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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谁在敲门 作者:[苏] 亚·基科纳泽-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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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事业呵!

  在1,400户人家中,走到库拉河的只有不到500户。有的半路折回去了,有的中途不走了,许多人则葬身异地他乡。来到科尔希达河的时候,疟疾传开了,好象是对这些抛弃故土、罪孽深重的人们来一次惩罚。

  在格鲁吉亚建了7个小村落,有60户人家继续沿库拉河往下游走,向耶利萨韦特波尔走去。然后他们又向南折大约30多里,最后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他们建起一座小教堂,推举了村长和两个副村长。大家互相帮助,先建起一些不大宽敞,但却是那种十分坚固的典型的德国式房子,同时都留有扩建的余地。于是60缕炊烟袅袅升起,就这样建成了德国移民村。

  这些外来人认真地、公平合理地分了土地。起初,生活十分艰难。可是,当苹果园、葡萄园结出硕果的时候,大家的忍耐克制终于得到了回报。这里的葡萄肥大多计,用它酿成的酒,在德国从来不曾见过,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美酒。

  建起了第一批酒厂,同时开设了磨房和小店铺。有人建造了油坊,还有人在路边开了小客栈。就这样,移民村的生活沸腾起来了。耶利萨韦特波尔人得知,这里的人们聪明能干、心灵手巧,于是便同他们做生意,借给他们钱。借债不用立字据,只凭一句话:移民村的人从不赖帐。他们只笃信上帝,娇惯女人,而男人们个个都是真正的好汉子。

  过了8年,又有30户人家来到捷列扎村。到上一世纪末,全村已有1,500多人。而到成立恩格斯集体农庄的时侯,移民村已经完全变成一座真正的村镇了。

  这里的少妇面色红润、健壮、能干、干净俐落;这里的小伙儿性情和顺、讲话不多、十分自重。主妇们的身上总是散发着奶香和油香,而当家人总是面色黝黑,安然自在。村里的一天开始得极早,学校里的第一遍铃总比相邻的吉扬德日(不久前称作耶利萨韦特波尔)的学校早半小时。大家推选阿尔贝特·格吕弗尔特当农庄主席,他就是那个名叫叶夫格拉弗·佩斯科夫斯基的年轻人的外祖父。这个人有远见卓识,能精打细算。别看他年已垂暮,但是机灵麻俐。这个农庄有个特点,极令人羡慕:每个人都知道他应该在什么地方干活,什么时候干,干些什么,而且干得认真踏实。这个农庄是模范农庄。佩斯科夫斯基从幼年起便学会了热爱劳动。不论在作坊,还是在牧场,他都是内行。

  他和许多早年丧父的孩子一样,在12岁上就已经感到自己可以自立了。

  一次,他在同斯拉夫卡·潘捷列耶夫谈话时说,他打算当一名水兵,想做少年见习水手到海上漂游一番。

  斯拉夫卡比他大一岁,总欢喜让自己的伙伴知道自量。于是,他奇怪地扭了扭鼻子说,在这个世界上好吹牛皮的人实在太多了,他自己就认识一个。他敢打赌,这全都是瞎扯淡……

  格拉尼亚一声没吭。第二天一早,他给妈妈留了一个条子,不买票便动身去巴库了。

  他悄悄地随便溜上一条船,在甲板上堆放的箱子后面躲过了一夜。他从箱子里往外掏又大又好吃的苹果,丝毫不觉得难为情。早晨,当洗碗的格拉沙大婶发现他的时候,他正在干这桩事。大婶急了,大叫大嚷起来。

  可是格拉尼亚却十分镇静地说道:“请您不要吵。我可以洗碗、煎鸡蛋、擦地板……如果需要,还可以擦甲板。请把我介绍给船长。”

  “哎哟,哪儿来的一位候爵!‘把我介绍给船长!’你知道我们船长是谁吗?你算走运了,换个船长,会把你抓起来……”

  “干什么?”

