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4期-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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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吗？”
“一条死鱼。”
到我家后他又洗遍澡。我很奇怪陆西亚怎么没在家。这个时候她该在浴室，或者躺沙发上看电影杂志。老四洗完后光着身体在狭小的客厅里散步。他从沙发旁走到巴西木前，再从巴西木走到沙发前。后来他去了阳台，蜷进一把黑漆的竹椅。他的样子让他看上去像只疲惫的猴子。他的肋骨还那么清晰，仿佛钢板上微微隆起的创记。他不停地抽着香烟。一根没抽完就掐了，接着点上一根，掐掉，再点上一根。
“你为什么不问问，我这些年都做了什么坏事？”他说，“你还像当年那样闷头闷脑，你一点没变。你干吗总这样软不拉唧的？”接着他又安慰我说，“不过，这样也挺好的。”
我递给他只削好的苹果。他咬了两口，把香烟头按在果肉上。我最怕闻到苹果和香烟混淆的气味。
“你把我的公文包拿过来。我给你看点东西。”我递给他，他有些笨拙地在公文包里翻来翻去。他从里面翻出了一只女人的乳罩，一双男式球袜，一些散乱的页码。
“这是我给她写的最后一封信。”他说，“我以后再也不给她写信了。你知道吗，我这半年里给她写了一百零八封信，几乎一天一封。可我没心情伺候她了。我他妈玩腻歪了。”
他没想到我翻了翻将信又递给他，“你的字还和从前那样烂。我看不懂。”
我们都笑了起来，笑出了声。他和以前一样，笑起来时，脸颊上浮现出两个他最讨厌的梨涡。
“我给你念，你听着。”
王翠秀：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通牒。我是个
重情意的人。这是我最大的弱点。两
年来，你这个贱货，就是利用我最大的
弱点，打击我，不让我过好日子。从我
们认识那天起，你就勾搭我，还一直追
到我家，和我上了床。你虽然流了点血，可是谁知道你是不是，抓破了身子的某个部位，冒充处女呢？你逼我和你结婚，说你有了孩子，虽然我不清楚是不是我的孩子，但是我没逼你打掉。我们结婚后，孩子四个月就死在你肚子里。
他的声音断断续续，平仄不分，他的身体在朗读的过程中缓慢地伸展开，大腿支到阳台上的窗棱，一只胳膊搭住花盆里的棕榈树。我看到一只蜜蜂从纱窗的破洞里钻进来，蛰伏在他的脚趾上。他的脚趾没动，也许他根本没发现它。后来他的声音开始有了起伏，愈来愈急促，那些我久违多年的充满了海蛎子味儿的大连方言在蜜蜂的嗡嗡声中，将阳台点缀得不安而充满危机。我摸摸自己的额头。很凉。我想我已经不再发烧了。我默视着老四的嘴巴，他的嘴唇上也落着一只蜜蜂。那只蜜蜂在老四的嘴唇上急速扇动着花纹翅膀，后来，是的，后来，我眼睛里全是蜜蜂了。我看到无数只蜜蜂飞进阳台，它们跳着蹩脚的8字舞，将没有花朵和蜜汁的阳台变成了一只潮湿、阴柔、巨大的蜂巢。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在精神病院的那段日子，你这个
贱货，每个星期还来一趟，坐在我的身
上和我干还当着另外两个精神病人的
面。我出院时你又怀孕，我想要孩子，
你却把他打掉，说那段日子我吃药，怕
孩子有毛病。我知道你心虚。你在我
住院期间，到底搞过几个男人……
“你听明白了吧？这个婊子就是这么迫害我的。”他笑着说。
