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危机故事100篇-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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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甲板上已经没有人了！
孙中山哪里去了呢？
原来，就在半分钟前，孙中山接到了李烈钧发来的电报，报告他回师广
州的行军路线和作战计划，孙中山兴奋地回舱去查看军甩地图，蒋介石自然
也就跟回舱里去了。
庞炳云还不死心，仍然在永丰舰上盘旋，希望能等到孙中山再次登上甲
板。这架飞机对永丰舰的过分关注，引起了舰上保卫人员的警惕，当即用高
射机枪示警，要求飞机马上离开。庞炳云无可奈何，只得狼狈返航。他刚下
飞机，就被陈炯明的副官带走，从此不知去向。这个贪财忘义的杀手，没有
得到一个好下场。
陈炯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又收买了一个亡命之徒李悦安，利用永
丰舰水兵早晨上岸购买粮食菜蔬的机会，几个叛军冒充巡捕房的巡捕，假装
有事借用水兵的舢舨，却让李悦安带着炸弹钻进了舢舨尾部放救生衣用的应
急箱，这才把舢舨还给水兵。水兵不知道内情，仍像过去一样，用舢舨把粮
食蔬菜运往永丰舰。永丰舰上放下吊钩，把舢舨吊上甲板，卸下货物，然后
再吊上有二层楼高的固定架，上了锁，蒙上军用油布，以备下次再用。这样。
躲在舢舨上的的李悦安，就占据了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只等孙中山走上甲
板，便可以掷出炸弹杀害孙中山了。
然而，这时才是上午9时，孙中山正在紧张地工作。广州的夏季，白天
的温度是很高的，李悦安躲在应急箱里，又闷又热，才半个小时，就已经大
汗淋漓，几乎中暑。他大着胆子，钻出应急箱，藏身在舢舨中，又把蒙舢舨
的军用油布撑开了一条缝，通风透气，这样才捱到了傍晚。他看了看手表，
已经到了六点钟，他便用手撑开油布，探出半个脑袋朝下张望，只见孙中山
和蒋介石果然正在甲板上漫步，毫无防备。他忙缩回脑袋，取出炸弹，正打
算拧开保险盖扔下去。却听见甲板上一片吵吵嚷嚷。李悦安再探出脑袋去看
时，孙中山和蒋介石已不在甲板上，倒有几个水兵正在用吊钩吊起他藏身的
舢舨往下放！
原来，就在李悦安第一次探头张望的时候，已被停泊在附近的“宝壁”
号军舰上的观察哨发现。因为按照舰艇上的军规，任何人不许擅自登上在吊
架上的舢舨，所以观察哨马上认定是发生了意外，忙用旗语通知永丰舰。永
丰舰上的保卫人员当即作出反应，一面让孙中山避进舱内，一边解下舢舨检
查。说时迟，那时快，舢舨刚落到甲板上，几个水兵便一拥而上，掀开油布，
抓住了束手无策的李悦安。
陈炯明的毒计又一次被挫败了。
这时，陈炯明又操纵一些人出来“调解”，妄图迫使孙中山与他们同流
合污。孙中山坚定地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是国会选举的总统，
决不当叛军的 ‘总统’！”
陈炯明软硬兼施不能奏效，他终于撕下了一切伪装，用鱼雷、大炮向永
丰舰发起猛烈进攻。同时，他又以重金收买海军，使原来拥护孙中山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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圻”、“海深”、“肇和”三大巡洋舰叛变，退出了战斗；北伐军中的第一
师也叛变了，回师援助孙中山的李烈钧部队在叛军和北洋军阀的前后夹攻下
损失重大，只得退回江西。孙中山在孤立无援的危机中坚持斗争到8月9日，
终于不得不离开广州，于8月14日抵达上海。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失败了。
陈炯明叛变是孙中山一生中最惨痛的一次危机。他完全没有想到，跟随
了他十几年的陈炯明，竟要置他于死地！但是，孙中山没有气馁，从这一危
机中，他认识到革命不能单纯依靠军队，更要依靠党的力量。9月18日，孙
中山在上海发表《致国民党员书》，总结经验教训，决心寻求新的革命力量，
走新的道路。也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向孙中山伸出了友谊之手，
对他进行帮助。从此，孙中山找到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开
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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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会纵火案
1933年2月27日晚上9点钟，位于柏林舍内贝格区的国会大厦突然起
火。这座建于1884年的宏伟建筑被火焰和烟雾笼罩了。火势蔓延得很快，当
消防队赶到现场时、已无法扑救。国会大厅、贵宾席、各党派议员休息室以
及新闻记者室都被大火所吞没。这场奇怪的大火烧了五个多小时，直到翌日
凌晨二时许才被扑灭。
当消防队员们打开国会大厦各入口时，一个仅穿短裤的二十四、五岁的
青年人从里面跑出来。警卫人员将他抓住交给警察局。从他身上携带的护照
得知，他叫马尔努斯·范·达·卢贝，是个荷兰籍的泥瓦匠。当警察审讯他
时，他坦白说，火是他放的，自己是荷兰共产党党员。放火的动机是“对国
际资本主义进行报复”。
柏林警察局认为背后有德国共产党插手，所以连夜逮捕了共产党的领导
人以及左翼思想家、文人等130余人。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国会失火是由纵火引起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在现场发现了带着导火索