  “就干这个!”

  “扔到海里去吗?”男孩一面好奇地问,一面继续聚精会神地从箱子里往外掏苹果。

  “也许不把你扔到海里,可……”

  “不过,在里海商船航运公司的船上体罚制早就废除了,”格拉尼亚一边说着,一边往外掏一个选中了的大苹果。

  “把苹果放回去!” 格拉沙大婶简直要气炸了。“瞧瞧这个大模大样的人!你知道我们的船往哪儿开不?”

  “现在的航向是西,西北。我看,船是往杰尔边特和马哈奇卡拉方向开……”

  “啊,哪儿来的这么个聪明人,从哪儿学来的?”格拉沙大婶高兴地大声说道。“那好吧,跟我来!”

  船长原来是一位头发斑白的阿塞拜疆人,有一对快活的眼睛。可是,当叶夫格拉弗大声背诵在家早已准备好的那句话时,这对眼睛立刻变得严峻、不友好了。

  “报告,我到您指挥的船上想以一名少年见习水手的身份实习。请不要拒绝我的请求……”

  “什么请求?胡诌些什么?有父亲吗?”

  “没有,我没有父亲。”

  “母亲呢?她知道吗?”

  “有母亲。我的同学斯拉夫卡知道这件事。他认为我太小,不相信我能一个人到巴库去,能搭上轮船。”

  “从哪儿来的?”

  “从捷列扎村。”

  “从捷列扎村?不撒谎吗?”

  “不,我绝不撒谎。向少先队保证!”

  “那你说。你听说过有一个叫坎达林采夫·叶夫根尼……叶夫根尼……”

  “查哈罗维奇?这是我的好朋友,”孩子自豪地答道,不加任何掩饰。他模模糊糊地猜想到,这是在查问他。不过船长的眼睛现在又变得快活起来。

  “那么,你的好朋友知道不知道你……怎么说呢,知道不知道你出来旅行?”

  “不,我没告诉他。”

  “这样对待好朋友不行。算了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叫阿加西·克里莫夫。请问尊姓大名?”

  “佩斯科夫斯基·叶夫格拉弗,少先队员,五年级学生。会干钳工,会削土豆,能说德语。可在这儿,”他叹了口气,“在这儿德语一点儿用也没有。想独立工作,试试自己的毅力……”

  “非常感动人。很高兴能欢迎你到我们船上来。没有你我们会怎样呵?谢谢你这样信任我们。可是你说,我可怎么安排你的工作呢?格拉沙大婶,请赶快把船副找来。”

  格拉沙大婶一直站在旁边,怀着一种十分崇敬的心情默默地望着船长,看他如何处理这件事。听到船长的吩咐,她象一名老练的水手那样,沿着舷梯的窄小台阶飞快地跑下去,找到船副对他说:“船长同志请您,请快些。”

  “是这样,”克里莫夫对副手说。“要往岸上发个报,船上发现一个12岁的孩子,捷列扎村的五年级学生。会描写特征吗?身高,要加上帽子,你自己看吧。蓝眼睛,浅色头发。你,是日耳曼人?”船长问孩子。

  “一半是。”

  “噢,还有一个特征,左肩比右肩略高些。请问问他母亲该怎么办。我可以让他在杰尔边特上岸,也可以把他带回巴库。我等公司指示。格拉沙大婶,请找张空床,把这只小鸟安顿一下,再给他找点儿活儿干。”

  叶夫格拉弗在“卡苏姆·丘利教授”号轮船上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6天。这艘船是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的,他毕生从事对里海的研究,揭开了它的许多奥秘。克里莫夫给孩子讲述了在里海海底发现的神秘古城的故事,还给他讲了一条路的故事。这条路从里海西边的阿塞拜疆一直延伸到东边的土库曼,穿过整个海底,完全是用人工开凿出来的。

