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旅千秋 作者:郑骁锋-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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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别人如何看待他的学说，梁漱溟心中坦然，他认定自己掌握了真理。
自认开悟的梁漱溟现在已经坚信，自己就是那个两千五百年后在危难关头复兴孔子思想的人。这种自信在1942年避日军从香港逃到广西后写给儿子的信中表达得很明白：“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而弘扬重光之任“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做”，“‘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甚至逃难途中，他面对遍地炮火匪盗安然自如，绝不信自己会有危险——宏道事业未成前，上天是不会让他死的：“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也许真是上天的安排，梁漱溟一路逃来居然甚是顺利，处处有朋友帮忙，人人对他尊敬，据说他是香港沦陷后最早脱险的文化人。
自然，这封信引起了不少人的嘲笑，说他狂妄不自量。但梁漱溟毫不理会，只是根据自己的理想，一步步做去——他认为，光写在纸上不能落实的思想绝不是真理。本着对儒家文化的“新认识”、“新设想”，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脚踏实地的改造社会：办学、乡村建设；同时，为了天下生灵，他一次次风尘仆仆地于国共两党间奔走疾呼，苦口婆心地想促成和平、弭灭战火……
民国中后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梁漱溟都是不能忽视的一个人。当然在不少人眼里，他很有些迂腐。这种迂腐当年在曹州办学时便可见一斑：为了倡导财产公有的观念，他实行学生自愿交纳学费的制度，三个月便导致全校瘫痪，还落得学生不交钱却嫌伙食不好的埋怨，只好辞职了事。后来在国共两党间劳而无功的弥合，时常搞得两头受气，忧国忧民的同时多少也显现出这种天真。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在1949年，国民党陷入绝境时说出这样的提议：凡是国民党高位者，自认失败，对不起国家人民，一律随蒋介石下野，“闭门思过”——他对行政院长孙科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孙科如果有勇气，就应当向国人请求把一切罪过一人承担起来，自杀以谢天下！”接着掉转话锋，呼吁共产党宣布三年休战，而且对国家人民所遭苦难，同样要感到歉疚！
也许梁漱溟并不是不知道道德在乱世时的苍白无力、自己这些努力根本无济于事，但在他看来，这正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真诚。这种精神的根本应该是孔子说的，人人心中皆有善性——他以为后世几乎没人能理解孔子的本来精神，而多宗于荀子的性恶论，以至多从外面用力，约束限制猜忌防备，失尽了那份最宝贵的“真”。这就是他说的：要“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他并不认为这是迂腐，而是如孔子那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同年四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后，毛泽东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其中一联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就是对他提议的回答。
终于，他与毛泽东面对面了。
可以说，与新文化运动时相似，梁漱溟和毛泽东也是由一样的推论过程得出了不同的答案。两人都把重建中国的希望放在了农村，都觉得中国必须由下到上完成建设。梁漱溟最接近毛泽东的观点是，他也认为建设农村的事业必须依靠群众自己：“乡村建设的组织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而不是一个依靠外力维持的组织。”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的困境在于“东不成，西不就”，“旧辙已经脱失，新轨未得安立”，文化失调。而城市，却浸染西方习气过多，“将中西弊恶汇合为一”，改造起来困难得多；寄希望于上层向下改造也已经充分证明了只是幻想——军阀权贵只能割据破坏。所以他的计划是在多少残留些儒家道德的农村开始国家重建。正是这点，使得梁漱溟视共产党建国初期把工作重点转到城市看成错误：你把农村搞好了吗？政事和文化协调了吗？根基不稳，怎能冒进？
根本的区别在于，梁漱溟希望农民觉悟之后，最终获得的是和谐仁爱这个儒家根本思想，而毛泽东却交给了人民刀枪。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两人着眼的，都不是眼前的三五十年，而是为苍生寻找着一条能一直走下去的永恒之路，都想跳出历史兴替循环百姓轮回受难的圈子。只不过梁漱溟采取的方法是教人向内协调心灵，以取得整个人间的和谐；而毛泽东是向外用力，解放人民的思想，让人民了解自己的能力并永远掌握力量，以随时监督和反抗、由人民自己来防止上层的腐败堕落——文革，在我看来，可能就是毛泽东这种设想的一次大胆尝试。毛泽东试图把人民改造成军人、革命家；而梁漱溟却希望他们都能成为君子。
从三十年代起，两人便有过多次辩论，但谁也不能说服对方。好在当时的急务是抗日和统一，全局建设方案还不过是空想；但当这个任务真正摆在毛泽东面前时，他再不能容忍梁漱溟这种不识时务对政局指手画脚的人了。
还可能是，梁漱溟坚持己见毫不妥协的脾气、多次坚拒当官的清高、还有那一副不苟言笑庄重严肃的“圣人相”，早已经在毛泽东心中种下了敌意吧。更何况，他竟然在农村问题——共产党的看家绝学上大放厥词，毛泽东气量再宽宏也觉得不能忍受了，当时他的这几句话很能体现他的恼火：“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
