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旅千秋 作者:郑骁锋-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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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枯槁憔悴、弱不禁风的双枪将……
天朝之主道光，自然是每晚辗转反侧满身冷汗了。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大臣，更是心急如焚地寻找着拯救天朝于滚滚黑烟中的济世良方。
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苦思多年的许乃济，终于呈上了那封著名的奏折：《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
奏折里，许乃济指出朝廷的严厉禁烟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反而“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为了抵抗鸦片外来，防止白银外流，唯一的解决措施是弛禁——解除鸦片贸易的禁令，准予进口，按药材纳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他提出了具体建议：一，鸦片交易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银购买；二，吸食鸦片者只限于没有公职的“游惰”之辈，官员士子兵丁仍旧严禁；三，准许内地民人种植罂粟。
许乃济认为，如依此实行，则“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且可使“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
可以想象，被鸦片困扰得焦虑不安的道光见了这份奏折时应该是眼前一亮的——他当即朱批：“所奏甚是！”同时马上把这个奏折转到了鸦片走私的第一线：广东。他想听听与那种魔土打了多年交道的大臣们的意见。
据说当时的广东大员对许奏是十分欢迎的，但没等他们的附议传回北京，许乃济已经是四面楚歌狼狈不堪了。
许奏一出，天下正直之士怒发冲冠拍案而起。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及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为代表，向许乃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你说以货易货，而我大清并无如此之多的茶叶生丝易换源源不绝的鸦片，最终还不是得用白银吗？
你主张禁止白银出口，如能做到，为什么不干脆堵截鸦片入口？
你既然不禁鸦片售卖，则不能禁人吸食；说是只禁官兵，你难道不知官兵皆从平民中来吗？
最重要的，明知鸦片为毒人之物，却听其流行，堂堂天朝，哪来如此政体？你这不过是为了白银嘛，咱华夏天朝，亿万斯年，何时只重银子不顾黎民？
总之：“鸦片流毒，妨财害小，残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民弱不可救药！”
最后，这些慷慨激昂的卫道士昂首挺胸，从根本上驳斥了许乃济的观点：什么禁烟愈严流弊愈大，纯属胡说！——你说越禁贿赂越多，越禁官场越坏，越禁鸦片越烈，不过是纲纪问题罢了。我们就不信了：泱泱天朝，难道就选不出几个清廉得力的干吏，就治不了这点点鸦片？！——你许乃济居心何在？是不是与奸商勾结了，准备大发一笔鸦片财？
酣畅淋漓的奏折把可怜的许乃济围攻得体无完肤。开始还心存侥幸的道光也是暗暗地出了身汗——他再穷，再想银子，也不能不考虑弛禁背后的道德问题——这就是当时他没有乾纲独断，而是把折子交大臣议论的原因吧。
对以儒家仁义忠孝为纲常基础的中华历代王朝，只要一举起道德的旗号，与之对立的任何言论都立即变得苍白可笑，甚至险恶卑鄙。风向立即180度旋转，满朝满天下展开了对许氏观点的批判，连赞成过许乃济提议的广东方面也回过身来，委婉地更正：“再努力严禁三年，到时再没效果，考虑其他方法也为时不晚。”
接下来的两年多，严禁论越喊越响，调子越唱越高，很多人甚至捶胸顿足歇斯底里地呐喊：谁再吸烟，抓了就杀！邻里监督不严，也得连坐！
好了，不用尝试别的路了。道光悄悄叹了口气，他很清楚自己和自己的天朝能做的只有什么了。他揉着太阳穴，一遍遍地翻着臣工名录和他们的奏折。终于——就是他了——道光用手指轻轻地点着一个名字：
“传旨，速召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
当然，他没忘了给义愤填膺的天下人一个公道：议论荒唐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同时责令致仕——回家躲着反省去吧！
第二年，1839年，许乃济在惶恐中去世。
大清帝国的历史沿着君臣共同选择的轨道前进。
1839年1月8日清晨，北京安定门缓缓开启，鼓乐声里，众多官员、亲友目送着一乘八人抬的大轿，在寒风中启程南下。目的地是那诡异而遥远的广州。
轿夫们应该不很费力，身材不高的林大人实在不能算是很重的负担。但假如他们能感受钦差大臣此刻的心情，将会立即觉得这乘轿子变得如泰山般的沉重。
轿子里，林则徐满脸的凝重：他知道，自己的肩头，担负着整个民族的命运。
一路上，他不时喃喃吟诵着春秋时郑子产的两句话：“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谁也不愿意接受，但这是事实。从林则徐开始的努力，换得的却是一份血淋淋冷冰冰的《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仅仅只是开始。之后应接不暇的耻辱，也许使道光和他的子孙早把许乃济给抛在脑后了。
