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4期-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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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姨妈在丈夫去世之后靠夫家的接济过活，夫家富有，相安无事，但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判定夫家有囤积居奇、破坏经济秩序的“不法罪行”，姨妈的经济来源也就断绝了。
她为儿子王益胜定了一个很高的培养标准，花费不菲，这时只能把原来的房屋出租，自己和儿子住到一个十分简陋狭小的房间里。她还悄悄地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菜场做早班，卖菜。
照理，每月所得房租和菜场工资加在一起，也够他们母子两人生活了，但姨妈又特别讲究排场，希望能在一些交际场所，尤其是原来富贵亲戚间的姐妹圈里保持形象，每月做头发不是国际饭店就是南京理发店，标准降不下来。这样，经济就十分艰难了。人们无法想象这个在清晨的昏暗中包着头巾、衣衫草草的劳动妇女，下午将会步履高傲地踏进南京路时装公司或德大西莱馆。
有时，她在我家遇到舅舅，就会说：“上个星期天下午三时，我看到你在南京路上，手上拿了个灰包。”
舅舅惊讶，“是啊，我去了，你为什么不叫我？”
“那天要与乔莎去红房子，我先去国际饭店底楼烫发，头顶罩着，怎么叫你？”
听到这种对话，祖母总会给我妈妈使一个眼色，却又不说什么。
但有一点心照不宣，只要姨妈在，所有的人都不会提到菜场。等姨妈走后，祖母、爸爸、妈妈总会充满同情地感叹很久。尤其是祖母，姨妈最崇拜的女性，必定在任何细节上袒护姨妈，说：“一个女人带着儿子苦熬，太难了。”
六
爸爸那次虽然讲了好胜的话，其实还是被姨妈的警告震动了一下。
他明白确实不能无视乡村和上海在教育水平上的差SL但他太忙，正急着回乡张罗搬家，想来想去，只能挽托安徽的叔叔请假到上海来，监督我温课。
叔叔知道，无论是搬家还是升学都是大事，正在思虑自己怎么出力，一收到爸爸的信，第三天就到了上海。
爸爸回乡去那天还是不放心，千叮万嘱。我却当着叔叔的面用大人的口气与他商量，“爸爸，搬家时别忘了把伯伯的那个书箱搬来。”
爸爸好不容易终于想起了那个箱子，却又觉得那都是一些陈年老书，不值得整个儿搬来搬去，便说：“箱子太大了，这次行李又多，你就说要带哪几本吧。”
我说：“尽量都要。《史记菁华录》、《世界名作选》、《芥子园画谱》、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读本》，还有，我正在练的颜真卿字帖。”
我故意有点炫耀，为的是向爸爸说明，一个每天给人家记工、写信却从来不温功课的孩子，反而能接触不少书。
叔叔笑了，看了我爸爸一眼。
我转身对叔叔说：“还有一部《石头记》，妈妈说这就是你最喜欢的《红楼梦》，但我看不懂。”
叔叔收住了笑容，又重复了几年前在乡下给我说的那句话：“这书你不要看，太悲苦。”
七
爸爸回乡搬家去了，叔叔倒不太在乎我温课，只领着我在上海各处走走。他觉得这门课更重要一些。
到很多地方，我会说：“这儿外公领我来过。”叔叔听到这话很警惕，立即问：“他给你说什么了？”我立即知道我错了，不应该在叔叔面前提外公。
叔叔其实并不了解外公，他只记得在我爸爸和妈妈结婚时，余、朱两家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对他这么一个青年学生来说非常敏感，直接联系到了他已经偷偷接触过的阶级斗争学说。土改时，叔叔是工作队员，而外公成了地主，这条界限一直横亘在两人中间，严格说来是横亘在叔叔心间。 ’
去年暑假我跟着外公来上海玩时，叔叔也来过几天，有过一次见面。外公为躲过叔叔的冷脸，便说：“下午我带秋雨到跑马厅去看看。”
叔叔立即接口，眼睛却没有看着外公，“不是跑马厅了，是人民广场。”
我连忙问：“为什么过去叫跑马厅？”在小孩听来，“跑马厅”比“人民广场”来劲多了。
外公正要解释，叔叔正色道：“那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名堂！”外公也就噎住了。
一来二去，叔叔和外公似乎见不得面。一见，刚刚还在说笑的叔叔就会严肃起来，就像披上了盔甲，而什么都不在乎的外公，也会一脸沮丧，似笑非笑，真像过去确实罪大恶极一样。
后来我在很多次政治运动中经常会想起叔叔和外公见面的情景，领悟在很多情况下，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往往都是一种扮演。双方一旦扮演就无法沟通，越是无法沟通越是扮演得逼真，时间一长彼此都以为是真的，再也无法撤退。 今天外公不在，叔叔也就没有警惕下去。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站在外公一边的，觉得外公是一个最简单的人，根本不像叔叔想的那么复杂。让人费解的倒是叔叔自己：为什么对外公这么警惕，对我妈妈却那么尊重？还有，外公说的“跑马厅”被你说成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名堂”，那么你喜爱万分的《红楼梦》也不会是新社会的名堂吧？
