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 2007年第2期-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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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地反映出19和20世纪之交美国社会市民阶层特有的心态和行为方式。与一般的悬疑、谋杀类小说有所不同，这篇小说的整个叙事基调平和而安详。其中对乡村景物的描写，对人物间的谈话、举止的刻画，不时透露出欢快和幽默的气氛，让人很难将它与阴森恐怖的谋杀联系起来。小说避开了任何血腥的场面，涉及到谋杀情景也都略而不谈，而是借助间接的方式加以暗示，比如，通过渲染气氛营造恐怖的效果，或者以轻松幽默的叙述口气，制造一种情境上的反差。直至小说的结尾，种种疑团和悬念才一一揭开。可以说，多克特罗在悬疑小说的创作上是独辟蹊径的。妈妈说，我得当她的侄子，叫她多拉阿姨。她说；我们将来想要过好日子，她现在就不可以有一个十八岁的——看上去像二十多岁的儿子。“叫我多拉阿姨。”她说。我就叫道：“多拉阿姨。”她听了却很不满意，让我连叫了好几遍。她说，要让人们听起来都相信，她是在她的鳏夫哥哥哈罗斯去世后，开始抚养我的。我纳闷了，问道：“我怎么不知道你有个叫哈罗斯的哥哥？”“当然没有了，”她饶有兴味地看了我一眼，“但要是我能用它唬住‘他儿子’；这肯定是个绝妙的故事。”
看到她在镜前刻意打扮，持着女人特有的耐心，精心打理她的头发，我并没感到任何不快，尽管你可能还不了解我们接下来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
她用人寿保险费在距城西五十英里的地方买了座农场。等我们到了那儿，谁还会在意我是不是她的亲生儿子呢？但她有自己的计划和长远打算。我没有打算，也从不做打算，打算是对事物的某种暗示，有时，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我用绳子在背上绑上了第二只大木箱，弓着腰慢慢地下楼梯。外面门阶下，一群孩子正等在那儿。他们露着刮伤的膝盖，穿着齐踝的短袜，满口脏话地哼着些歌谣。我一轰，他们就大声叫嚷着一哄而散；可我刚一上楼搬其他东西，他们又都返回老地方了。
妈妈站在窗前，面对着空荡的海湾。“一边是审讯的法庭，”她说道，“一边是邻居们的庭院。”“然而在乡下，”她接着说，“没有人再会对你妄下定论。你可以大敞着门，拉开窗帘。在太阳下，一切都是那么清亮、纯净。”
是啊，我懂她的意思，但在我印象中，芝加哥只是一个有着豪华宾馆、餐馆林立、林荫大道两旁伫立着众多府宅的地方。当然，它并不全像我印象中的那样。透过我们三楼的窗户，除了街对面的一排寄宿公寓，看不到什么风景。夏天，牲畜栏的气味令那些高雅之士们难以忍受，而我却不以为然；冬天也会引起他们的另一番埋怨，但我可不在其中，因为我并不介意寒冷。从湖面吹来的刺骨寒风抽打着女士们的裙边，好像恶魔在她们的脚踝边跳舞。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闲来无事时，你都可以乘坐有轨电车兜兜风。我特别喜欢这座城市，因为到处能听到人们的口哨声、马蹄的得得声、马车的辘辘声，中间还不时夹杂着送货卡车的鸣笛声、商贩们的吆喝声以及运货火车轰隆隆的低鸣和车轮撞击铁轨的声响。然而，每当西方吹来的乌云步步压近、暴风雨降临头顶时，你就听不见人们的任何叫喊或咒骂声了，这是我最喜欢的时刻。哪怕是遭到上帝最严苛的责罚，芝加哥也能安稳度过。我能理解为什么在芝加哥，这座贸易之城，建有那么多铁路、轮船等交通设施了，那主要是为我们提供傲视其他城市、其他人的资本。这是住在一所平原上的房子里所无法享有的殊荣，而且，平原往往是暴风雨的发源地。
