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死囚写遗书-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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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身边的渝红，渝红的脸上又一次露出心虚的表情。
一会儿，舒主席回到席间，握住方海的手，抱歉地说：“方总经理，我去探望一位朋友，改天到贵公司拜望你。”
等他们回到公司，一份打印好的广告合同已经摆到了办公桌上。
合同大意是：甲方（某县经济发展协会）得到某县政府授权，与乙方（深圳某广告公司）合作，买下深圳某大道某地到某地共多少米的广告路段，时间一年，广告活动的具体承办事宜甲方全权委托乙方实施。
当方海看到那一笔使他胆战心惊的广告金额时，禁不住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渝姐，”他双手捧起合同，“舒主席有这么多钱吗？”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已经下台的舒副县长有权签这么一大笔合同吗？
渝红似笑非笑地望着他，先用一根手指点点他手里的合同，说道：“不仅舒副县长没有权力签这份合同，”渝红又指着墙上挂着的深圳地图，“我们更不打算买什么路段广告。”一瞬间，渝红的双眼贼一般明亮，“但是，这笔钱，我们志在必得。”见方海一副吃惊的样子，渝红又轻声补上一句，“因为我们有紫河车计划。哼，谁叫他们一个一个地心怀大鬼胎呢？”
当然，要完成紫河车计划并非如此简单，舒主席也只起了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1994年的春节期间，在深圳某广告公司高度机密的紫河车计划的档案里，记录了内地某县从书记、县长、基金会主任等一干人的大鬼胎，而那份事先就已经拟好的合同，就差两样重要的东西了：
1 某县政府的红头文件——政府授权某县经济发展协会“调研”本县的经济增长点；
2 某县基金会的担保书——那笔巨款要从内地流到深圳某广告公司的户头上。
送走舒主席的当天晚上，方海与渝红回到办公室里。渝红从保险柜里取出卷宗，抽出一页表格摊开在方海面前，抬腕看了看手表，一本正经地吐出三个字：“开始吧。”
方海差一点笑起来，渝红的“开始吧”听起来就像大部队即将投入一场战斗一样，但看到渝红一脸严肃的样子，方海又将浮上脸面的笑容硬生生地压了下去。他眼睛盯着表格上的电话号码，一只手刚放到电话机上，忽然想起了什么，他抬头望着对面的渝红，问：“渝姐，按规矩，应该先有政府的批文，再有……”
渝红双眼盯着方海，慢慢地说道：“按规矩，下了台的舒副县长是无法经‘民主选举’担任什么协会主席的；协会是什么？按规矩，不就是一个群众自发组织的社团吗？按规矩，群众社团还有什么县团级、地师级、省部级和国家级的呢？”渝红摆了一下手，做出一个理不清的姿势，“小方，如果这个社会什么都按规矩，我们的紫河车计划还能够存在么？”她扬起下巴，“小方，开始吧？”
电话很快接通了。
方海在电话里热情地说道：“喂，你好。请问这里是某县基金会罗主任府上吗？啊呀，罗主任，打扰了。我是深圳某广告公司总经理方海。当然，罗主任，我俩从来没打过交道，陌生得很。”方海报完家门后，话锋一转，“罗主任，你可能会感到奇怪，我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方海在电话中解释道，一位来自某县的打工仔，现在深圳某广告公司打工，前几天，不知那位打工仔从什么地方得知他与北京高层某领导有些特殊关系，送了一份材料给他，希望他替天行道，为某县的百姓伸张正义。方海话音软软地说：“罗主任，这份材料里涉及到你呢。”紧跟着，方海抛出撒手锏，举了好几起大鬼胎的例子，每一起大鬼胎都足以使那位远在千里之外的陌生的罗主任冷汗如流泉。最后，方海发出了邀请：“罗主任，到深圳玩玩吧。等你到了深圳，我把这些不值钱的材料还给你。”
仅次于总统的职业（6）
方海放下电话不到五分钟，罗主任的电话便打了过来：“方总经理，我明天就飞深圳。”
同样在1994年的春节期间，同样在深圳机场，年轻的方海迎接到了他出任深圳某广告公司总经理后的第二位客人——来自内地某县基金会的罗主任。
与上次不同的是，他们刚走出机场大厅，一辆黑色的小汽车不知从什么角落里钻了出来，一位亮丽的小姐打开车门，径直走到他们面前，先向方海躬了一下身，然后说道：“方总经理，董事长吩咐我亲自将罗主任接到他那儿去。你们先回公司吧。”
返回公司的路上，方海问渝红：“渝姐，董事长是不是那位特区老板？他住在哪里？”
方海还有一句心里话没有说出来：我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
“是的，董事长就是那位特区老板。”渝红多多少少有些落寞地说，“他住哪里，小方，我真的不知道。”
“公司里到底有多少人在为他服务？”
渝红摇摇头，淡淡地说道：“这家公司只有我们两人。”
方海吃惊地望着渝红，“这家公司？渝姐，难道……”
渝红点点头，依旧幽幽地说：“小方，像这种公司，做完一单业务后便迅速地消失了。在特区老板的手里，我们的公司不是第一家公司，也决不会是最后一家公司。唉，只要紫河车计划有生存的社会环境，这种商业游戏就会继续玩下去。”