我没吭声。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想离婚，她不想离。”说完他从躺椅上站起来，“我离家出走过一次。我去找了王美。还记得王美吧，眼睛贼大的那个胖子。我跟她睡了三天觉，第四天早晨，我正在刷牙，我老婆就踢门进来了。”他皱着眉头，“她是个疯子，她怎么知道我跑到了王美那儿呢？她身后是我们单位的局长，还有公安局的。”
我盯着他。
“她指证我有精神病。他们就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去了。”说完他从躺椅上蹿起，赤裸着身体和我面对面站立着，“医生逼我吃药，我就吃，给我做电击，我就做，让我绕着操场跑步，我就跑。有啥扛不过的？我只是受不了那个女精神病。三哥，信吗？她晚上对我进行性骚扰。这个花痴，乳房贼大，光着屁股，颤着两只大奶子，整天病房里溜达来溜达去，她还老幻想自己是个电影明星，让我求她签名。有时候她心情好，就躺到我床上自慰。”他突然笑了，“还有个老女
人，以为自己是根蘑菇，天天穿着黑衣黑裤，撑着把黑伞在院子里蹲着。”
关于老女人的这一段明显是他抄袭的，我以前在酒桌上听人家说过这段子。我盯着他。他和以前没什么两样，他的耳朵还是那么硕大，鼻子还是那么挺，牙齿还是那么白，眉骨上和蒙古人斗殴留下的刀疤还是那么突兀着暗红，说话时颧骨上的肌肉还是那样富有激情地抖动，并且因为急促的语速变得绯红——这让他看上去显得不安和羞涩……他这样一个人怎么就会被一个女人拖垮了？！
7
老四什么时候走的？他离开时和周虹离开时一样迅速。周虹说去看望我妈。她上高中时，最喜欢吃我妈炖的红烧肉。那天，老太太正在院子里翻一只斑点鸽。那只幼鸽被剪了膀儿，却不见了。我妈怀疑它是被一群野鸽子勾走的。她说她怎么都不明白，一只没膀儿的鸽子怎么会飞走呢？于是周虹和我妈到大街上找鸽子。她们在小镇电影院的垃圾箱里找到了它，据说当时它正在啄一只塑料拖鞋。她们把它用绳子捆绑好，以防止它再次失踪。周虹就是回去的路上离开的，她强行塞给老太太一百块钱，然后她就走了。我妈说她哭了，“这个害怕地震的丫头，在上海过得不好吗？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老四是下午三点走的。他在我家总共待了一个小时。天气越来越凉，老四望着天空发呆。如果没记错，他是在他的手机爆响后变得焦躁不安的。他握着手机对里面大声咒骂，后来，他不光咒骂，还手舞足蹈起来。再后来，他关了机，将手机扔到桌子上。我问他在骂谁？他说在骂他们局长。我说你为什么骂领导呢？他说我愿意骂谁就骂谁，我想骂谁就骂谁。我说要尊重领导，对领导说话要心平气和。他愣愣地看着我，想说什么。可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摸了摸我的头发，说，他必须得走了。他说下雨时他在别人家睡不好觉，而他最忍受不了的便是失眠。他说我要是真舍不得他走，那么现在就去酒店喝酒，喝醉后他再走。他说他回去后就找帮痞子，把他老婆先奸后杀，他就自由了。他说等他彻底自由后，再来拜访我。他说再来拜访我时，希望我的摩托车能修好，那样他就能骑着摩托车去西柏坡旅游了。
“你手里有现钱吗？借我二百。”最后他说，“我来的时候，其实是打车来的，从富丽华出来，我随便叫了辆出租车就来了。从大连到唐山不远，可他跟我要了一千二。我回去只能坐火车了。”
