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乱谈三国网络文集-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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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文至此；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诸葛亮的“野心”昭然若揭；那他为何不取刘禅而代之；自立为帝？对此；陈玉屏先生在其文章中论曰：“当此之时；若论功；诸葛亮功在社稷；论权；蜀汉军政外交；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论才智；阿斗较之诸葛亮；无疑有天壤之别；论德望；诸葛丞相早已泽被四方；更何况先主有‘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命；百官之中；亦非无阿谀之徒。可见蜀中同样具备禅代的条件。”
诸葛亮真的完全具备“禅代”的条件了吗？我以为；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众所周知；自秦汉大一统封建帝国建立以来；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君权神授”；神圣不可侵犯。在儒家的鼓吹下；“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故权臣禅代夺位颇不容易；必须冒极大的风险；若准备不够充分；条件不够成熟；轻率地发动政变；不仅会招致杀身之祸；还将殃及三族。赵翼云：“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祚；然周公不尝有天下也。”（卷7“禅代”）两汉四百余年；权臣秉政；虽时有出现；然皆不敢轻易觊觎神器。王莽代汉；苦心经营十余年；最后仍以失败而告终。东汉末年；董卓篡政；袁术称帝；皆旋踵而亡。曹操破黄巾；灭吕布；平二袁；克刘表；三分天下有其二；当孙权上书称臣；向曹操“称说天命”时；曹操竟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魏书·武帝纪》注引《魏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终其身不敢登上皇帝宝座。司马氏夺取曹魏天下亦经营三世；历经艰险。赵翼云：司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锡；不敢受；师更加黄钺；剑履上殿；亦不敢受；昭进位相国；加九锡；封十郡；爵晋公；亦辞至十余次；晚始受晋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然及身亦未称帝；至其子炎始行禅代。（卷7“禅代”）
和曹操相比；刘备称帝的“人和”条件就要优越得多。曹操代汉；不管其制造何种理由；都很难洗刷篡汉的恶名；曹操被后人称为“国贼”；不就是因为其子曹丕禅代成功了吗？但刘备就与之大不相同；刘备是否是正宗的“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蜀书·先主传》）；这里姑且不论；但他终归是“帝室之胄”、汉室宗亲。在曹丕于公元220年正式建魏；汉朝皇统中断的情况下；由“信义著于四海”；并已经占领益州；自称汉中王的刘备继承大统；承担中兴汉室的重任应该是名正言顺、情理之中的事。然而；即便如此；刘备集团中仍有人反对。当“群臣议欲推汉中王称尊号”时；益州前部司马费诗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蜀书·费诗传》）
连刘备继承汉统都有人极力反对；何况诸葛亮乃异姓之臣；在身受托孤重任时就急欲篡汉自帝；易代更祚；这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诚然；刘备临终时确曾允诺诸葛亮“自取”；但这绝不是刘备的希望；而是一种无奈之举；前提是在刘禅“不才”的情况下才能出现。诸葛亮执政时；刘禅还是能“亲贤臣；远小人”；遵从父言；“事诸葛公如事父”；故陈寿称赞他“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蜀书·后主传》）；诸葛亮又有什么理由；轻易将其废黜呢？
刘备逝世后；诸葛亮虽独揽朝中大权；但在蜀汉政权内还没有建立起绝对的权威；诸葛亮治国理民的政治才能以及联吴抗曹的外交之才世人有目共睹；然其军事才能究竟如何呢？刘备在世时；亮仅以“抚民划策见任”；从未单独领兵作战。众所周知；三国乃争战之世；非用武治戎不能立国。曹操、司马懿、孙策、周瑜、陆逊等人皆以杰出的军事才能而威震诸侯；闻名天下。诸葛亮若要代汉自帝；必须在蜀汉朝廷中树立崇高的声望和绝对的权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建立显赫的军功。
“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对于蜀汉政权而言；不北伐必然坐以待毙；对于诸葛亮个人而言；不北伐就不能显示其军事才能；蜀中士人就不会心悦诚服；也无法树立起个人的声望；最终也就不能达到登上帝王宝座的目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主旋律就是两个字：北伐。这是诸葛亮执政后；举国上下推行的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政策。“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在我看来；诸葛亮这番话并无任何矫情饰伪；反倒是一种真情流露。因为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诸葛亮将功高盖世；无人可与之颉颃。届时；其已功高不赏；他要实行废掉“不才”的刘禅而“自取”；就有了坚实的基础；雄厚的政治资本。
