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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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在的认识，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当时本校集中在沿海城市，这是和解放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首先在沿海发展有关，那时失学失业的人数众多，都希望学习会计技术，以谋职业。二、立信以会计为专业，学生众多，与其他技术学校培训人才的比例不能协调，以致形成一时一地会计人员过剩而其他技术人员不足的现象。
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立信学校的发展，是用多样化的教育方式来适应普及和提高的不同要求的。
1．补习夜校。这一教育方式基本上是为了适应业余人员的需要。学生都是各企业或机关的在职人员，年龄比较大，三四十岁的学生很多，甚至有五十九岁的老学生。其中一部分是旧会计人员为适应改帐需要来学习的，一部分是适应社会对西式会计人员日益增长的需要而来学习的。
随着入学人数的增加，为了照顾交通便利和各区职工学习方便，上海补校，除在黄浦、卢湾区自有校舍可开日夜班外，曾在黄浦、静安、提篮桥、南市、虹口各区，租借其他学校教室开办夜校。在重庆也曾与工商企业、政府机关合办分校六处，其中与重庆市基督教青年会合办的时间最长，班数和人数也最多。
2．函授学校。立信函授学生曾遍及全国各省市，乃至港、澳和南洋群岛，参加学习的数很多，影响也较大。
3．晨校、星期日校。这是为不能读夜校的在职职工，利用早晨和星期日的休息时间，研习会计而开办的。
4．日校。主要对失学失业青年和外埠专程来沪求学的学生而设，一般经济比较困难，年龄比较大，要求短期速成，因此又称“速成科”，开办时规定三学期毕业。
5．专科学校。这是正规的高等学校，入学程度为高中毕业，经过入学考试，择优录取。
6．高级职业学校。也是正规学校，投考学生需有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三年毕业。
7．训练班。这是依照解放前旧教育部《短期职业训练班办法》开办的，办法规定学习期限为一年以上。立信曾办高级会计职业训练班（高中毕业程度入学，一年毕业）、中级会计职业训练班（又称初级会计职业训练班，初中毕业程度入学，一年毕业）、会计职业训练班（初中毕业程度入学，三学期毕业）。抗战开始后，旧教育部曾委托各校设立各种中等技术短期训练班，并发给必需的经费，立信亦曾几次接受委托，因此立信训练班一度设有公费生。
8．广播讲座。一九五○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为普及簿记知识，曾和本校合办初高级簿记讲座。
严格和实用的培训方针
立信学校要求学生毕业后能胜任会计实务工作，因此，坚持严格和实用的培训方针。首先在学习时间上，保证每学期授课二十个星期，上课时一律点名，规定在一学期内学生缺课三分之一以上，不能参加期终考试，迟到早退三次作旷课一次。其次，在考核学习成绩方面，各类学校都严格实行考试，补习学校规定七十分为及格，不及格者不准毕业。
为了贯彻切合实用的方针，各项课程除讲授课文外，特别重视练习题。高级商业簿记等课程，平时加强练习题，最后并有实习题，印成“实习题应用文件”，使学生通过实习，对整个簿记过程有一个模拟实践的机会。同时实行助教改卷制度，对各项习题编有详解，由助教掌握，认真改卷，对学生复看自己演算习题有无错误，如何纠正，比较有利。此外，还用簿记会计竞赛、增加习字课程、加强珠算练习等办法，使基础技能训练得到可靠保证。为了训练学生阅读英文书籍和担任英文会计工作或外贸会计工作的能力，学校曾设英文簿记会计课，或参用英文习题。设英文课程的班级，按程度进行分班教学，以便加强教学效果。
更重要的是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同学会的配合下，经常组织学生去工商企业和政府机关参观、实习，派成绩优良的学生参加查帐实习，后期学校还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附设“会计职业咨询所”，让学生参加。通过这些实践活动，不但使学生加深了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有利于实际运用，而且为他们扩大了就业的机会，使许多实习学生和查帐员被机关、企业留用。同时学校（包括补习学校在内）也常留用一部分优秀学生为助教，有条件时，并培养为教师。
函授学校系用通讯教学，学生对课业容易自流。针对这一特点，我们对函授学生解答疑问，力求迅速，批卷力求详尽，并发行函授刊物，作为补充教材，使学生减少学习困难。规定修业期限为半年，可以请假延期。并规定学生至少每天阅读讲义一小时，练习及解答问题一小时，使学生能按时学完课程。对中途停学的学生，经常函催复学，尽量使学生能学完全部课程，并规定七十分及格，以保证毕业生的学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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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序伦：立信会计学校的发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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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毕业生虽然大部分是补习学校学生，但由于在教学中注意照顾全面，因此不少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成为能够全面掌握企业管理的厂长、经理。这主要是学生自己的努力，但学校的严格训练也是有利条件之一。
精打细算，勤俭办学
立信是一所私立学校，经费来源主要靠学生所缴的学费，再加收少许杂费。立信补习学校收取学费以各科每星期上课的时数为标准。初级班在一学期内每小时收学费一元五角至一元七角，中级、高级班每小时收二元至二元五角。这都是按没有贬值时的通用银元或纸币计算的，后来“法币”迅速贬值，学费定额也按物价适当调整，但决赶不上货币贬值的速度。
