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 －斯诺-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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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条命令并不象听起来那么神秘费解。中国房子的木板门是可以轻易卸下来的，到晚上常常卸下来放在板凳上临时当床使。②红军有一个这样内容的歌曲，也是每天唱的。
六
红军的成长（中）
“一九二九年秋天，红军挺进江西北部，攻占了许多城市，多次打败了国民党军队。一军团在前进到离南昌很近的时候，突然转向西方，向长沙进发。在进军中，一军团同彭德怀会师了，彭德怀曾一度占领长沙，但为避免遭占极大优势的敌军所包围而被迫撤出。彭德怀在一九二九年四月曾不得不离开井冈山到赣南活动，结果它的部队大大地增加了。一九三〇年四月，他在瑞金同朱德和红军主力重新会合，接着召开了会议，决定彭德怀的三军团在湘赣边界活动，朱德和我则转入福建。一九三〇年六月，三军团和一军团再次会师，开始第二次攻打长沙。一、三军团合并为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我任政委。在这种领导下，我们到达长沙城外。
大致在这个时候，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我当选为主席。红军在湖南有广泛的影响，几乎和在江西一样。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我在湘潭的地被国民党没收了①。我 的妻子和我的妹妹，还有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个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其余的后来得到释放。红军的威名甚至于扩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里，因为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
但是第二次打长沙失败了。国民党派来大批援军，城内有重兵防守；九月间，又有新的军队纷纷开到湖南来攻打红军。在围城期间，只发生一次重大的战斗，红军在这次战斗中消灭了敌军两个旅。但是，它没有能占领长沙城，几星期以后就撤到江西去了。
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李立三路线，并使红军不必按照李立三所要求的那样对武汉作可能招致惨败的进攻。红军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补充新的兵员，在新的农村地区实行苏维埃化，尤其重要的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坚强领导下巩固红军攻克的地区。为了这些目的，没有必要打长沙，这件事本身含有冒险的成分。然而如果第一次的占领只是一种暂时的行动，不想固守这个城市，并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话，那么，它的效果也可以认为是有益处的，因为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企图把长沙当做一种根据地，而不在后面巩固苏维埃政权，这在战略上和在战术上都是错误的。”
我在这里要冒昧。打断一下毛泽东的叙述，对李立三提供一些令人感到兴趣的情况。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国留学生。他经常来往于上海、汉口之间，因为共产党在这两个地方都设“地下”总部，到一九三〇年以后，党的中央委员会才迁到苏区去。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有才华的一个人，也许也是最难以捉摸的一个人，大概也是中国所产生的最够得上成为托洛茨基的一个人。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年，李立三统治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他被解除了政治局的职务，派到莫斯科去“学习”，至今仍在那里。李立三也和陈独秀一样，对农村苏维埃缺乏信心，他主张对长沙、武汉、南昌那样的战略大城市采取大举进攻的策略。他主张在农村搞“恐怖”，来打掉地主豪绅的气焰；主张工人发动“强大的攻势”，举行暴动和罢工，使敌人在自己的地盘上陷于瘫痪；主张在苏联支持下从外蒙和满洲展开北面的“侧击”。也许在莫斯科心目中他的最大“罪过”是他在一九三〇年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就否认苏联的这个地位。
现在话归原处：
“但是李立三既过高估计了那时候红军的军事力量，也过高估计了全国政局的革命因素。他认为革命已经接近胜利，很快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当时助长他这种信心的，是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旷日持久、消耗力量的内战，这使李立三认为形势十分有利。但是在红军看来，敌人正准备内战一停就大举进攻苏区，这不是进行可能招致惨败的盲动和冒险的时候。这种估计后来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湖南事件、红军撤回江西，特别是占领吉安以后，‘李立三主义’在军队里被克服了。而李立三本人在被证明是错误了以后，很快就丧失了党内影响。但是，在‘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埋葬以前，军内曾经历一个危急的时期。三军团的一部分人赞成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三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来。但是，彭德怀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持了在他的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但是，第二十军在刘铁超领导下公开叛变，逮捕了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了许多指挥员和政府干部，并在李立三路线的基础上对我们进行了政治的攻击。这件事发生在富田，因此称为‘富田事件’。富田在苏区的心脏吉安的附近，因此这个事件引起了一时的震动，有许多人想必认为革命的前途取决于这个斗争的结局。