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加缪:鼠疫-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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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们已到了郊区，路灯照亮了冷清清的街道。他们停了车。站在汽车前，里厄问塔鲁是否愿意进去，对方说好。大空的反光照亮了他们的脸庞。里厄突然发出一阵友好的笑声，说：
“您说说看，塔鲁，什么东西驱使您想干这事的？”
“我不清楚。也许是我的道德观念。”
“什么道德观念？”
“理解。”
塔鲁转身向房子走去，直到他们走进老气喘病患者家里为止，里厄没有再看到塔鲁的脸。
16
第二天起，塔鲁就着手干了起来，他组织起第一支队伍。以后又有许多小队纷纷成立。
作者无意过分强调这些卫生防疫组织的重要性。的确，我们城里的许多人如果处在作者的地位，今天免不了要倾向于夸大它们的作用。但作者则趋向于这样的看法：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因为这样做会使人设想，高尚的行为之所以可贵只是因为它们是罕见的，而恶毒和冷漠却是人们行动中常见得多的动力，这就是作者不能同意的地方。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
正因为如此，对塔鲁所建立的卫生防疫组织应该给予一个充分符合客观的评价。也正因为如此，作者不愿大事歌颂良好意愿，而对英雄主义也仅仅给予恰当的重视。但他仍愿充当历史见证人的角色，记载下当时由于鼠疫造成的全体市民的痛苦和迫切的心情。
那些献身于卫生防疫组织的人们并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勋，因为他们明白这是唯一非做不可的事，而在这种时候不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不可想象的。这些组织有助于我们城里的人对鼠疫有更深刻的认识，并在一定范围内使他们确信，鼠疫既已发生，那就应该进行必要的斗争。由于抗疫已成为某几个人的任务，它的实质也就摆在大家的面前，就是说，这是大家的事。
这当然很好。但是教师该受到赞扬的不是因为他教人二加二等于四，而也许是因为他选择了这个高尚的职业。我们说，塔鲁和其他一些人选择了证明二加二等于四的道路而不是与此相反，这当然值得赞许，但我们也要说，就这个良好愿望而言，他们跟教师一样，跟一切与教师问有此心的人们一样。这是人类的光荣，因为这些人的数量要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多，至少作者是这样相信。作者也十分清楚地看到有人要提出不同的意见，说这些人冒有生命的危险。然而在历史上总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如果有人敢说二加二等于四就会被处死。教师也明白这一点。但问题不是要知道坚持这一道理的后果是得到奖励还是惩罚，而是要知道二加二是否等于四。对于那时我们城中那些冒生命危险的人来说，他们要确定的是：他们是否已被卷人鼠疫，以及应不应该同鼠疫作斗争。
我们城中许多新的伦理学家当时说，做任何事都不会有什么用，还是屈膝投降为佳。而塔鲁和里厄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可能作过这样或那样的回答，但是结论总是他们所看清楚的东西：必须作这样或那样的斗争而不该屈膝投降。整个问题是设法使尽可能多的人不死，尽可能多的人不致永远诀别。对此只有一个办法：与鼠疫作战。这个真理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它只不过是理所当然而已。
正因为这样，老卡斯特尔满怀信心，使出全部力量，就地取材制造血清，这是很自然的事。里厄同他都希望搞一种从横行全城的细菌中培养出来的血清，它可能比外地运来的血清具有更直接的疗效，因为当地的细菌同通常确定的鼠疫杆菌的形态略有不同。卡斯特尔期望很快获得他的第一批血清。
正因为这样，那个丝毫称不上英雄的格朗现在担当起卫生防疫组织的秘书工作也是很自然的事。塔鲁所组织的一部分卫生防疫队专门在居民稠密地区从事预防保健工作。他们试图在那里采取必要的卫生措施，统计那些未经消毒的气楼和地窖。另一部分卫生防疫队跟随医生出诊，负责鼠疫患者的运输工作，甚至有时由于缺少专职人员，他们就充当运送病人和尸体的汽车驾驶员。这一切都必须做登记和统计作，格朗已接下了这项任务。
从这一点看来，笔者认为格朗比里厄或塔鲁更具有代表性，他埋着头默默地工作的美德推动整个卫生防疫组织的工作。他怀着他那特有的善良愿望不假思索地用“我干”来回答一切。他只要求做些小事情出点力，其他的事，对他说来，年事太大，胜任不了。他每晚能把六到八点两个小时的时间贡献出来。当里厄向他热烈致谢时，他感到惊异：“这又不是最困难的事。有鼠疫嘛，应该自卫，这是明摆着的。啊！要是一切都像这么简单就好了。”说罢他又弹起他的老调来了。有些晚上，登记卡工作完毕后，里厄就同格朗聊起来，最后塔鲁也参加进来了。格朗以越来越明显的喜悦心情向他们两人倾诉自己的心事，而他们两人也兴致勃勃地注意着格朗在鼠疫中还不断干着的耐心细致的工作，他们自己也终于在其中找到一种精神放松的感觉。
