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6年第04期-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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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发挥的空间，我在表达上费了很多工夫，力图让写下的文字有趣并耐得住琢磨、经得起咀嚼，这大大阻碍了我写作的速度，也使我走入一道窄门，当然，这是后来我才意识到的。
但有一点我是坚持的：描述内心的波澜与风吹草动，触碰那看不见的、深埋于黑暗中水面下的混乱、不安与迷惑，一个巨大的阴影中的世界，与我们显露在光线中的面孔、身姿、举止、情绪和故事相互渗透，相互擦亮，相互使绊子，又齐头并进，共同构成一个滋味莫辨的现实。我并不打算忽略生活中那片显性的陆地，风土人情、砰然作响的事件、人来人往、摆在桌面上的欲望和话语，但说到底，究竟是什么在切实地影响我们？是什么使我们在骨子里困惑和恐惧？又是什么让我们在纷纷扬扬的事物的获取中、覆盖下依然感到虚幻？
这不是故作严肃或好高骛远，活着为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活着之类的问题，从年少时就困扰着我，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远不能说自己就能写出了那种秘密，但既然我抓着了笔，选择了这个工作，我就必须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内心想法。
2005年夏天的一个下午，阿来老师在一间咖啡吧里和我谈小说，他说到我发在上一年《大家》上的一个中篇《暗扣》，建议我更多地去关注“他人”，不仅将自己生活范畴里的人和事描写得准确，也能够将其他看似“与己无关”的人的情感、内心和故事准确地表现。我知道，不少女性写作者的写作都有从自己出发、绕着自我的打圈圈的问题，尽管有评论说《暗扣》中已有摆脱自我的趋向，从我自己的角度，《暗扣》想写的就是那种不是问题的问题，是困扰众多敏感心灵、与基本生存状态有关又被喧嚣遮盖的实情，是硌着我们神经的一片散沙般捏不成形的现实。但阿来先生所言，正是我需要突破的。
成都历来是个诗歌之城，诗歌发达，民间生活热闹，但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好的文学刊物，更没什么人、什么事情推动你去干写小说这种貌似轻松、实则辛苦的活儿——干吗不去跟朋友喝杯茶呢？起码对我来说，写小说只有靠自己摸索、自己坚持。好在我周围有阿来、麦家、何大草、罗伟章这样严肃的写作者，他们多年来以一颗纯正的心面对文学。我喜欢听他们谈天说地，跟他们一起谈论书籍、小说和其他。他们给了我不少的鼓励，也使我在写作这根自来孤独、如今更与主流生活相去甚远的道路上感到温暖。
这些年来我一直写的都是中短篇，自己高兴的是，跟过去相比，写作这棵树如今在我心里长得日益结实了。我曾经对自己的能力相当怀疑，并被这种怀疑弄得苦不堪言，这种自我折磨至今依存，可无论怎样自己比以前坚定了。有很多故事进入了我，在我心里呼之欲出，为怎么表达它们我有时那样烦躁不安，有时又暗自狂喜？在这片秘密的、广袤的水域里航行，我这个神经过敏的、经常失眠的人，渐渐获得了与外界相处时的镇静。萨特说过：“文化不能拯救什么，也不能拯救人。”文学也一样。但谢天谢地，写作这个事情并不比其他工作显得意义更少。
去年年底起，我尝试着开始写长篇。尽管奈保尔在一个访谈里讥讽过长篇是一种用滥了的形式，他说得不无道理，但对我而言，长篇是早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不能先就在这里夸口说自己一定有所突破——有突破有创新自然是许多写作者的理想，不过至少我不会以草率随意开始，以草率随意进行，我将尽可能地写得扎实。把自己想写的写出来，并不为哗众取宠，虽然我十分愿意读者读到我的东西时，发出一声感慨，或唤起一丝回忆。
早几年，我以一些信手拈来的散乱的笔名、如今也多以一个较为固定的笔名写一些兴之所至的随笔趣文，那些笔名的“知名度”甚至高过我写小说用的“袁远”这个名字。这就是这个媒体渠道花样繁多的时代带给我们的“命数”。我并不为此烦恼，也不觉得自己不该花时间在那些东西上。在从无什么好运获得一笔闲钱养尊处优写小说的情况下，我也只能白天上班，同时有节制地写一些报纸文章，以安顿好生活填饱肚皮，心平气和地写小说。而我内心里真正尊重的，还是小说。
我相信许多人都已看到，这个降落在中国这片古老陆地上的不安分的时代，正把一大片丰富的、变动的现实在我们面前打开。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得如此魔幻多彩，技术革命啦，出国啦，回归啦，环境的变异啦，人际交往的新路数啦，家庭关系的改变啦，同性恋啦，房子车子教育啦，3G啦，电子媒体取代纸质媒体的嚷嚷声啦，我们在心理上起起落落，又出现自杀他杀抑郁症等等问题，一波一浪，无休无止，一片嘈嘈杂杂的生动图景。无疑，在靠得太近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匆忙描摹写作，出不了什么好作品，小说某种意义上是沉淀的艺术。可无论如何，说文学已到了无事可做穷途末路的地步，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
责任编辑 陈东捷
印象·斜对面的女人
何大草