八
正说着，我们已经到了福州路一家旧书店的门口。叔叔说：“这个地方最有意思，我每次到上海把一半时间耗在这里。” 这时我已经跟着他走进了店堂，他还在解释：“全是旧书，比新华书店更有价值……”他见我不声不响，便低下头来看着我，而我完全是一副被什么震陵了的模样，只是两眼发直地叫一声——
啊，书！
这么多书，一排排地垒成了高墙，高墙又层层叠叠。一种巨大的敬畏推拒着我，又有一种巨大的吸力拉拽着我。 叔叔觉得我的发傻一定出自一个乡下孩子的大晾小怪，便用一个具体的书目打断我：“你说你正在冻颜真卿的字帖？这好，我也给你买一本吧。” 这很有效，我从发傻中醒来，心想叔叔怎么也会看重书法？这可是外公的强项，让我练颜真卿，也是卟公的意见。
九
叔叔引我到碑帖柜台，请营业员找颜真卿。那 位上了年岁的营业员打量了他一下，说：“我们最近收到了他的一部帖子，珂罗版影印的，可能有点贵。” “多少？”叔叔问。 “九元，这是叶家的藏晶。”营业员说着已把那个帖子拿了出来。
叶家？我长大后还曾经回忆到这个细节，是叶楚伧家，还是叶恭绰家？营业员快速而模糊地把一家姓氏当作常识随口吐出，可见上海是有一些惊人的家族的，能把一座城市罩住了。
老年营业员这种轻描淡写的口气，真不知要比那些大声嚷嚷的推销者高过多少气势。上海给人的压力，就在这里。至少在当时，即便在上海长大的叔叔也失去了追问哪个叶家的勇气。
那个营业员递过帖子后就走开了，在柜台另一角翻动着一些书籍，只以眼睛的余光注意着这边。我猜，他这样做，是要表现出一家大店对顾客随意翻阅的尊重，仍然是一种若即若离的上海气度，既让人佩服又让人生气。
叔叔恭敬地把帖子移到柜台外沿，让我一起看。封面上直书一排字：“颜真卿书祭蛭帖”。
叔叔按了一下我的手说：“你每次给我写信，署名前的蛭字都像这个，用女字边，现在报上说，北京的语言学家有了新规定，写竖人边。”
“那我下次一定改写竖人边。”我立即响应，却又提了一个问题，“颜真卿祭侄，他侄儿比他先死吗？”
叔叔说：“这事我倒不知道。也可能是别人的祭侄文稿，请他书写。”他看了我一眼，似乎觉得一对当代叔侄在这样猜测着一对唐代叔侄，有点好玩。
他扪了一下嘴，双手已经打开了帖子。
十
分明他惊慌失措地屏住了气，没有了声音，我能见到他捧帖的手在微微颤动。
我连忙伸头去看，也大惊失色，眼前出现的完全不是我平日见过的那种字帖，而是满篇烟云，黑雾森森，潦草恣肆，时断时续，涂涂抹抹，极不规整。我疑惑地转脸看叔叔，满眼是疑问：这也算好字么？
叔叔根本没有理我，只是伸手招呼那位老年营业员过来，再问一次：“多少？”
“九元。”
“我买下了，包一下。”
九元区区之数，在当时，无论对叔叔而言还是对这家旧书店而言，都是一笔不小的交易。叔叔步出店门时神色凝重。我知道，那本字帖他将自己收藏，不会给我。
十一
出门后看到旧书店西边还有一个小门面，写着“旧书收购处”，我立即想起，去年外公带我来上海时，曾到这里卖过书。
四函《苏东坡集》，用一块包袱布包着，从乡下带到上海，据他自己估计，能卖一个好价钱。
那天他在这儿小心翼翼地解开包袱，把这一大叠线装书捧上去。一位中年营业员将手上握着的圆珠笔夹在耳朵上，取出一函，好多薄本，他极为熟练
地把书顿齐，横过来，让线装的书脊朝上，然后用大拇指斜批一下，就像只是在丝线订扎处摸了一遍。
做完，再顿齐，放过一边，再做第二函。
四函很快都做完了，这时营业员才抬起头来看外公，说：“缺了两本，九元。”
也是九元。今天叔叔用这个数买了一本，去年外公用这个数字卖了一堆。
外公当时觉得开价实在太贱，便茫然地看着营业员，嘴里只吐出含糊的三千字：“能不能……”
那位中年营业员的回答也很简单：“我们是国营单位。”
当时连“国营企业”也不习惯说，只说“单位”。
外公最怕有人提及政治归属，觉得如果再哕嗦下去就是在与国家讨价还价，而他是个地主。他立即点了点头。
十二
外公拿到钱后说要请我吃饭，其实是他自己想喝酒。
“东头的杏花楼太贵，还是对面的鸿运楼吧。”他把我带过了马路。
当时像我们这样一老一小在外面吃一顿饭，全部费用也就是七、八角钱，可那是我第一次进上海馆子，觉得处处新奇。
外公还在生刚才那个营业员的气，对我说：“这一带以前叫四马路，也不是一个正经地方！”
他的言下之意是：“神气什么呢？”
怎么不正经，我是长大后才听说的。这里曾是红灯区，而且等级不高。
其实，很多与书籍文字有关的机构也都跻身其间。在老上海，很多文人早已习惯与色情相邻而居。据包天笑先生回忆，他在棋盘街的《苏报》社上班时，编辑室的对窗就是妓院的客房，妓女们和编辑们早已熟如家人，每天上班下班还轻松地互打招呼。有一次包天笑先生在夜风刺骨的拥挤江舟中，还受到一位“对窗妓女”的侠义帮助：他想在船舷边小便而站不稳，那位妓女解下自己的裤带把他拦腰一缚，紧紧拉住，才解决了问题。这幅图像只能属于上海，猛然一看确实不大正经。
几杯酒下肚，外公已经在生自己的气了，“秋雨，你想想，我这一杯下去，喝掉了苏东坡几首诗！”
十三
这是一年前的往事，都不能告诉叔叔，我现在只老实地跟在他后边走。
叔叔一手把我揽在他身边，要我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