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顶-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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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参加这次远征的6个人来说，这是一次完美的探险。我们在晚冬时分开车走在阿拉斯加的高速公路上，然后在传奇的无人区飞行员堂·谢尔顿的带领下飞进了鲁斯峡谷。6个星期的远征囊括了我们所想要的一切：雪崩、刺骨的寒冷、在冰川上酷热的日子、掉进裂缝里、陡峭的技术性攀登、复杂的找路、未知的地形，还有强烈的暴风雪和大风使得我们必须在帐篷里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地抵住帐篷以防止它被撕碎或倒塌。山的这一边没有别的人，因此我们是孤独地行走在北极的荒野中。亨廷顿山、驼鹿牙、鲁斯峡谷旁所有的山峰都没有被攀登过，一次刺激的探险也就不过如此，我们的远征获得了不朽的成功。
麦金利山的经历让我知道高海拔攀登是一种背着沉重背包在稀薄的氧气中进行的残酷缓慢的爬行——艰苦、筋疲力尽，而且让人很不愉快。在这次探险中，以及后来在喜马拉雅山探险中的很多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再坚持10步才停下来。”然而，我只走了8步就停了下来。我经常盯住前面雪的一个特点——仅仅是一个涟漪或者是一个影子——然后将它变成我的一个目标，使我能够到达那个地点，然后简短地停顿一下，撑着我的冰斧呼吸一下空气，然后才能继续前进。你不断地挑战自己，你告诉自己下一次你将从身体上更充分地作好准备，能够更好地完成更小一点的目标。然后你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你用大目标来代替小目标，用更艰难的路线来代替已经很艰难的路线。完成了这个目标之后，你赋予自己力量以更好的方式，而且经常是在更短的时间内来完成更高、更大的目标。
无论在商业中还是在登山中，或者是在登山这一行当中，坚忍的人总是在努力地完成下一个目标，并且不断地提高标准。这就是你成功的基础，也是你在前进中不断获得成功的基础。
一片混沌
1961年和1962年，我受聘担任波多黎各维和部队训练中心的第一任登山和远征教官，在那里我向将要开赴海外执行任务的维和部队志愿者传授生存技巧。这次训练是为了向他们说明如何通过自我尊重和坚毅来获得卓越的表现，并且帮助志愿者对付极其落后的条件和极端不同的文化。这次训练也让我认识了他们的主任比尔·德拉诺，是他敦促我进入了外交界。1964年，我进入了乔治城大学的外交学院。
在乔治城大学，我真的是必须认真好好学习。我甚至还得学习另外一门语言（德语），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但是登山中培养出来的坚忍精神帮助我完成了漫长的阅读、枯燥的记忆和久坐学习。
在经过了两年的学习之后，我渴望一些刺激的东西。我到了哥伦比亚和尼加拉瓜，从1966年到1968年在那里工作，初步感受到国际政治斗争的滋味。这一地区是混乱的汇集之地，我发现自己处在游击战争和政治暴力的外围。我目睹人民所处的赤贫状态，并看到现有政治权力结构对任何能够威胁其存在的力量所采取的极端残酷的镇压。在尼加拉瓜，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有枪。我认识的很多女性在她们的小包里放着大口径短筒手枪。只要稍有刺激，人们就会掏枪开火。在哥伦比亚，真正严重的政治斗争发生在像波哥大这样的大城市里，或者在群山掩盖的丛林里进行。我不站在任何一方，我发现政府军和叛乱分子都令我着魔。很显然，大山不是探险的惟一来源——高度敏感的国际政治环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令人着迷的心灵冲动。我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它，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在又一年的滑雪教练和向导工作后（我还是忍不住重新回到了大山），我最终决定要让硕士文凭派上用途，我要去参加外交部考试。在喜马拉雅山脉和中国与亚洲次大陆交界的地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专业外交任务的机会。这真的是一个冒险的职业——在地球上最好的登山地区之一。也许我不必为了追求一个职业生涯而放弃我攀登的梦想，也许我可以将这两个令人愉悦的世界结合起来。我有幸在1969年的下半年成为被选中的几个申请者之一。
道拉基里峰和灭顶之灾
喜马拉雅山对我来说并不陌生。1969年春季，有人邀请我担任美国道拉基里峰远征队的队长。那次远征一开始获得了攀登巴基斯坦境内Malibuting峰的许可，但是在最后一刻，巴基斯坦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关闭了它的山脉，同时，尼泊尔在关闭了它的山脉几年之后又出人意料地开放了它们。（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中国向尼泊尔施加了外交压力，迫使尼泊尔将印度军队和其他的外国人赶出了与中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边界，这一规定包括登山者。美国登山家们又使得这一情形更加恶化，1962年，在伍德罗·威尔逊·塞尔领导下的一支小小的远征队秘密地越过尼泊尔边界进入西藏，到达了接近卓奥友峰的Negojumba冰川，试图攀登珠穆朗玛峰的Rongbuck一端。这是一次让人艳羡的探险，虽然它最终失败了。不过当塞尔回到美国的时候，他写了一本有关这次非法跨越边境和远征的书，这样中国政府迫使尼泊尔向任何类型的高海拔登山者关闭属于尼泊尔那边的喜马拉雅山。）
