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 2007年第2期-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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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和我后来一样，为的是逃避自己的生活、追寻西方的世界。或者可以说，我觉得那时的读书是想消除这种文化上的缺憾感。不仅读书如此，写作似乎也是为了摆脱伊斯坦布尔的原有生活、往来于西方世界。父亲去巴黎是要写满他书箱里的本子，他把自己关在酒店的房间里，然后把他的文字带回土耳其。看着父亲的书箱，我觉得这种做法让我心里很是不安。看着父亲的书箱，身在土耳其而躲进小楼二十五载笔耕不辍的我开始怀疑，以作家的性情去写作何愧之有，何必躲躲藏藏？我对父亲不能像我一样正视写作感到不满的主要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而真正对父亲的不满，是他没能像我这样生活，是他浮于市井、与世无争、亲亲友友、一团和气，活得快快乐乐。转念一想，这种“不满”或可称为“嫉妒”，也许“嫉妒”更为贴切。我的心里依然忐忑。那时，我一遍遍地问自己：什么是快乐？我的声音永远偏执而烦躁。躲进小楼体验一种大有深意的生活是快乐吗？或者还是泯然众人、难得糊涂地优哉游哉算是快乐？表面随着大流，私下却又偷偷写作，这到底算是快乐还是不快乐？这些问题可能太过刻薄，气势汹汹。况且你怎么敢说快乐与否是生活好坏的尺度？众人、媒体都异口同声地把快乐视为生活的尺度。但这不恰恰说明，快乐的反面也是值得探讨的课题吗？其实，对一直都在逃避家庭的父亲我又了解多少，他的种种苦闷我又看到了多少？
带着这种种想法我第一次打开了父亲的书箱。父亲的生活中会不会有我所不知的苦恼，会不会有一个只能付诸文字的秘密？我记得，打开书箱，一股旅途的气息扑面而来。我发现一些熟悉的本子，父亲多年前曾经随手指给我看。这些笔记大多是父亲年轻时离开家人只身前往巴黎时写下的文字。我一本一本拿在手里翻看，仿佛这笔记是出自一位我读过生平并且非常喜爱的作家笔下。我想知道，父亲在我这般年纪时写过什么、想过什么。很快我就发现，我大概看不到这样的东西。而且笔记中时时传出的作者的声音令我不安。我告诉自己，这不是父亲的声音，不是真实的声音，或者不是印象中真实的父亲的声音。父亲写作时代表的并不是我的父亲。比这种不安更严重的是我的心中生出一丝恐惧：父亲是不真实的。和这恐惧相比，对父亲作品可能并不出色或是受了其他作家太多影响的担心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不禁要自问：我的存在、我的生活、我的写作梦、我的作品是真实的吗？在我涉足小说创作的头十年，我常常更为深切地产生这种恐惧，苦苦克服这种恐惧，有时甚至害怕有一天我会因为这种情绪而一事无成放弃小说创作，就像我曾经放弃绘画一样。
合上书箱，一时间心里生出两种感触：荒蛮感和失真感。当然，我不是第一次有这种深切的感触。多年伏案阅读写作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探寻、发现、深化这种感触，这是一种无所不在、由此及彼、错综复杂、色调斑驳的情绪。有时，特别是在年轻时代，我也常常以另外的形式体验到这种情绪，或是莫名苦闷，或是索然无味，偶尔还会受了生活和书籍的感染变得思绪混乱。只是对这种荒蛮感和失真感的全面体验还是通过写作，比如《雪》、《伊斯坦布尔》体现了荒蛮感，《我的名字叫红》或者《黑书》反映的是对失真的忧虑。我认为一个作家要做的，就是发现我们心中最大的隐痛，耐心地认识它，充分地揭示它，自觉地使它成为我们文字、我们身心的一部分。
作家的任务是讲述司空见惯却又无人深思的问题，通过发现、深化、传播，让读者看到，原来熟悉的世界竟蕴涵如此神奇，使读者乐于重新审视。当然，能够把熟知的事物原原本本地付诸文字是一种功力，也是一种乐趣。一个深居小楼、长年磨炼的作家，他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的隐痛，但同时也有意或无意地体现出对人类的极大信任。我一直充满这样的信任，我相信，别人和我一样有着类似的伤痛，所以他们能够理解；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是相似的。一切真正的文学，它的基础就是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信任，这种天真的、乐观的信任。一个深居多年的作家，就是希望对着这样一个人类、这样并无所谓中心的世界倾诉。
然而，通过父亲的书箱，当然，更是通过伊斯坦布尔的苍白生活，我们觉得，世界有一个中心，它距离我们很远。这一不争的事实给人一种契诃夫式的荒蛮之感，伴随这荒蛮之感的是一种对真实感的担忧。荒蛮感与真实感是我在书中经常触及的情绪。推己及人，我相信，世界上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更有甚者，他们可能在压抑、自卑和对自我的怀疑中苦苦挣扎。诚实，人类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贫困，是食不果腹，是无家可归……但是通过电视、报纸讲述人类的这些基本困境远比文学更为快捷。当前，需要通过文学来讲述和探讨的人类基本困惑是边缘感，是自卑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自我价值的否定，尊严感的群体性缺失、病态的敏感、种种义愤和偏激、受辱的幻觉。和这些情绪相生相伴的是极度的民族自豪甚至是民族膨胀。内视自己心中的阴影，我便能够理解那些常常以缺乏理智、极端情绪化的语言表现出来的幻觉。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西方以外的世界，很多个人、很多团体、很多民族，因为这种自卑、因为这种激愤近乎愚蠢地陷入莫名的恐惧，这种情绪我能够比较容易地感同身受。我同样可以感同身受的是西方世界作为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发源地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巨大财富而极度自豪，一些民族、一些国家往往会以同样的愚蠢陷入妄自尊大的心态。