另外，我会想念我的朋友温妮弗雷德？泽文斯卡。她现在正站在楼梯平台上，注视着我往楼下搬箱子。
“进来一会儿，”她对我说，“我要送你样东西。”我进去后，她关上我身后的门。“你可以放下那些。”她指指我手上的行李箱。
在她面前，我的心怦怦乱跳，我几乎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她也能，这让她高兴不已。她把手放在我胸前，一边踮着脚尖吻我，一边把手伸到我的衬衫里，感受我狂乱的心跳。
“瞧瞧他呀，上衣和领带下面，一些情感都藏不住了！”她眼里闪着泪光说道：“噢！没有我的小厄尔，我该怎么办呀？”说着说着又微笑起来。
她不是妈妈那种体形的女人。她又轻又瘦，每当她从楼梯跑下来时，就像一只轻盈的小鸟。她也从不涂脂抹粉，只是偶尔，在她工作的面包房的柜台后面，偷偷往身上装些糖带回家时，不小心在身上沾上些糖的味道。她有着甜美、清凉的嘴唇，但有一只眼皮不能完全往上翻，否则，她会更加漂亮的。当然了，她值得称赞的地方多着呢。
“你可以给我写信啊，我会回信的。”我说。
“你会在信上写什么呀？”
“写我会想到的事呀！”我回答道。
她把我一把拉进厨房，然后坐到椅子上，一边把双腿岔开，一边把手臂伸展开，这样我就能轻易地掀起她的上衣，用她喜欢的方式跟她做爱。我们没花多长时间，即使这样，当温妮弗雷德扭动着身子，发出娇喘的呻吟时，我还是能依稀听到妈妈在楼上嚷嚷着，问我跑到哪里去了。
我们没有用相对便宜的美国快递先把行李寄运过去，然后自己再乘马车去车站，而是直接雇了辆四轮马车，把我们俩和行李一起送过去。这可不是我的主意。毕竟我们买下那座房子后，还剩多少钱可以支付，只有妈妈自己最清楚。妈妈款款地下楼了，戴着她那顶宽边帽和寡妇的面纱。她把长裙提到脚跟，在车夫的帮助下上了马车。
我们在众目睽睽下，进行了一场盛大的退场。她揭开面纱，鄙夷地环视着周围正从窗口窥视我们的邻居们，这符合妈妈的作风。而那群肮脏龌龊的小孩，似乎被我们优雅的仪态举止震慑住了，吓得一声不吭。我跳上马车，坐在妈妈旁边，然后关上车门。在她的指令下，我朝路边扔了一把零钱。就这样，我们一边欣赏着那帮孩子互相推搡着、跪在地上捡钱币的情景，一边慢慢地驶远了……
我们一转过街角，妈妈立刻打开我放在座位上的帽盒，拿掉那顶黑帽子，换上镶有一圈假花的淡蓝色帽子，还在她的丧服外面挂上一条彩虹条纹的、闪闪发光的围巾。“嗯，”她说，“我现在觉得好多了。你呢，厄尔？”
“我也很好，妈妈。”我回答道。
“叫我多拉阿姨！”
“噢，多拉阿姨。”
“厄尔，我希望你能好好记着，只要医生还活着，你就得格外小心。我们俩在许多事情上有分歧，但作为男人，他还算精明吧。”
拉维勒火车站只有个水泥平台，候车室也只是个能斜靠着歇会儿的地方，甚至连售票窗口都没有。下站后，透过一条小巷，你能瞥见他们的大街，里面有一家食品店，一所邮局，一座教堂，一家银行，一间卖男装的商店，一家建在广场上的四层楼高的旅馆，还有矗立在广场中央草坪上的一尊联合士兵雕像。所有的地方都屈指可数，因为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开着运货大车的男人愿意搭我们一程。他开过了好几条街。最初，我们还能看到几座像模像样的房子和一两座教堂，可是，随着我们离城镇越来越远，眼前出现的只是些破旧不堪的单层简房，狭小阴暗的门廊，一块块开辟出的园地，还有屋外拴得密密麻麻、横七竖八的晾衣绳。