1969年我们出人意料地遇到了这样一次在尼泊尔攀登的机会，我们将目标选择为26810英尺的道拉基里一峰，它是世界上超过8000米的14座山峰之一（所有这14座山峰都位于尼泊尔、中国和巴基斯坦）。
尼泊尔当时十分让人着迷，跟如今完全不一样。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外国人和汽车，没有交通堵塞，没有卫星电话，也没有电。空气水晶般地清澈，狭窄的街道和市场看起来好像是完整地从中世纪的东方挪过来的。萨满教的僧人们跳着舞并向人们提供神奇的药剂。残废的乞丐，很多都有麻风病，在四处游走，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破坏了他们的面庞，使得他们身体变形。村民们用牲口在大量神像前祭祀，成群的狗在大街上游荡，取食垃圾和粪便，夜间豹子在小镇的郊区出没，捕食山羊和狗。
道拉基里峰本身是座十分难以征服的山峰，难度可以说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它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有关喜马拉雅山脉不可预测性的教训，也教会了我们知道如果做得太过分的话将会有多危险。我们的远征队一共14个人，包括两个夏尔巴人和一个政府联络官员。我作为先遣队员提前出发去准备营地帐篷，并侦察路线。我们仅用一天时间就从7000英尺高度爬到了16000英尺处，我得了肺气肿和脑水肿，这是由于在太短的时间内爬的海拔太高，没有留出时间来适应。我也听说过有关高山反应的医生警告，但是天真地以为我的身体足够强壮，不会得这样的毛病（我后来知道身体的强壮与否跟这个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身体适应高海拔的能力）。我失去了知觉，同伴们用帐篷将我包裹起来，将我顺着陡峭的冰川滑下，穿过耸立的冰塔林。这次远征的医生吉姆·莫里塞攀登了5000英尺在冰川的底部与我会合，他现在是位心脏外科医生。当时，我处于极度虚脱状态（身体僵硬，手臂弯曲，双拳紧握胸前），大脑和脊柱之间的传导神经遭受了严重的压力，大概再晚30分钟就有可能死亡。吉姆成功地挽救了我的生命，但我昏迷了36个小时。醒来的时候，我一只眼由于视网膜出血而看不见东西，自己也无法行走。夏尔巴人和脚夫必须抬着我下行5000英尺到位于7000英尺处的卡拉巴尼村庄。
当我基本复原的时候，我步行两天到了山谷北部的吉墨生。吉墨生当时有一个原始的飞机跑道，偶尔会有军队或联合国的飞机在那里降落。我希望能够搭乘去加德满都的飞机，将看不见的那只眼睛检查一下。不幸的是，在地平线上根本看不到任何飞机的影子，看起来我好像不得不再徒步回去了，这又得花大概一周的时间。
我到达吉墨生之后的第三天，远征队的一名成员，吉夫·邓沃德走进了我住的房子。
“雪崩，”他简短地说，“死了七个。”他麻木地坐下来。我们一边喝酒，他一边描述我的登山小队的集体死亡。
雪崩发生的时候吉夫正在营地的帐篷里，当时是快接近中午的时候。天空中本来有云，气温比较低，但是到11点时，冰川温度开始上升。先遣小组刚刚把一根圆木搭在一条裂缝上，并且计划开始下山。就在这时，从头顶传来了炸雷般破裂的声音。一场巨大的雪崩包围了整个小组，将刚刚搭上桥的巨大裂缝填满了。楼·雷查德向一个冰圆丘后面俯冲过去，雪崩向他喷涌的时候扯掉了他的背包。巨大的怒吼充斥在空气中，不断掉落的冰块，有的如冰箱那么大小，隆隆地滚过身边——然后是一片沉寂。楼站了起来，希望能看到远征队的其他成员从藏身的地方爬出来，但是没有人出现。他跑上跑下，呼喊同伴的名字，但是，还是没有动静。四周只有寂静的冰川和高山上刮过的风声。因为雪崩是由冰和沉重的雪组成的，因此即使知道应该从哪儿开始挖，楼也根本没有办法挖。所有的人都不见了，消失了，死去了。当时，这是喜马拉雅山攀登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
楼·雷查德活下来之后创造的另外一个奇迹是，他在后来的一次远征中又回到了道拉基里峰，而且是仅有的两个登上顶峰的攀登者之一。楼后来继续攀登喜马拉雅山脉的主要山峰，曾经征服过楠达德维山、乔戈里峰和珠穆朗玛峰，走的都是首攀的路线，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经历了雪崩的死里逃生之后，楼具备了征服如道拉基里峰般同样危险和困难的山峰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勇气。
外交生涯和激增的机遇
1971年，我以外交官的身份回到亚洲。这对我来说是一次令人兴奋的经历，但是没有大山总让我觉得缺少了些什么。在孟加拉战争期间，我被分配到印度加尔各答的美国领事馆，后来又分配到加德满都的美国大使馆。在尼泊尔，周末的时候几乎无事可做，因为大山离得太远了，一个周末根本不够来回一趟或者攀登一次。但是，我却开始探索这个国家的大河，它们中绝大多数还没有人漂流过。我的第一个漂流筏是由参加过1973年美国道拉基里峰远征的隆·费尔送给我的——一个4英尺的可充气式漂流筏。隆·费尔后来在飘流秘鲁的乌鲁班巴河时不幸身亡。在经过不断的尝试和犯错之后，我获得了一个12英尺的埃文漂流筏，对于漂流尼泊尔无人开发的激流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交通工具。
我的美国探险旅行公司的一些朋友经常来尼泊尔，带领一些探险客户来旅游，并提供有关漂流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