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狂飙(伍近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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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说：“有，有说的。我刚才见到一件事，颇有点意思，我讲给你听。”接着，他把刚才那个要回江西的战士挨斗的事说了一遍。徐特立听了说：“是呀，那个战士都有一肚子的话嘛，你就没么子讲的？唉，这一路上，我就没听你说几句话，打了这么大的败仗，想听你说点么子，更是听不到你的声音了。你该不是还在闹情绪吧？在江西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过，古来贤者，进亦乐，退亦乐。当然，这是宽心的话，现在我不想说这种宽心话了。现在是，我刚才从辛稼轩那里借来的：深蛰要惊雷！”“老师！”毛泽东神色郑重地：“我这个政府主席可是管着你这个教育委员嘞。党是有纪律的，话是不能随便讲的。惊雷之言，莫讲莫讲。”
　　徐特立似乎有点来气了，把背着的手移到了腰上，说：“我今天来找你说说话，听听你讲点么子，这犯么子纪律了？我跟你讲，我今天就是要依老卖老，不是卖我一个的老，是卖３个的老，董必武和谢觉哉要我来找你的，老家伙为红军忧心，为党的前途忧心！我问你，仗是不是还要这样打下去？是不是还要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当然，我一个管文教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革命成功了，也只是在政府里管点小事，是不该操这个心的。可于今是么子时候？不是人人都要考虑战争问题么？我把我要讲的讲在这里，要照现在这样搞下去，剩下的这点子部队，怕是经不起打几回了。要改变军事指挥，布劳恩这个人不行，根本不行！”毛泽东为几个老同志的“忧心忡忡”感到由衷的高兴，可他还是喜不形色，说：“李德这个人，他在他们那边的仗是怎么打的，我不大清楚，要讲打中国的仗，他是不怎么在行。其实，打中国的仗，朱德，刘伯承，彭德怀，都是里手嘛。问题是不听你的呀，中国人自己把打仗的事都交给人家了。再者嘛，”他说着停了停，把本来不想说的话还是说了：“再者，我倒觉得，人家也是不易哩，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图的么子？就是房子住得比我们好一点，吃得好一点。老先生当年上井冈，不就觉得是很难的了么？我想，这一仗下来，他们总会动些脑子的。”徐特立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眨眨深陷带皱的眼睛说：“讲这么半天，你还袒护他？”毛泽东说：“不是袒护那个，革命总还得讲点人情味哩。”他停了停又说：“先生见到子珍了么？”显然，毛泽东想终止这场谈话。他不想再往深里说，深说真是要“惊雷”了。他不想惊雷，他得考虑时机和各方面的因素。徐特立还是不了心愿，说：“润之呀，我刚才那句‘问君怀抱向谁开’，算是多言了。不过，我还是摸到你的底了，你是有话不想说，暂且还不想说，是不是？润之，我还是要劝你一句，算是一个提醒，别说晚了误事。全军上下，谁不知道你那套打法是对头的？敌人还在四周摆着，仗还有的是打的，不能一败再败。所以，你是不是找洛甫和王稼祥他们谈谈，你还是政治局成员，也可直接找博古和恩来谈嘛，总得把你的意见讲出来呀。即使吵上一架，也比一个人说了算好啊。我的话完了。”毛泽东说：“好吧，有便我会找他们谈的。徐老，我刚才问你子珍的事，你还没告诉我呢。”徐特立说：“还好，在休养连。只是，越来越出怀了。你就别守着那个礼拜六制度了，有空就去看看她。唔？”毛泽东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部队还是休息。上午，王稼祥拄着棍子来到了毛泽东住的小民房。一进门便说：“泽东同志，恭喜呀，你我他，又有帽子戴了。”毛泽东没大听明白，以为是冬天来了，搞后勤的在哪里搞到了一批帽子。说：“有多少？部队能摊上吗？”王稼祥“哧”了一声，说：“对不起，部队轮不上。只一顶帽子，我们３个人合着戴。”毛泽东心头忽地紧了一下，说“怎么回事？”王稼祥说：“我以为他们真是被惨败的这一仗震懵了，脑子麻木了，开不动机器了；原来他们的脑子还在动着哩，动得蛮巧的哩！你和我，还有个张闻天，‘三人团’，中央的‘新三人团’！”毛泽东说：“这是什么意思呀？”王稼祥说：“不就是渡湘江之前，我们几个有时候碰到一块就扯了扯嘛。”毛泽东说：“噢，小集团。他们要怎么样？”王稼祥说：“在这个时候弄出个‘新三人团’来，你说他们会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开个会，把他们轰下台！”毛泽东好久没吭声，王稼祥又说：“泽东同志，经过湘江之战，我看他们实在是不行了。还这样下去，非全给葬送不可！”毛泽东说：“看来，你的意见是更加尖锐了。”王稼祥说：“尖锐不尖锐，反正‘新三人团’中你是为首的。听说你昨天给一个逃兵松了绑？”毛泽东说：“有这么回事。”王稼祥说：“那不是公开支持部队的不满情绪吗？”毛泽东笑了，难得的一笑。他问道：“该不是那位排长大人或是那位战士上告中央了吧？”王稼祥说：“用得着告吗？昨天下午，满山沟都在嚷嚷：毛委员还在，毛委员还在，还管着古田会议哩！你怎么又弄出个古田会议来，那是山沟里的土家伙，不是真家伙。”