诸葛亮北伐的目的是为了受九锡；进而代汉称帝并非是骇人听闻之说；我们不妨以相似之例加以比较。诸葛亮辞世百余年后；东晋权臣亦欲以此而达到同一目的。东晋偏安于江左；中原及二京之地久为胡人所据；东晋朝野上下；无不以北伐、还归旧都作为公开打出的政治旗号。然东晋北伐乃是一把双刃剑；于东晋朝廷而言；北伐成功虽然能收复旧土；华夏一统；但权臣却因功高而坐大难制。东晋权臣每每以北伐为增加权势及声望的资本。凡北伐稍获胜利；即冀获封王及九锡之赐；为移鼎更祚创造条件。东晋大将桓温灭蜀后；声望大著；“朝廷惮之”；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政治格局（《孝武帝纪》史臣曰）。桓温都督中外诸军事；“自谓英猷不世；勋绩冠时；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桓温虽觊觎神器；但深知必须“立奇功于赵、魏”（《桓温传》）；收复关中、许洛之地；才能获得超越人臣名分的九锡殊礼；进而逼迫晋帝禅位。史载：“温既负其才力；久怀异志；欲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及殷浩失败被废；“内外大权一归温矣”；桓温率军北伐；前两次虽取得一定的战果；然太和四年（369）的第三次北伐却以惨败而告终。“既逢覆败；名实顿减”（《桓温传》）；在谢安、王彪之等世家大族的抵制下；桓温欲加九锡的图谋终成泡影。
如果将桓温“欲立功河朔；还受九锡”与诸葛亮所云“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两相对照；可以清楚地发现；两人虽处于不同的朝代；但在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下；其言行何其相似乃尔。
与诸葛亮、桓温相比；南朝刘宋开国之君刘裕是幸运者；他的北伐在局部范围内获得了成功；从而加九锡；最终夺得司马氏江山。《魏书》卷97《岛夷刘裕传》载：“裕志倾僭晋；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许；乃西伐姚泓。”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刘裕率军北伐；临行前；其心腹刘穆之谓龙骧将军王镇恶曰：“公今委卿以关中；卿其勉之。”镇恶曰：“吾今不克咸阳；誓不济江；而公九锡不至者；亦卿之责矣。”（《岛夷刘裕传》）晋军势如破竹；于当年十月攻克洛阳；而朝廷尚“未遣九锡”；王弘奉刘裕之命“还京师；讽旨朝廷”（《王弘传》）；求加九锡。及刘裕平关中；擒获后秦主姚泓；晋安帝“封裕十郡为宋公；加相国、九锡；僭拟魏晋故事”（《岛夷刘裕传》。不久；刘裕篡晋称帝；建立刘宋政权。
蜀汉北伐的胜算到底有多少？其实诸葛亮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隆中对》制定的待“天下有变”；益州与荆州两路大军同时出兵；夹击曹魏的战略计划；由于“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早已成了泡影；巴蜀之地虽号为“天府”；但毕竟仅“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蜀书·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可见；蜀汉的综合国力与曹魏是无法比拟的。虽然在诸葛亮的外交努力下；吴蜀又恢复了联盟；但两国间的裂痕根本无法完全弥合；双方各存戒心；仅满足于互不侵犯；用诸葛亮的话来说：“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失去了吴国的配合；单凭蜀汉自己的力量；欲收复中原、一统华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作为三国时期超一流政治家的诸葛亮知己知彼；他对形势的判断洞若观火；绝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为何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呢？对此问题；陈寿倒是作了很好的诠释；他说：“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蜀书·诸葛亮传》）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诸葛亮是想通过北伐来证明；蜀汉政权中能够“蹈涉中原”；与强敌曹魏争高低者；唯有其一人而已；这是其“自取”步骤上极其重要的政治砝码。
陈寿评诸葛亮云：“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蜀书·诸葛亮传》）在诸葛亮军事生涯中；鲜有使用奇谋确是事实；陈寿之论并无贬低诸葛亮之意；这已成为当代治三国史学者的共识。然则；为何诸葛亮不肯使用“奇谋”？是他缺少军事才能；还是另有其他原因？东吴大鸿胪张俨评议诸葛亮与司马懿军事才干之优劣时指出：孔明……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蜀书·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
诚然；张俨褒诸葛贬司马之论似嫌夸张；但亦反映了时人对诸葛亮的军事谋略钦佩不已。作为三国时期一流军事家的诸葛亮不可能不懂得出奇制胜的兵家常理。但是使用“奇谋”的风险是极大的；若“奇谋”不成；军队损失惨重；诸葛亮本人就将身败名裂；称帝则更无从谈起。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争论不休。一些学者认为：魏延建策由他率五千精兵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趋长安会师；乃是“奇谋”；“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1＇（《蜀书·魏延传》注引《魏略》）；假如诸葛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亮谨慎得近乎胆小。而另一些史家则支持诸葛亮“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的谋略（《蜀书·魏延传》注引《魏略》）；认为北出子午谷虽是捷径；但危险系数极大；一旦魏军卡住谷口；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全军覆没。我以为这两种见解都是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分析问题；而没有考虑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北伐的成败既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安危；也关系到诸葛亮“禅代”的政治目标是否能够实现；诸葛亮深知其中利害；故其用兵怎能不谨慎；不持重呢。其实；诸葛亮对北伐的期望值并不太高；以弱蜀主动攻击强魏；这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