这样看来，和父亲一样，我们都过于相信世界中心而缺乏对自己的信心。然而，常年累月甘于寂寞潜心写作的动力恰恰应当是自信。这是一种信念：我们的文字早晚会有读者、会被理解，因为普天之下你我都是相似的。但是透过自己的文字，透过父亲的文字，我知道，这种信念是一种受伤的、忧郁的乐观，夹杂着对边缘化、局外化的激愤。陀思妥耶夫斯基终其一生，对西方既爱又恨，我也常有同感。但是从这位伟大作家身上我学到的关键一点，也是能够保持乐观的法宝，是他能够始于爱恨而超越爱恨，开出一片别样的天地。
所有毕生创作的作家都有这样的共识：我们伏案写作的动因与我们满怀憧憬长年笔耕之后创造的世界往往大相径庭。我们怀着忧郁和激愤坐下来，迎来的却是一个超越了忧郁和激愤的世界。父亲难道就没有到达这样一个世界吗？走过漫漫旅途，我们来到一方新的天地，这方天地带给我们一种神奇的感受，如同经过长期的海上漂泊，薄雾散去，一座异彩纷呈的海岛渐渐清晰。一个西方的游客，乘船北上，透过晨雾，看见渐渐驶近的伊斯坦布尔，此时，他也会生出相似的感受。怀着憧憬，怀着新奇，走完漫长的旅程，他看到了一个城市的全貌，一片天地的全景，那里有威严的清真寺、高耸的宣礼塔、栉比的民居、蜿蜒的窄巷，还有小山、桥梁、陡坡。他愿意马上融进这突然出现在面前的全新的天地，如同一名真正的读者沉浸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因为边缘感、荒蛮感，因为激愤甚至忧郁而伏案写作，结果却发现了一片全新的天地让我们忘却这一切情感。
现在，对我来说，伊斯坦布尔就是世界的中心，这和我童年、青年时代的想法恰恰相反。这种感觉不是因为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而是因为三十三年来我所讲述的每一条巷、每一架桥、每一个人、每一只狗、每一间房、每一座寺、每一口井、每一位相识、各色人物、各种店铺还有它的每一处阴暗、每一次黑夜和白昼都和我难解难分。也许某个时候，这个想象的世界会从我的笔下流出，会比我想象的城市更加真实。那时，所有这些人物、这些街巷、这些建筑仿佛会开始交谈，仿佛会建立我从未感觉到的联系，仿佛会真正地活起来，而不再是我想象中和作品中的符号。那时，我凭借以针掘井的耐心虚构的这个世界也许会比任何东西来得更加真实。
也许，父亲也发现了这种多年写作之后的快乐。望着父亲的书箱，我告诫自己，对父亲不要有任何成见。况且我对父亲是心怀感激的，因为他从不像普通的父亲那样颐指气使、威风八面，他从不约束我的自由，永远尊重我的选择。和儿时的伙伴不同，我对父亲从来没有畏惧之感，所以我有时认为我常常可以像孩子一样自由地想象；有时又认真地相信，我能够成为作家是因为父亲年轻时曾经有过作家梦。我必须以宽容的心态阅读他的作品，我要理解他在酒店客房写作的苦衷。
我怀着这些美好的想法打开了父亲留在那里一直原地未动的书箱，认认真真地阅读一些笔记、部分章节。父亲都写了些什么呢？我记得有巴黎酒店外景，有诗歌，有悖论，有忠告……此时此刻，我觉得就像一个经过车祸的人回忆自己的遭遇，很是吃力，任人如何追问也不愿回忆太多。小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偶有摩擦，必有爆发前的片刻沉寂，此时父亲便会打开收音机，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快地忘记刚才发生的事情。这是父亲调节气氛的手段。
我也来上两句大家爱听的，改一改话题，这作用就相当于音乐。大家知道，对我们这些作家，人们最常问、最爱问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我要写是因为我想写！我要写是因为我不能像别人那样干一份循规蹈矩的工作。我要写是因为我希望有人写出和我一样的作品我也当一回读者；我要写是因为我对你们对所有的人心怀不满；我要写是因为我喜欢关在屋里整天写个不停；我要写是因为现实生活在我的笔下经过改造我才可以忍受；我要写是因为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伊斯坦布尔人、我们土耳其人过去和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我要写是因为我喜欢纸、墨、笔的气味；我要写是因为我最相信文学、最相信小说；我要写是因为写作是习惯、很上瘾；我要写是因为害怕被人遗忘；我要写是因为写作能出名、受人待见，我喜欢；我要写是因为我想独处；我要写是因为也许写着写着我就弄明白了我为什么对你们对所有的人心怀不满；我要写是因为有人读我的书我高兴；我要写是因为一部小说、一篇文章、一页白纸已经开写了不写完不合适；我要写是因为大家都在等我写完一睹为快；我要写是因为我像孩子一样相信书可以不朽，摆在架上好看；我要写是因为生活、世界以及万物绝美异常难以置信；我要写是因为用文字来表现生活的美丽多姿是一大快事；我要写不是因为我想讲故事，而是因为我想编故事；我要写是因为我不喜欢那种做梦一般若有若无看见了却到不了的感觉；我要写是因为我无论如何也快乐不起来；我要写是因为我希望我快乐起来。
书箱放在书房一个星期后，父亲又像往常一样拿着包巧克力来看我——他总是想不起来我已是四十八岁的人了。我们还像往常一样谈笑风生，说生活、谈政治、拉家常。其间父亲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