  “你知道为什么卡苏姆·丘利成了一位伟大的学者?”和善的船长忽然从地理谈到教育。他自己没有孩子,所以十分喜欢教育别人的孩子。“这是因为他在小的时候读了许多书,从来没有从自己家里跑出去过。从来没给父母和不相识的船长找过麻烦。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也要多学习,听大人的话。”

  “我想当水兵、飞行员、或者边防战士。总之,想当一个军人。坎达林采夫叔叔教我各种知识:看地图,记东西,记住房间里都有些什么东西,打靶,50环靶我能打42环……不过,距离是25米。他说要把我送到……军事学校去学习。还说我应该学会独立行事。”

  “不,你没理解他的意思。坎达林采夫要是知道你从家里偷偷跑了出来。他会难过的。来,我们给他写封信,承认错误,以后吸取教训吧。”

  于是,克里莫夫船长,这位正直诚恳的老海军战士,十分详细地给孩子讲起什么是我们时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威力,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是多么重要。可是,他忽然听到一个非常天真的问题:“克里莫夫叔叔,您的脸是生下来就这么黑,还是晒的?你们这里的人都比我们移民村的人黑。在船上可以钓鱼吗?在大海里可以用鱼竿钓库图鱼,这是真的吗?”

  “你先仔细听人家给你讲些什么,然后再问。打断别人的话不好。回家以后,你要给我写信,告诉我学习如何、生活怎样。我们只有一天的航程了。你妈妈也许要罚你,这是对的。坎达林采夫也要骂你,那也是对的。”

  “可斯拉夫卡·潘捷列耶夫要眼红死了,”叶夫格拉弗充满幻想地说。

  在佩斯科夫斯基一家的屋里,在父亲用过的那张床的上方最显眼的地方,挂着被里帕打穿的旧照片。这是年轻的红军指挥员阿尔谢尼同战友们的合影。父亲站在第二排右起第二个位置上。他身穿短皮大衣,腰扎宽带,一条皮带绕过肩膀斜扎着。大衣翻领上打了一个红花结。头上戴的平顶羊皮帽稍稍歪向一边。那眼神象勇士一般,头微微向上,显得十分有主见。在他旁边站着一位指挥员,也戴着这样的帽子,比父亲差不多高出半个头。他叫马尔科夫·伊万·瓦连京诺维奇。论年龄,他是这些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可是论军阶,他是骑兵团的指挥员,是最高的。

  马尔科夫·伊万·瓦连京诺维奇是阿尔谢尼的盟弟。有一次,白匪包围了阿尔谢尼的部队。他的队伍已经两天两夜没合过眼,也没下过马,个个精疲力竭。马尔科夫冲进包围圈救了他,使他免于一死。所以他们合影时也站在一起。

  父亲多次给儿子讲述过那些年月,希望小格拉尼亚知道什么是忠诚,什么是男子汉之间的友谊,希望他懂得,世界上有比人的生命更可珍贵的东西。只不过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不常提起这些事罢了。他们把这些深深地埋在心里,等待着报答的时刻。一旦这一刻到来,他们就会成为最幸福的人,因为履行自己的义务会使人感到真正的幸福。

  老佩斯科夫斯基一直坚信不移,一直等待着终有一天可以报答马尔科夫。可是年复一年,希望却越来越渺茫。马尔科夫高升了,进了军事学院。看来,他要当高级指挥官了。

  而党把佩斯科夫斯基派到南方的一个小镇去建立新的生活,同别克和富农作斗争,教育人们明白什么是集体劳动和同志之间的互助精神,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佩斯科夫斯基是世界革命进程的参加者。他虽然默默无闻,但却不可替代。几十年过去了,在保加利亚和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越南……这一进程得到了继续。假如在那令人感到恐怖而又神圣的二十年代,象佩斯科夫斯基这样的人不牺牲自己的睡眠、健康乃至生命,就不会有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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