神,——危险迫使我们坚强……第一原理:一个人必须有必要坚强,否则决不会坚强,——那些培育坚强、最坚强类型的人的伟大温室,罗马和威尼斯类型的贵族社会,深知我所理解的含义上的自由:它是一个人所具有而又不具有的东西,一个人所想望的东西,一个人所赢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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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批判,——我们的机构已经毫无用处,对此大家都有同感。但是责任不在它们,而在我们。在我们丢失了机构由之生长的一切本能之后,我们也就丢失了这些机构,因为我们不再适合于它们。民主主义在任何时代都是组织力衰退的形式,我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三百十八节中业已把现代民主政治及其半成品,如同〃德意志帝国〃一样,判为国家的没落形式。凡有机构,就必有一种意志、本能、命令、反自由主义到了恶毒的地步;必有要求传统、权威、世纪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