的汽油瓶、点火用的布头和棉纱等物品。为了便于引火，椅子的皮面也被撕
裂，这些东西都放在共产党议员休息室的附近。可是，从如此庞大的建筑物
顷刻之间被大火包围的情况来推测，放火的决不是一个人，至少得有三十个
人同时行动。但涉及这一问题时，卢贝便闭口不谈——这是警察方面所披露
的有关失火事件的概要。
根据普鲁士内务部发布的消息，这是共产党在幕后一手策划的，其理由
如下：失火那天下午，共产党议员曾在国会会议室里召开会议。议员们六点
左右才离开；此外，有人曾看见共产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艾伦斯特·托尔格
拉亚那天傍晚带着卢贝同行。其次，火灾发生前，2月24日，柏林警察局搜
查了共产党总部李卜克内西的住所，没收了室内所有印刷品和其它物品，从
中发现有共产党的暴动计划。他们打算将国会大厦、凯撒故居建筑物、博物
馆和其它主要公共设施全部烧毁。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放火的青年卢贝是
荷兰共产党员。
内务部的声明还补充说：“即使个别事实与本声明有所出入，但是，放
火事件背后有共产党进行策划，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对此我们掌握确凿的
证据。”
所谓“确凿的证据”就是“共产党的暴动计划”。内务部的声明声称，
这是通过2月23日新成立的“政治警察”的活动才弄清楚的。“政治警察”
诞生的第二天，就开始对德国共产党总部李卜克内西的住宅进行搜查，并没
收了有关共产党阴谋的许多文件。内务部的声明还说，令人吃惊的是，这座
建筑物已成为暴动的大本营，里面修筑了令人发指的设施，包括暗仓、地道、
秘密印刷厂等等。
不过，在当时的德国，除了内务部的声明之外，根本无法了解事情的真
相。关于这类事件，报纸也被禁止刊载政府声明以外的任何消息。当时普鲁
士的内务部长——（确切地说是内务管理委员）是由德意志联邦国务大臣赫
尔曼·戈林兼任，他是希特勒的得力助手，纳粹的大头目。
既然警察已经知道共产党要在国会放火的阴谋计划，那为什么不防患于
未然呢？人们自然要产生这样的疑问。德国民主党的报纸《柏林日报》在触
及这一问题后立即被查封、禁售。不久，这家报纸被纳粹 （希特勒国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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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工人党的简称）以暴力强行霸占。
只要对这件事略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许多疑点，其中最令人费解的就是放
火青年卢贝的行动。他把衣服脱下来扔进火里，穿着短裤从国会大厦里跑出
来，本当避开众人偷偷地逃走才是，可他却几乎一丝不挂地跑到大马路上，
这已是极不寻常的举动了。而且，他单单把荷兰共产党的党证珍重地保留在
身上，目的只有证明他是共产党员。那么，到底是谁让他这样做的呢？
被捕的国会纵火嫌疑犯中，有三位保加利亚人，即季米特洛夫、塔涅夫
和波波夫，他们都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员。3月9日在柏林霍夫餐厅被纳粹警
察逮捕。9月21日，在菜比锡的德国最高法院进行了审判，此时距失火当天
已过了将近七个月。
上午九点，审判开始，首先被带进来的是卢贝。他穿蓝色囚服，双手被
铁链捆绑，过长的铁链缠在身上。左右跟着两名警察。顿时，法庭骚动起来。
拍电影的照明灯清楚地照出这个穿囚服青年的身影。
接着，艾伦斯特·托尔格拉斯被带了进来。他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西装
笔挺，从容不迫地走上被告席。他41岁，但看上去似乎更年轻一些。他身后
是三名保加利亚共产党员。走在前面的是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他身体健
壮，具有巴尔干人的风度。波波夫是个不胖不瘦的漂亮青年，像个学生；塔
涅夫个子不高，红脸膛，有一头卷发，看上去年纪也很轻。
审讯是从卢贝开始的，尽管审判长再三提醒他“声音大一些”，他仍以
极低的声音简单地回答“是”或者“不”，以致坐在他旁边的翻译都无法听
清。在那天的审讯过程中，卢贝基本上承认了起诉书上的事实。但引人注目
的是，关于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他说：“1930年我已脱党，所以现在不是
共产党员。”问到脱党的理由时，他只回答：“出于个人原因。”
23日，季米特洛夫进行了申述。他从15岁起参加工人运动，三十年中
一直以保加利亚共产党员的身份进行活动。他当过工会总书记，市议会、州
议会以及国会的职员，主要负责党的宣传工作。
1923年9月共产党领导的反政府武装起义失败后逃往南斯拉夫，从那时
起，他一直在国外过着政治流亡生活。1932年夏天来到柏林，与保加利亚国
内的同志配合，争取对1932年事件给予恃赦而暂住下来，这次遭到逮捕。季
米特洛夫申辩说，国会失火那天夜里，他正在慕尼黑开往柏林的列车上，所
以与该事件毫无关系。
25日，托尔格拉斯进行了申述。与季米特洛夫一样，他坚决否认自己与
国会纵火事件有任何关系。
莱比锡审判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在德国国内，言论自由受到镇压，
在国外，这一审判遭到各国的抨击。国会纵火案是纳粹镇压共产党的一个阴
谋。为此，莱比锡审判一周后，在伦敦成立了“德国国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