我真搞不懂人们在这种环境下怎么能生活下来，但妈妈却说，这里的居住人口超过三千呢。穿越一两英亩农场，一条直路穿过玉米地向西延伸，直路两旁随处可见一些散落着的谷仓。突然，令我意想不到的景物跃入眼帘——一座三层楼的平顶红砖房，它的石头台阶一直延伸到前门，像从楼房林立的芝加哥大街上延伸出来似的。我难以想象竟有人会将农舍建成这样。反射在窗棂上的阳光让我睁不开眼睛，我不得不避开它的强光，努力分辨眼前看到的这一切是否是真实的。但事实就在眼前，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妈妈已经准备开始安家落户了。我们立刻忙碌起来。房子里到处布满了蜘蛛网和灰尘，还充斥着动物粪便的腥臭味。我的卧室在顶楼，可乌鸦早已在那里先入为主了。看来，一大堆事情等着我们干呢。但转眼工夫，妈妈就把一切安排妥当了。城镇里一排货车浩浩荡荡地把她快递的家具运了过来。愿意被妈妈雇用一天的人手也绰绰有余，他们只要看看这位阔绰夫人满手的戒指，就料想到报酬不菲。一会儿工夫，鸡圈的篱笆竖起来了，地里的野草被锄整干净，一座储水的水池给挖掘出来，一间新的厕所也转眼完工。之后，我思索了好几天，觉得伊利诺伊州拉维勒镇最棒的雇主非妈妈莫属。
可是，谁来提井水、洗衣服、烤面包呢？农场里的生活和以往截然不同。我躺在三楼的屋顶下，感受着小床上残留的白天的温度，感到日子悄然流逝。透过小窗，望着窗外遥远的星空，我有种不再受保护的感觉，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文明生活。是啊，我们被世界的进步文明抛得越来越远了。第一次，我开始怀疑妈妈的判断是否正确。当我们在各个州之间跋涉时，当她的雄心壮志面临种种阻挠时，我从未质疑过她的判断力。但是，这座房子不像一座农场主的房子，她也不像农场主，我更不像。
一天晚上，我们站在房前的台阶上，观赏太阳缓缓地落到几英里外的小山丘后面。
“多拉阿姨，”我问道，“我们将在这儿做什么呢？”
“我了解你的心情，厄尔，但有些事需要时间。”
她看到我正盯着她的手看，它们现在变得多红啊！
“我已经从威斯康星州雇了一个移民的女人。她将住到厨房后面那间屋里，大概一星期后到。”
“为什么呀？”我问道，“拉维勒本地就有许多已婚女人会出来干一些零活，她们需要钱。”
“我可不想为我们干活的女人到城里随意散布在这里的见闻，厄尔，拜托你多动动脑子吧！”“我正尝试着多动脑子呢，妈妈。”
“叫我多拉阿姨，该死的！”
“多拉阿姨。”
“这就对了，”她说，“特别是在这个不名之地，也没人在跟前时，你也要格外注意。”
她把厚帽子挂在脖子后隔热，穿着下面不加支架的宽松罩衫走来走去。
“你不觉着空气闻起来挺甜吗？”她说，“我打算建一扇屏风门，再配上一个小沙发和一些摇椅，这样我们就能舒服地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了。”
她弄乱我的头发。“你干吗噘嘴！”她说，“也许你还不能欣赏此时此刻平和的空气、鸟儿的欢唱和这种周围无事发生的宁静。其实，我们还是有事情做的，厄尔，你要相信我。”
所以我感到放心了。
不久，我们弄到一辆老式的轻型马车。每当多拉阿姨去银行、邮局或买生活用品时，这辆马车就载着我们往返拉维勒镇。我来当车夫，尽管我和这匹马相处得并不融洽。我没给它起名字。它太丑了，跑起来背上的肉颤悠悠地来回晃动，四条腿呈八字形撇开。以前在芝加哥我曾经宰杀、梳理过比这漂亮多的牲畜。有一次，在马棚里，当我把它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