我没送他，我把手里仅有的钱全给了他。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他离开时已经下雨了，我去拿雨伞时，他已经带上房门离开。在桌子上我看到了他的手机。他把我的手机装走了。我坐在沙发上闷闷地量体温。三十九度三。再后来我打开电视，那个女主持人还在介绍蜂乱，她说一名叫边浩的中年男子，开着辆白色奇瑞车经过，看到密密麻麻的蜂群，他立刻买来白糖，兑成水喷在车子外壳上，停在科华中路五号门口一棵被蜜蜂包围了的槐树下，片刻间，蜜蜂就把他的车子覆盖了，边先生说，这样可以把蜂王引出来，找到蜂王蜜蜂就会跟他回家。可是等了近一个钟头蜂王还是没有出现，边先生只好把这辆“蜜蜂车”开到了洗车场冲洗了……
我觉得我根本就没发烧，我觉得一切都正常。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我手里拿着老四的手机呢。而且，我觉得我很清醒，因为我想到了要和主任续假的事儿，我的病假已经超期。单位的电话老占线，我拨了四遍仍然占线。我只好拨了第五遍。我又失望了一次。后来我就紧紧地捏着老四的手机不放，好像它是一条滑不溜秋的鱼。这部手机至少是五年前的机型，又大又沉，我拿在手里就像拿着一只穿了好多年的鞋子一样。再后来我干脆脱掉衣服，我小心翼翼地将左腿卸下，扔在地板上，裸露着身体削苹果。几只黑头蚂蚁爬过来，啃着塑料假肢上的几缕淡血。虽然我一点不喜欢我的左腿，我还是用烟头烫死了蚂蚁。雨越发地大了，好像在打闷雷，闪电鬼魅地在房间蛇游。在雨声中，我似乎听到了蜜蜂“嗡嗡”的歌唱声。
桃红杏红
鲁 雁
表姐夫魏明到我们村“蹲点”的那年还不是我的表姐夫。
魏明进驻红花峪蹲点并不蹲着，而是村里庄外、梁上坡下不住地串遛，他走到哪里都让峪里的女人心里鸡飞狗跳。魏明的中山装很蓝很挺，胸袋上别的钢笔帽在太阳下泛着铜光，前额上斜长的头发随风颤动。那时候峪里的桃花水正四处漫流，坡梁上的土地润润的解透了冻；他的到来盎然了红花峪的春意，也启蒙了我的两个表姐的爱情。
魏明背着行李进村，比通知的早到了一天，弄得大队干部和看热闹的社员都有些慌乱。暖洋洋的风中甩荡着溪边的杨柳条以及村姑们的长辫子。大队长背着两手脚步快得像被赶的鸭子，来了来了，他嚷。大人们脸上兴奋得通红，似乎这天的阳光与往常的很不相同。
红花峪在上级眼里一直不红，有名的落后大队。分田承包本来是头年就该落实的事儿，结果是秋上没行，冬里也没动，分田到人，承包到户，红花峪慢了两拍子。
魏明站在山坡梁上，把铜帽的钢笔别进口袋，拂拂额上的头发，望着春风说，八十年代的春风都吹拂沂蒙山大地了，该行动了。
大队长扔掉“丰收”烟巴子，拍拍腚上的土末子说，该行动了。
我们一群跟屁孩儿，拾起烟巴子分享着。这样的情景我们在电影里见过，跟踪的人把烟头狠狠一扔，真的就要行动了。
坡坡岭岭上的麦苗已返了青，红花峪在那个春天里分了青苗。
大队长是一把手，他的手不光捏烟巴子，还捏巴着六百多口人。我父亲是大队的会计，弄不明白他算几把手，他除了扒拉算盘珠子，还常扒拉那本老字典，给村里的孩子起名儿。
我大姑和二姑都嫁在红花峪本村。大姑家的桃儿表姐和二姑家的杏儿表姐的名儿就是我父亲起的，但她们的名儿不是从字典里扒拉出来的，是从树上摘下来的。
魏工作员住进了大队部，和电影队来人一样，很多人来看稀奇。魏工作员的床头上有崭新的牙缸，还有几本厚厚的大书。
大队长捏着烟巴子说魏工作员得尝尝山里的香椿芽炒鸡蛋。
我父亲就慌忙吩咐人群里的桃儿表姐回家拿鸡蛋。
大队长一面叫人去代销部拿“丰收”烟，一面嘟哝光鸡蛋咋行，还得弄只鸡。
我父亲就慌忙吩咐人群里的杏儿表姐回家去捉鸡。
杀鸡的自然是大队长的兄弟二瘸子，他自告奋勇要跟杏儿去捉鸡，他一瘸一拐跟在后边，像杏儿表姐用辫子牵着的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