而几十年后，第一批外交家，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痛定思痛，回头再看这段公案，却不禁感慨地叹息：“当年若能用许乃济言，我大清也许不至于此……”
凭良心说，许乃济上那份奏折，需要比朱樽、许球、袁玉麟大得多的勇气。他也是多年从官场里熬上来的，深知这份有些离经叛道的折子将给他带来什么。一个完全可以悠游事外的闲臣，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上这么一份折子，应该只有一个解释：他的责任心、他看到的事实逼着他这么做。
他看到的现实是：对外堵不住、对内禁不了这样令人绝望的局面。
禁烟，并不是从道光开始的。远在雍正年间，朝廷便敏锐地感到了这种神秘黑土的威胁，发布了禁烟律令。乾隆、嘉庆更是一朝严过一朝，道光更是几乎成了禁烟皇帝。然而一百多年的禁烟，效果如何呢？
雍正七年（1729），岁入鸦片200箱；
乾隆三十八年（1773），岁入鸦片1000箱；
……
到道光十四年（1834），这个数字到了21885箱！
不想对广州伶仃洋上繁忙公开的鸦片走私活动做令人愤懑的描写，只想说几个事实。当时谁都知道这行情：一箱鸦片400元，其中150元是打点上岸的通行费；林则徐之前，广州官员不收受鸦片银子的几乎一个也没有，连日后因全力协助林则徐禁烟而成为民族英雄的邓廷桢也不例外；林钦差禁烟的消息刚传到澳门时，鸦片贩子没人惊慌，只是根据多年与大清官员打交道得出的“风声越紧、胃口越大”的经验，开了个会讨论搞定林钦差“三十万两是不是够了”……
朱樽他们说得很简单，这不过是纲纪问题。没错，不过是纲纪，但只是广州的官员贪得无厌吗？谁不知道，万里外，京中的大人们恶狼似的眼睛狠狠地盯着这项来得容易的银子，一刻也舍不得离开呢？你广州官员谁敢不乖乖孝敬一份？除非你不想呆下去了——朝里随便给你下个绊子就足够让你掉了顶戴。
被鸦片染得漆黑的银子，通过广州官员四处编织的关系网，与鸦片的迷烟一道，迅速地流遍天朝的每个城市每个角落，甚至天子脚下。
其实烟毒发作前，大清帝国就已经被银子的毒迷入膏肓了。只用说一件事。道光想扭转风气，厉行节约，带头穿补过的衣服，结果导致市面上有补丁的衣服贵过新的——大臣们为了讨欢心谁都穿得破破烂烂的，使得金銮殿有时简直像丐帮总舵。一日，道光指着一位大臣的衣服问打这个补丁用了多少钱，得到回答后长叹一口气：“到底还是外面便宜啊——朕这个补丁，得花五两银子呢！”银子的诱惑使得人不顾性命，连皇上身上都敢肆无忌惮地刮钱了。
如此形势，谁有神通，能整顿被银子腐蚀得腰酥骨软的整个天朝的纲纪呢？
如此官场，再轰轰烈烈地禁烟，不过也只是为贪官污吏再立些名目巧取豪夺罢了。哦，不仅仅是贪官污吏，还包括所有靠鸦片银子获得或维持职位的官员。
还能寄希望他们禁人吸食吗——那岂不是自绝财路？
什么礼义廉耻、什么清正廉明，什么也敌不过白花花的银子！何况几句轻飘飘整顿纲纪的口号？——还不是越禁贿赂越多，越禁官场越坏，越禁鸦片越烈？
一位西方学者的记录不得不使人怀疑林则徐的禁烟，撇开道德因素，对当时整个中国的实际效果究竟有没有后世印象中那么巨大：广州严禁鸦片之时，“沿海各地非法运销鸦片的船只，大可以说，几乎与此前任何时代一样的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广州之外，很多官吏甚至趁着严禁后鸦片价格下跌大肆收购贩卖，利润比平日翻上了几番。
对现状越是了解，便越是失去禁烟的信心。横竖禁不了，为什么不干脆正视现实，大大方方管起来，起码可以有所控制呢？
二十多年后，一位一直冷峻地关注这种罪恶贸易的西方思想家，提到许乃济时，称这位小小的官员是“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
他就是马克思。
马克思称许乃济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应该是指他对当时清廷的腐败现实看得比大多数人都清楚。而郭嵩焘的感慨，却是痛惜道光君臣错过了一次避免这场颜面扫地的战争的机会。或许还有不少人也会这样想：是啊，当年若能用了许言，自己生产鸦片，外人无利可图，自然无趣，灰溜溜回老家，哪里来的纠缠、哪里来的争端？
而你看如今，当年多少有些遮遮掩掩的鸦片贩子，干脆大摇大摆地公然用军舰运送鸦片了！大清上下，谁敢说个不字？
能说林则徐禁烟不力吗？虎门销烟时，不是连不信清政府会烧掉一斤鸦片而特地来参观的几个美国人都心服口服了吗？回去更是在报纸上热烈赞扬：“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找到更好的证据，证明异教的正义战胜基督教的腐朽吗？”
当然，如前文提到，林则徐的力量只能作用于天国的一隅——是这天下林则徐太少了吗？多上几个又会如何？
只要上天再赐予三五个林则徐，必然能够把烟销得更加干净、更加痛快！
痛快自然痛快，代价呢？可怜只有一个林则徐，只在国门内销了一回烟，便因此燃起了战火，天朝立时由云端直坠入泥淖，任人无情地践踏！
然而，那时若是用了许言，果真会像郭嵩焘设想的那样，有可能避免这场战争吗？
这也只是个一厢情愿的假设。
当世界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精力旺盛满地球发泄的大英帝国，绝不允许中国这么大的市场高高空悬在天上。就算日不落帝国有朝一日夕阳西下，新起的强国，也一样要把中国扯下来，狠狠从中国的口袋里压榨银子。
商人能走多远，就希望把买卖做到多远。当终年在波涛里飘泊的冒险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踏上这个被马可波罗形容为遍地黄金的国度时，他们的激动可想而知——感谢上帝，居然为我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广阔无边的发财宝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