袁远最喜欢的作家是辛格。有好几次，她和麦家、我聚在一起，隔一张小桌，斜对面坐着喝茶、聊天，聊到小说，她都会反复说到辛格的好。麦家是看过辛格的，但大概听烦了，就正色道：“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辛格不是最伟大的作家。”袁远就有几分激动，开始为辛格辩护，但她说正事总有点嘴笨舌拙，不是麦家的对手，终于委屈地闭了嘴，不吭声。我没有读过辛格，自然说不了话，但看着这场面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后来，袁远又开始讲一个契诃夫的“很有意思的小说”，讲了一阵，我也没听出“有意思”在哪儿。于是她改讲了一个博尔赫斯的“更有趣”的作品，拉拉杂杂的，把我的瞌睡都要听出来了，最后实在忍不住，就说：“袁远，你具有所有好的女作家共同的毛病，那就是口头复述故事的能力都很差。”袁远听了，哭笑不得，而我却是真心的。我曾在晚报做过多年文化记者，接触的作家、艺术家不少，所有说起话来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的人，后来看他们的作品，几乎全是让人不忍卒读的。相反，那些含蓄、内敛，不说话或不会说话的家伙，却是潜在的高手，偶然读到其作品，你会有出其不意、大快我心的感觉！“真是真人不露相，咬人的狗不叫啊。”我有时候会这样对自己说。袁远属于典型的后一种人。
在为袁远写这篇印象记的前几天，我偶然在书店买到一本辛格的短篇小说集，在读完《瓜吉姆佩尔》和《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之后，我觉得自己对袁远和袁远的小说多了些认识。在这个聪明人越来越多的世界上，人们对一个人的称赞却变得越来越吝啬，至多几个字：“他／她不傻。”但以我对袁远有限的理解，我觉得她不算一个聪明人。大概正因为这一点，我才会觉得和袁远一起喝茶、聊天，是一件放松而有意思的事情吧。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袁远出生于北京，在攀枝花读完中学，以该市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她毕业后一度回到攀枝花工作，似乎是在一家钢铁公司搞宣传，面朝金沙江、头顶大太阳，想象起来还是挺有诗意的。不过，她觉得很无聊，很窒息，终于又背了个背包，有点像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口皮箱、围一条白围巾愤然出走的新青年，又来到了成都。据说那时正值寒冬，她第一夜睡在一间又脏又冷的屋子里，盖了一床又脏又薄的棉被子，听北风拍窗，两眼睁到天亮。她后来做过的营生，就更加传奇了。她和一位女友在某学院食堂订了五百份盒饭，雇三轮车拉到新华公园门口叫卖，吆喝一整天，才卖出了五盒。亏食堂大师傅怜香惜玉，把剩下的盒饭都倒入大锅炒做烩饭，她们才保住没赔本。后来她还在一家行业报纸当过编辑，但她选中的稿件领导不欣赏，领导喜欢的她又看不上，弄得彼此都不愉快，终于有一天，她在办公室，当着领导和同事把一大沓稿子抛向了天花板，再纷纷扬扬地飘下来……然后她就走掉了。这些事情，我都是道听途说的，却希望并非小说家官，而更愿意相信这是真实的。以我的经验，世上弱女子，干下过多少匪夷所思的事！不过，我头一回见到袁远本人，她已经是个体面人了，在成都一家很大的媒体编副刊。那大概也是一个冬天，站在她领月工资的单位门口，她显得清秀、瘦弱、怕冷，双手抱在怀里，和我说了几句话，似乎是约我随便写点什么吧，她显得很从容，很客气，但又是很有底气的。后来我在报上读到过她写的随笔，不算差，但也不特别打动我，因为这类东西说到底，是没什么难度的，甲和乙、张三和李四，是拉不开多少距离的。她说自己也写写小说，但一直没拿给我看过。她要过我的一两本书，据说翻了，但没提具体的意见。我就知道，这瘦弱的女子心气儿特别高。对文学，她心里是有一把苛刻的尺子的，这大概就是辛格吧。而这，也正是我对她抱有敬意的原因之一。
但凡高手出手，都有一个精彩的亮相。我读到袁远的第一篇小说，是在《青年文学》上，她是那一期的“封面女郎”，同时发表了两个小说，都非常棒，尤其是其中之一的《深呼吸》，语言之从容、敏感、细腻，让我十分佩服，虽然只一篇小说，却让我相信，她写小说的能力是一流的。此后我对一些朋友说起袁远，总会提到《深呼吸》，说：“她小说写得真好。”就在她写作势头正好的时候，她又朝前跨了一大步，这一大步却与文学没直接的关系，是跨到了南非去。两年后，她回来了，换了一个东家领工资，依然做编辑，也依然写小说。她写作速度依然是慢，却写得更好了。在她的小说近作中，《斜对面窗口的女人》是我最喜欢的一篇，其叙述的绵密、扎实，不动声色的埋伏，出人意料的转折，让我十分心折，也深知这叙述的技巧，必来自多么严格、艰苦的自我训练。我在大学中文系任教，听到不少人一谈文学就是思想、意义、理想、热情，又大又玄，偏偏不及写作技巧，都是些门外谈。高明的技巧都是在结构和细节上见出功力来，但隐藏得柔若无骨。《斜对面窗口的女人》初看是十足的女性小说，格局小，故事小，却写得没一点小女子气，在非常耐心的文字中，故事一层层地往里剥。它基本上是静态的，写得非常的克制，却暗自拥有一种很足的叙述推动力，吸引着我的阅读。当读到吴红梅多年后来找门尔东的那个情节时，我几乎紧张得身子发冷，吴红梅说出的话，她和他之间的真相，就如在巨大的寂静里终于滚落了一根针，激起隆隆的雷鸣。读完这篇小说，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每一个不幸福的平常人，都藏着一个难以逾越的残忍、可怕的真相／过去呢？但，这还不是我喜欢这篇小说全部的理由。
这就又要说到辛格了。袁远的小说其实并不像辛格，她之喜欢辛格，大概主要还是在精神气质的吸引吧，这就是对笔下人物的慈悲心，为被生活打翻或践踏的人，找到或寻找救赎的路。袁远的小说，具有女性文学的敏感和尖锐，却没有尖刻与薄情，更没有恶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