为了严格要求学生练好基本功，开设珠算、习字、商业算术等科，收费都照初期班计算。这种收费标准，在解放前一般私立学校中，算是比较低的。另外学校还对无力缴付学费的学生订有减免费的办法，一般可减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但全免的很少，因全免学费的学生，往往会对课业不加重视，半途而废，失去培植之意，所以限制较严。
补校每学期所收学费，大致足以支付专任职员和兼任教师的薪金。补校教师都是业余兼职的，每授课一小时支薪一元。专任职员，人数极少，所支薪金，在整个学期的工薪总额中，所占百分比很低，这是因学校职员大都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或会计员兼任，补校校长、教务主任、分校主任等，全是义务职，不支付兼薪。所收杂费，用来支付校工工资和文具、水电等费。至于扩充校舍、购置校具等基本建设经费，原则上由《立信会计丛书》向出版发行机关所收的版税负担。
事实上，上海立信补校在学生人数增至几千人时，总校的专职教务员只有二三人，校工只有一两人，分校都在晚间上课，主任都由教师兼任，每月略支数元补贴，分校校工，则由晚间出租教室的中小学原雇工友兼任，每月给予二三元补贴。总校、分校所用水电、文具、邮电、修理等费，都是精打细算，不使有少许浪费。至于少数专任职员的膳宿问题，都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负担。因此上海补校学生数虽年有增加，有几学期增至一万六千人，但学校的经常费，几乎可以全靠学什费收入支付，有时还可略有盈余贴补学校扩充的经费。重庆和其他各地补校、训练班，在经济方面，精打细算；勤俭节约的情况，也大都如此。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是高、中级正规学校，也用这种作风力求达到自力更生。不过专校学生绝大部分是寄宿的，校舍规模较大，专任教授职工的人数也多，当然不能与补校相比，可是学校有书籍版税和书社投资盈利两项巨额收入，所以学校的经常费，只有小部分依靠学费收入，每年仍有积余。各地的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虽也是正规学校，但学生大都走读，仍能做到自给自足。至于扩展设备所需经费，则与专校同样由校董会筹补。因此，一九五二年起，立信各校陆续移交人民政府接收时，除交了几十座建筑物和大量校具、图书而外，上海专校还交了现金四万数千元，重庆高级职校交了五千元。
立信学校虽以自力更生为主，但在必要时也不能不争取“外援”。这里所谓“外援”，可分人力、物力、财力三项来说。人力方面的外援首先表现在师资的征聘，其次是教材的编写；物力方面的“外援”则是图书的收集；财力方面则为校舍的大规模兴建，不得不向工商界募捐。
在立信最初建校的十二三年间，所用教本，都是由我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人顾询、钱乃瀓、顾准、李鸿寿、陈文麟、钱素君、张蕙生、王澹如、施仁夫、唐文瑞、王成杰等编著的，图书室的图籍，都是我们把自有的书籍凑集而来的。至于财力则以学费收入为主，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收入为补充，没有向外募捐的需要。
可是年复一年，学校的规模迅速扩大，学生人数和班级迅速增加，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难以应付。于是三四十年代，在人力方面，广泛征聘了数百位校外的会计专业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担任日夜校教职员工，又征求国内政治经济、工商管理等学科的专家，来为本校的出版机构立信会计书社编写各科教本。到五十年代，出版刊物多达二百数十种。在物力方面，由立信同学会数以万计的校友为本校新设的图书馆征募图书，在短短的一两年内就征集到中外图书五万余册，其中最大的捐赠人是校董会副董事长王云五，捐赠了两万册左右，其次是我的胞兄潘伯彦，捐赠了线装书三千数百册，我也把存书两千数百册全部捐赠。在财力方面，一九四二年迁往重庆以及抗战胜利复员回沪以后，因开始大量购建校舍，除我以会计师的大部分收入捐作建筑基金外，还靠立信同人同学所募集的捐款和立信书店所给学校的版税开支，此外并扩充校董会，大量向工商界募捐，使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
会计学术研究和教材编译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人日间从事会计业务，晚上多兼在学校教课，因为对于会计理论和实务的研究、进修，具有迫切的需要，又因这种需要进一步引起了钻研的兴趣。
一九二八年立信补习学校开办后，由于国内会计读物非常缺乏，而外文书籍在文字上既多隔膜，在制度和习俗上亦多与国情不合，乃由同人等结合实务，编写讲义在补校试讲，修正后付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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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序伦：立信会计学校的发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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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校的扩大，师生们在会计事务和会计教学中的成果需要交流探讨，乃由同学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间，以顾准为主编，出版《会计季刊》。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接办，改称《立信会计季刊》，除登载会计论著外，并特约专家编写各业会计制度，为工商各业采用新式会计制度创造条件。这些制度，以后汇编成《各业会计制度》三册先后出版。
一九三三年后，立信事务所设立编辑科，《立信会计丛书》的编辑工作更有计划地进行，出版速度加快。截至一九三六年底编辑出版了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会计学、银行会计、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