建国才是第四年，梁漱溟便成了“不可信任”的“伪君子”。
红潮已经过去，是是非非也分清了大半；毛泽东的功过已被论定为七三开，但梁漱溟的观点却还有待争论。
可尽管他的思想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所有人却都承认了这个事实：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
当然，如前文所提，文化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先贤已经说得太多，再不需要我们怀疑。我们也已经清楚，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还都是次要的，所有的重点只有一个：生存和发展。
似乎验证了梁漱溟的理论，辉煌之下我们的国家确实出现了危机。中国人是向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的，那压了几千年的三五座大山轰然崩塌之后，一身轻松反而茫然不知所措了。于是国人现实、松散的劣根性充分表现了出来，他们中很多人的目标只剩下了金钱与权势，甚至在道德上都自由得失去了大部分约束——中国人简直成了最现实最直接最会钻营的民族。
这正是失去文化根本产生的恶果。
这只是中国的问题。另一种现象似乎也验证出西方文化同样出现了危机需要救济：世界范围内，心理疾病越来越严重，几乎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精神疾患。
这些问题实在太大，连梁漱溟穷一生精力都好像没能表达明白。也许他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很圆通的，但他的学说却被人发现有着那么多的含糊和歧义。
也许还确实没人能真正理解梁漱溟的学说，但有几个问题是不得不提的，很多人看出，他的理论起码有两个大缺陷：一是以孔子的思想代表整个儒家思想，又以儒家思想代表整个中国人的思想，未免以偏概全；二是他论定西方终究会走到中国文化的路上来，又违背了他自己关于东西方路子不能相通的论点。
对他“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的观点，也有人质疑，说这根本就是矛盾。还有人说他仍然钻不出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藩篱。
这一系列问题留待专家去研究吧。我只是认为，他说的“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的意思，可能正类同于中医的一条基本原则：只要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的药，就是中药——不管是青霉素还是维他命。这应该才是真正的全盘承受彻底吸收。
我们面临的，还是当年梁漱溟、陈独秀、毛泽东都一样看到的那个问题：对传统文化，我们该怎么办？摒弃、调和，还是改造使其重新翻身？——若是改造，到底要怎么改法？
历史早晚会验证梁漱溟的理论，现在最需要的是思考。
梁漱溟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被赶下政治舞台后的几十年，他退回了书斋，做起了“书斋里的学问”。窗外红旗满天飞，口号震地响，他埋头灯下，撰写一生总结性的著作《人心与人生》和《东方学术概观》。当然，那场浩劫里，中国容不下一个书斋，他必然也逃不脱被游斗、抄家，但他一如既往地沉静，心平气和而冷峻地观察着这个荒谬的运动。对满天飞舞的漫骂攻击他的大字报不屑一顾，至多说一句：你们要批我，先看懂我的文章再说。只要条件允许，还是做他的学问，《儒佛异同论》便是白天扫厕所时构思，晚上在杂货房里写成的。
分组学习文化大革命，大家热烈发言，争先表达“坚决拥护”时，他认真阅读着报纸、文件，却始终不说一句话……
抄家时，看着祖传的藏书字画被满腔激愤的红卫兵投入火中，看着夫人被罚跪在身旁，他一言不发，冷冷地看着珍贵的图书化为灰烬……
批判他的会议中间休息时，他旁若无人地在政协礼堂练着太极拳……
1970年，梁漱溟被通知参加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他一眼看出草案的荒唐：居然规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那时一般人的胆早已经吓破了，谁也不敢说话，他挺身而出：“这次的草案中，不仅列有个人的名字，而且还规定好这个人就是接班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震得会场鸦雀无声，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吓出了多少人满身的冷汗。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风头正劲，作为有名的东方文化研究者，组织上责令梁漱溟出来表态。2月24日，梁漱溟衣冠整洁，手提皮包步入了礼堂。在讲台上站稳后，辟头就是一句：“我只批林，不批孔。今天我们应当如何来评论孔子？”他不管下面像是炸开了锅，花了八小时为大家好好上了堂全面诠释孔子文化的大课，说孔子在人类史上功大于过，即使有过，不少也是后儒之失，孔子不任其咎——他把批判会当成了课堂。会议主题马上由“批林批孔”变成了“批林批孔捎带批梁”。2月到9月，大小批判会总计100多次。9月底，批梁运动算是收兵，最后总结性的集中批判大会上，组织者觉得梁漱溟该老实认罪了，特意问他可有感想，梁漱溟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主持人勒令他解释，他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历史还记载了，他是在“两个凡是”氛围中发表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第一人。
正是这种骨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