　　王稼祥时年２８岁，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学，也是２８个布尔什维克当中的一个。他回国早，１９３１年３月便到了中央苏区，参与指挥了第二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他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战略战术的高明。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挨批，他支持毛泽东，力主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红军。他跟博古合不来，博古说他“在莫斯科学得不怎么样”，他说博古“只在莫斯科参加了几个月的军训”。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转移途中，一个负伤，一个“打摆子”，两个人都坐担架，毛泽东就给他讲“结合”：“你王稼祥的洋家伙比我多喽，要是同土家伙一结合，就完美了。列宁就很重视结合，他把俄国研究得何等透彻！当然，彼一结合，此一结合。抄人家的结合，还是不结合。贵在自己的结合。什么东西子不讲结合呀？阴阳不结合能生万物？男女不结合能生出娃娃来？照抄照搬是不行的。仗，城里头有城里头的打法，山沟里有山沟里的打法。一家子的媳妇还各有各的打扮。你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就看在这上头出息得怎么样了。”王稼祥没想到，他一赞同“结合”，就把他自己同毛泽东结合到一起了。
　　“你说怎么办？洛甫是想应战了。”王稼祥说。毛泽东说：“不理，坚决不理，就当没那回事。”王稼祥愕然，道：“不理？！人家要理怎么办？”毛泽东说：“不要紧的，昨天我听一个战士讲得好呀，天天要走路，没法子关禁闭。”王稼祥说：“瞧你说的，要关我们３个人的禁闭，怎么也得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才行吧？”毛泽东说：“那你还怕什么？”王稼祥说：“我是说，他要开那么一台子会，不也是挺烦人的么？”毛泽东说：“开会？他们怕是连什么会也不敢开喽。”王稼祥又问：“你说不理，到底是怎么个意思？”毛泽东说：“我说的不理，是不理‘新三人团’这码事，理起来麻烦，耽误行军打仗的事。别的事情，比如军事指挥问题，现在看来不理是不行了。昨天，徐老找我谈了谈，他们心情焦急，怕再打败仗。”王稼祥说：“这就说到一起了。我正是这么想的，打仗的事不能再由李德一个人说了算，咱们得朝他要点民主。”毛泽东喜形于色：“要点民主？好，好，这个说法好。要点民主，有理有节，不致惊动太大。但是，稼祥同志，就是这样，你也得找博古先谈谈，不要到时候光顶牛。我们还是讲组织纪律，要谈点什么，还得他出面才好。”他见王稼祥脸有难色，又说：“你们终究是同学，说起话来方便嘛。”王稼祥说：“好吧，你是不是也找军委其他几个同志扯一扯，让他们到时候也能说出自己的意见来。”
　　当天晚上，周恩来和朱德到毛泽东驻地来“看病号”，朱德手里掂着一只才煮熟的鸡，周恩来包里揣着几片攒下来的奎宁。说是看病号，其实是想来同毛泽东谈谈的，听听毛泽东对湘江一战的评价，以及对今后转移作战的意见。然而，一场本该认认真真、推心置腹的谈话，却没有谈起来。毛泽东心情不好，上午王稼祥告诉他所谓“新三人团”问题，他嘴上说不理，心情却一直是烦躁的。见周恩来到来，他又冷丁想到，所谓“新三人团”问题，朱德可能不知道，周恩来是不会不知道的。他不想当周恩来的面提起这件事。关于军事指挥问题，他也一时觉得不知怎样开口才好。李德的作战命令都是通过周恩来和朱德发出的，说轻了不解决问题，说重了他们也许接受不了。暂且不说，大家冷冷再说。不谈军事指挥，不谈所谓“新三人团”，剩下的便是“身体怎样，注意休息”之类了。临分手时，毛泽东只奉送了一句：“上午王稼祥同志又找我了，他说以后在军事指挥上该多一点民主，我表示有同感。”
　　周恩来丢下几颗奎宁，什么也没有说便走了。
　　两天后，部队进入越城岭深处，一场大吵大闹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越城岭深处的风雨桥，苗族聚居的一个大村寨，几百户人家，总部和１、３军团军团部都驻在这里，是个吵架的好地方。起因是军委第２纵队奉命讨论两个干部的处分。军委第２纵队是由苏区政府机关和直属单位组成的，顶头上司就是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罗迈（李维汉）高低不同意处分那两个干部，他找到毛泽东，问毛泽东“为什么要处分那两个干部？”毛泽东根本不知道有处分两个干部的事，反问道：“哪两个干部？他们犯什么错误了？”罗迈愣了好久，说：“你不知道？一个是秘书科长，一个是管理科长，说他们从苏区突围时，没有组织好，带了些不该带的东西，拖拖拉拉，误了转移的时间，没有及时到达湘江，造成战斗的失利，是严重的……”毛泽东扬手道：“别讲了，我明白了……”罗迈哑然望着毛泽东，不知道毛泽东明白了什么，埋下头去说：“怎么能怪他们两个嘛，情况那么紧急，又不知道到底往哪里转移……”毛泽东又扬了扬手，问道：“是哪个通知你们要讨论他们的处分的？”罗迈说：“既然你都不知道，那就是他们直接通知的了。还说要写出文字材料，通报全军。”毛泽东说：“当然喽，要紧的就是通报全军。”罗迈说：“为什么？目前部队情绪这么不好，怨气这么大，再冤枉一些干部，内部的团结怎么办？”毛泽东“哧”地笑了一下，说：“你李维汉也是秀才气多了。他们也是想团结内部嘞。你也不想想，他们真是要处分那两个干部吗？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山水之间也！”罗迈愣着，毛泽东脸色发青。前有“新三人团”的舆论，今有这么一种配合，毛泽东觉得不能再沉默。
　　“走，我们找周恩来同志去。”
　　原来，湘江大败以后，掉在自我维护泥沼中的博古和李德，这些天一直在诚惶诚恐地寻找维护自己的办法。他们见王稼祥和张闻天常同毛泽东接触，意识到最大的威胁是毛、王、张。两个人一嘀咕，便嘀咕出个“新三人团”来。最先提出“新三人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