幸而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这是由于三军团的忠诚、党和红军部队的总的团结，以及农民的支持。刘铁超被逮捕，其他叛乱分子被解除武装和消灭。我们的路线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主义’确定地被镇压下去了，结果苏维埃运动随后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这时南京被江西苏区的革命潜力完全惊醒了，在一九三〇年年底开始了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②敌军总数超过十万，兵分五路开始包围苏区，以鲁涤乎为总指挥。当时红军能动员起来抗击敌军的部队约有四万人。我们巧妙地运用运动战术，迎击并克服了第一次围剿，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贯彻执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以我主力各个击破敌军。我们诱敌深入苏区，集中优势兵力突然进攻孤立的国民党部队，取得主动地位，能够暂时包围他们，这样就把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所享有的总的战略优势扭转过来。
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围剿完全被打败了。我认为红军如果不是在围剿开始时创造了三个条件，那末这次胜利是不可能的：第一、一军团和三军团在集中的指挥下统一起来了；第二、清算了李立三路线；第三、党战胜了红军内和苏区内的AB团＇刘铁超＇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
①毛泽东在大革命中曾把这些地的地租用于湖南农民运动。②这次围剿在杨健＇译音＇著《中国共产党现况》（一九三一年南京）一书中有详尽描述，颇有兴趣。
六
红军的成长（下）
“仅仅经过四个月的喘息，南京就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以现任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他的兵力超过二十万，分七路向苏区推进。当时红军的处境被认为非常危急。苏维埃政权管辖的区域很小，资源有限，装备缺乏，敌人的物质力量在各方面都远远超过红军。但是，红军仍然坚持迄今赖以制胜的战术来对付这次进攻。我们放敌军诸路深入苏区，然后集中主力突然攻击敌第二路，打败了好几个团，摧毁了他们的进攻力量。我们马上迅速地相继进攻第三路、第六路、第七路，逐个击败他们。第四路不战而退，第五路被部分地消灭。在十四天中，红军打了六仗，走了八天路，结果得到决定性的胜利。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一路军，在其他六路被击溃或退却以后，没有认真打一仗就撤退了。
一个月以后，蒋介石亲身出马统率三十万军队，要‘最后剿灭“赤匪”。协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将领陈铭枢、何应钦、朱绍良，每人负责一路大军。蒋介石指望用长驱直入的办法占领苏区，‘荡平赤匪’。他一开始就每天进军八十里，深入苏区的腹地。这恰恰给红军提供了最合适的作战条件，蒋介石的战术很快就被证明犯了严重错误，我军主力只有三万人，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杰出的运动，在五天之中进攻了五路敌军。第一仗红军就俘虏了许多敌军，缴获了大批弹药、枪炮和装备。到九月间，蒋介石就承认第三次围剿已经失败，在十月间撤退了他的军队。
这时候红军进入一个比较和平的成长时期。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召开，中央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我担任主席。朱德当选为红军总司令。就在这个月，发生了宁都大起义，国民党二十八路军有两万多人反正，参加了红军。他们是由董振堂、赵博生率领的。赵博生后来在江西作战牺牲，董振堂今天仍然是红五军军长，五军团就是由宁都起义后过来的部队建立的。
红军现在发动自己的攻势了。一九三二年它在福建漳州打了一个大仗，占领了这个城市。在南方，红军在南雄进攻了陈济棠，而在蒋介石的战线上，红军猛攻乐安、黎川、建宁和泰宁。它攻打了赣州，但没有占领。从一九三二年十月起，直到长征西北开始，我本人几乎用全部时间处理苏维埃政府工作，军事指挥工作交给了朱德和其他的人。
一九三三年四月，南京开始第四次，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①这一次红军第十仗就把敌两个师解除了武装，俘虏了两个师长。敌第五十九师被部分消灭，第五十二师被全部消灭。这一仗是在乐安县的大龙坪和桥汇打的，红军一举就俘虏了一万三千敌军。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国民党第十一师，接着也被消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它的师长受了重伤。这几仗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第四次围剿随即结束。蒋介石当时写信给他的战地司令官陈诚，说他认为这次失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陈诚是不赞成搞这种围剿的。他当时对人说，在他看来，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身职业’，也是一种‘无期徒刑’。这话传到蒋介石那里，他就解除了陈诚的总司令职务。
为了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蒋介石动员了将近一百万人，而且采取了新的战术和战略。蒋介石根据德国顾问们的建议，在第四次围剿时就已经开始采用堡垒体系。在第五次围剿中，他就完全依赖这个了。
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中没有能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运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战略。用阵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红军无论在技术上或者在精神上都不适合于阵地战。
由于犯了这些错误，由于蒋介石在围剿中采用新的战术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