方海这才完全明白过来，他这位总经理只能说是紫河车计划链条中的一环，就像一个工程项目指挥部一样，工程完工之日，就是指挥部收摊之时。他想，等到某县的那笔巨额广告款到达深圳某广告公司的户头上后，他成功人士的生活便结束了。望着窗外一块又一块飞驰而过的广告牌，方海重重地叹口气，感慨万分地对身边的渝红说道：“渝姐，你说得千真万确，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样的生意能够超过紫河车计划呢？”
第二天下午，一份有着某县基金会罗主任亲笔签名的担保书就摆到了办公桌上。
方海捉笔在担保书的某个位置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刚签完，渝红手中紫河车计划的卷宗又摆到了他面前。
方海要给某县的书记、县长们打长途电话了。手刚放到电话上，他忽然问道：“渝姐，你猜一猜，在这个春节，有多少官员因为特区老板的紫河车计划而吃不好过年饭？”
渝红郑重告诫道：“你只管做完这一届总经理后拿钱走人。如果你多管闲事，将死路一条。”
没料到，渝红劝诫方海的话，竟然成为他后来的谶语。
春节是短暂的。
等1994年仲春的阳光打到城市的街道上时，紫河车计划中属于他们这一环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就在这个春天的某个下午，渝红将一张信用卡和一个假身份证交到方海手里，嘴里轻轻地吐出一句话：“你的。十万。立刻离开深圳。”
方海明白，在今后几年内，他非但不能以成功人士的面目出现在社会上，而且还不能以真实姓名回到重庆，因为从某县“广告”来的那笔巨款很快就会出问题，又因为某县的大鬼胎们在巨款失踪后会众口一词认真检讨“好心办了坏事，算是交了一次学费”。这，也是紫河车计划中为他们设计好了的。但是，某县有关部门装模作样的“调查”是肯定要搞的。所以，深圳某广告公司注定了要立刻消失，他这位总经理也同样会如雾气般地蒸发在特区灿烂的阳光下。
方海是在深圳机场与渝红挥手告别的。
渝红继续留在深圳。
她虽然没给方海解释什么，但方海猜想她会继续下一任“秘书”的角色。
渝红说：“小方，记住，找一个小地方，三年内深居简出。你发迹的事，不要给任何人讲。”
4 黑色陪坐：死牢“告”之
方海没有听从渝红的劝告，“找一个小地方深居简出”，相反，他径直到成都，在成都市一个叫白果林的小区寻了一套出租屋住下来。开始，他从坐落在白果林小区的成都交警四大队门口经过时，还免不了一阵阵心紧。但在深居简出了三个多月后，如同这座城市的夏季一样，除了大街上红男绿女们的喜笑颜开，他看到的是一派生机盎然，哪里存在什么危险？
仅次于总统的职业（7）
199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方海到成都百花潭电影院看电影。散场后，他招了一辆出租车往回赶。司机是一位漂亮的女性，不仅年龄与渝红相近，就连相貌都有些相仿。坐到车上看到这位女司机后，方海忽然间有了一种怀旧情绪，似乎又倒回到他给渝红当陪坐的时光里。百花潭到白果林小区不是很远，车子很快就到了。当那位女司机以成都妹子特有的甜润而温软的口吻告诉方海已经到达目的地时，方海才从怀旧情绪中惊回现实。在这种怀旧情绪的驱使下，他到街边的电话亭给远在深圳的渝红打电话，很遗憾，渝红所有的联络方式都无影无踪地消失了。接下来，在一阵心血来潮中，他努力地回忆某县那些官员们的电话，终于，靠着心中模糊的记忆，他想起了罗主任家中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告诉方海：罗主任调到另外一个部门当主任去了。她说：“同样是主任，级别不一样了，他高升了。”
方海重新坐回出租车，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从腰间掏出一叠钱交到女司机手里，说道：“随便开到哪里，我在车上想点事情。”
这种客人真是可遇不可求。女司机做了一个惊喜的表情，出租车重新滑入大都市的光怪陆离中。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多钟，女司机实在挺不住了，她将车重新开回白果林小区，回头一看，双眼原本半睁半闭的方海此刻却闪出街灯一般的光芒。女司机问道：“心事想通了？”
方海重重地点点头，说道：“想通了。我也要做一回紫河车计划的老板。”
1994年秋天，方海回到了重庆。
自以为在深圳淘到了“经”的方海，学着特区老板的那一套皮毛方法，打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广告公司做幌子，又到茶馆酒店去网罗了几个据说最擅长刺探他人隐私的兄弟伙，开始了他的紫河车计划。但是，说起容易做起难，他的“工作”还没开张，一个又一个如同大山般的困难便迎面扑来：首先是那些兄弟伙提供给他的所谓绝密情报，全是一些花边新闻，这些花边新闻非但捞不到他人钱财，反而还要将自己陷进去。这时候，他才真正体会到了那位神秘的特区老板的厉害，他也才真正懂得了一个流传在民间的传言：许多贪官们之所以敢于把“贪”字写在脸上并昂首挺胸地走在大街上，是因为法律上的漏洞永远都不是提供给小老百姓去钻的。想通了这个问题后，方海禁不住对那位神秘的特区老板心驰神往起来。他想，什么样的人才能钻这些漏洞呢？
方海的腰包很快干瘪了下去。等1995年的春节到来时，方海已经无钱过年了。那帮兄弟伙们自然纷纷作鸟兽散。于是，方海重操旧业干起了顺手牵羊的老勾当。由偷到抢，原本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到后来，方海已经成为警方多次抓捕未果的重大抢劫犯。他后来在狱中对我说：“抢劫使我尝到了甜头，感觉比紫河车计划来钱更简单，更直接。”
1995年11月上旬，方海在一次抢劫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