塔鲁常常会问：“女骑士怎么啦？”格朗则老是这样回答：“她骑着马在小跑，在小跑。”他说时露出勉强的微笑。一天晚上，格朗说他已决定不用“英姿飒爽”这个形容词而从此改用“苗条”这个词来形容他的女骑士。他又加上一句：“这比较具体些。”又有一次，他向他的两位听众宣读经过如下修改的第一句：“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土，跨着一匹富丽的枣骝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花径上。”
“这样更好些，对吗？”格明说，“我觉得改为‘在五月的一个清晨’比较好，因为‘五月份’中的这个‘份’字把小跑的节奏拉得太长了些。”
其次他表示他正在为“富丽”这一形容词动脑筋。在他看来，这个词没有表现力，他正在寻找能够一下子就形象地描绘出他所想象的那匹豪华的牝马的词。“肥壮”不行，虽然具体，但有些贬义。“辉煌”这个词他曾考虑采用，但音韵不够谐和。一天晚上，他隆重地宣布找到了：“一匹黑色的枣骝牝马。”照他的说法，黑色含蓄地表示漂亮。
“这不行。”里厄说。
“为什么？”
“枣骝这个词不说明马的品种而是指毛色。”
“什么颜色？”
“嗯……反正不是黑色。”
格朗显得十分尴尬。他说：
“谢谢，幸亏有您在这里，但您瞧，这是多么困难。”
“‘华丽的’，您觉得怎样？”塔鲁说。格朗注视着他，一边沉思着说：
“对，对！”
他渐渐露出了笑容。
过了些时候，他又承认“花”这个字使他伤脑筋。由于他除了奥兰和蒙特利马尔之外，别处都没到过，所以有时向他的朋友了解关于布洛涅树林小径上的花草情况。老实说，这些小径在里厄或塔鲁的印象中不像有过什么花，但是职员坚信不疑的态度倒使他们动摇起来了。他对他们的疑惑感到奇怪。“只有艺术家才懂得观察。”但是医生有一次看到他十分兴奋，他把“花径”二字改为“开满了花的狭窄的道路”。他搓着手说：“这样一来啊，既看得到，又闻得着了。脱帽致敬，先生们！”他眉飞色舞地念着：“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华丽的枣骝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开满了花的狭窄的道路上。”但是，由于朗读的缘故，句子末了一连三个“的”字听起来很不顺耳，格朗嗫嚅着坐了下来，神情沮丧。接着他向医生告别，他需要再去考虑考虑。
事后人们获悉，就在那一时期里，他在办公室里表现得心不在焉，而那时正是市政府人手短缺、事务繁忙的当儿，因此这种态度引起了人们的非议，他的工作受到了影响，为此，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提醒他说，他拿了工资就要完成他的工作，而他恰恰没有很好完成。负责人说：“听说您业余时间在卫生防疫组织里干义务劳动，这我不管，但我所要管的是您的工作；而在这困难的时刻，您要贡献您自己的一份力量，首先就应该做好您的本位工作。要不然的话，其余的工作都毫无用处。”
“他说得对。”格朗对里厄说。
“不错，他说得对。”医生表示赞同。
“不过，我实在心不在焉，我不知道怎么解决那句子结尾的问题。”
他想把结尾改为“在开满了花的树林中的小径上”，将“布洛涅”几个字删掉，认为反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这样一来，“开满了花”的不一定是“小径”，也可能是“树林’了。他又考虑有没有改为“开满了花的树林小径”的可能性。然而他任意地把“树林”这个词夹在“开满了花的”和‘小径”的中间，也不妥帖，这对他真是个肉中之刺，不胜其苦。有几个晚上，他的确好像比里厄还疲劳。
不错，这种推敲耗费了他全部精力，使他疲劳不堪，但是卫生防疫组织所需要的累计数据和统计数据的工作他还是继续完成。每晚他耐心地把卡片整理清楚，并加上曲线，慢慢地设法把情况说明得尽量精确。他经常到医院去找里厄，请医生为他在一个办公室或医务室里找一张桌子，他摆好文件，就好像在市政府的办公桌上一样地工作起来。在医院里飘浮着的浓烈的消毒剂气味和由疾病本身产生的气味中，他挥动着纸张使墨迹干燥。他那时一本正经地再不去想他的女骑士，专心致志地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不错，假如人们真的坚持要树立一些他们所称的英雄的榜样或模范，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那么作者就得推荐这位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此人有的只是一点好心和一个看来有点可笑的理想。这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绝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这还将赋予这篇故事以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用真实的感情进行叙述，而真实的感情既不是赤裸裸的邪恶，也不是像戏剧里矫揉造作的慷慨激昂。
这至少就是里厄医生在报上看到或广播里听到关于外界对这座疫城所发出的呼吁和鼓励时的感想。外界通过空运和陆运送来了支援物资，同时，每晚通过电波和报纸大量表示同情和赞扬的评论拥到了我们的孤城中来。但是每当听到这种歌功颂德的语调或词句高雅的演讲时，医生就觉得不耐烦。当然他知道这种关怀不是装出来的，但表示这种关心时用的只是人们试图表达人与人之间休戚相关的套语，而这种言语就不能适用于例如格朗每日所贡献的一份小小力量，也不能说明在鼠疫环境中格朗的表现。
有时到了深夜，人迹稀少，万籁俱寂，当医生要上床开始他非常短暂的睡眠时，他打开了收音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