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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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机构之间交流教授讲学，是发挥高级技术指导力量的多快好省的办法；虽然某一单位可能有些暂时损失，但广大技术队伍的成长将是快的，这也是长远的利益所在。从我个人的回忆里也体会很深。我在本科学习期间，直接教过我的就有五名欧美专家（包括世界性权威Councilmann和Kappers）分布在病理、寄生虫、药理、解剖和外科方面；这些人不仅对于学生，而更重要的是对于全校起了巨大的影响。另外在国内，协和也曾与日本人办的南满医科大学交换过讲座。根据个人的回忆和体会，协和的教员和毕业生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有相当大比重的人占有相当高的学术和工作地位，从而反映了学校的质量是比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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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揆：协和的创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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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学术活动和学术贡献：这也是北京协和医学校创办之初即予以足够重视的一个方面。例如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通告书（PekingUnionMedicalCollegeAnnualAnnouncement）中，即载有中国解剖学和人类学会在新校门前拍摄的第一张相片。一九二二年在协和成立了实验生物与医学会（SocietyofExperimentalBiologyandMedicine，总会在纽约市）的北京支会，不少中国教员也陆续入会，并得到了发表论文的机会。同年成立了协和教员医学会（FacultyMedicalSociety）和杂志会（JournalClub）。对于中华医学会及《中华医学杂志》（中文版和外文版，特别是后者）来说，协和的教员作了有力的支持和贡献。一九二六年，根据林可胜和吴宪（协和的两位教授）的倡议，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并于一九二七年创办了《中国生理学报》（ChineseJournalofphysiology，季刊，该年一月开始发行）。《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和《中国生理学报》都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载入InternationallndexMedicins），说明它们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另有其他的学术活动和贡献就不在此叙述了。所要指出的是，通过这些例子来说明这些活动的重要性（学术活动的基地和场所，乃是推动科学和事业不可缺少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条件），另外还反映北京协和医学校的质量和促进医学事业在我国发展的情况。
　　3。干部培养：协和曾根据既定方针，培养了不少进修生。一九二一—一九三三年共有九百零八名医师、护士和其他高级技术人员到协和进修，一百九十一名校外医师到协和医院作住院医师（也是一种进修形式），平均每人十八个月。一九三五—一九三六这一年，共有一百七十五名进修生。到一九三六年，协和共毕业一百六十六名医师和八十六名护士。此外，协和的教员和留校的医护毕业生中有不少得到了国外进修的机会。一个学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人才，而它们的质量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干部的质量，因此干部培养便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现在我国对这个问题已予以相当的重视，这是很好的现象。
　　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应指出，协和医学校的毕业生是不多的。从客观上讲，这是由于学校规模的限制；从主观方面说，它的指导思想是高标准和少而精，立场和观点不是面向广大人民的迫切需要来考虑问题。解放后，我国的医学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首先考虑的是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医务人员的实际情况，方针是先解决数量的问题。我认为在具体的情况下，这个立场和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而在大发展之后，又贯彻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提高质量为中心，这个方针也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二者的适时改变和结合，是更全面、更有利于医学事业发展的。目前中国医科大学的创办和八年制的实施，既是吸收协和经验的尝试，又是一项提高质量的措施。　
　　4．医院管理：目前看来，旧协和医院的组织管理和工作制度，在经过批判和修改之后还是可以吸取运用的。在这个原则下，我想提出关于住院医师和住院总医师、病案管理、图书资料管理以及病人追踪等制度，还是值得我们尽快作进一步研究，经过改进之后加以应用的。此外，医院管理还有许多其他问题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例如在组织编制和各级人员的比例方面，也还可以利用旧协和的经验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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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大学》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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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一百万个乡村，就须有一百万所学校，最少就须有一百万位教师。个个乡村里都应该有学校，更应当有好学校。要有好的学校先要有好的教师；有生成的，有学成的。生成的好教师如同凤毛麟角，不可多得，恐怕一百万位教师当中，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位是要用特殊的训练把他们培养成功的。这是一件伟大的事业，要全国同志运用心力财力才能办到。　　　　　　——陶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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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序伦：立信会计学校的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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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八年春，我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事顾询、钱乃瀓、李鸿寿、陈文麟等创办了立信会计学校。到一九五三年移交人民政府接管，历史二十五年。
　　我今年七十八岁，经历了满清王朝到新中国成立的各个历史时期，立信的其他创办人，年龄也都在六十以上。当年我们这些人创办立信会计学校，主要是为个人名利着想，但也不能排除在客观上对当时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一些有益的推进作用。现在回忆一些情况，供有关方面参考。
　　适应社会需要
　　辛亥革命以前，我国工商企业和国家机关的会计工作一直沿用古老的单式收付簿记，对于西式即双记式借贷簿记方法，除在殖民者设立的洋行里采用外，本国的帐房先生们都不知为何物。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才由几位留学日本的商科学生引进了所谓“复式簿记”，初在银行界试用，后渐及于大型企业。随着生产的发展，新式会计的采用渐渐普及起来，可是熟习新式簿记的会计人才非常缺乏，因之新式会计的推行非常缓慢。我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人以改良我国旧式会计，建立新式会计为己任，专门为许多工商企业担任会计制度的设计工作，但仍觉对于改良会计工作的贡献不大，因而立志兴办会计学校，广泛收录学生，传授西式会计知识。当时工商企业对于西式会计人才极度感到缺乏，因而在青年普遍失业声中，立信毕业学生往往比较容易觅取适当工作，对我国工商业采用科学管理方法，也有所促进。
　　以“建立信用”为目标
　　我们立信同人认为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必须首先在立志、守身、处事、待人这些方面，确立起信用来，坚定不移地守信重诺，严禁弄虚作假。因此，最初就选用了“立信”二字作为我们合伙性质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后来创办学校和书社也用这两个字命名。我们把这两个字定为学校的校训，并提出了“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的口号，不仅经常对学生宣传，并且在同事中互勉互察。对于是否确实做到“建立信用”这一点，我们不敢肯定，但立信会计学校先后数以十万计的毕业生，在当时比较容易找到就业机会，同时立信会计师查帐、顾问等业务，年年有所增加，却可说明当时社会上对我们的信任。
　　从小到大的发展
　　立信会计学校原以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附设会计补习班为名，是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个附属单位。所谓校舍，只是在晚上占用事务所的半间写字间，教师和管理人员都由事务所的人员兼任，补习班的开支只有一些水电、文具、邮费等，而所收学生每月数元的学杂费，都作为事务所的什项收入。我们当时设立会计补习班的目的，是因当时委托我们代为设计西式簿记会计制度的单位纷至沓来，这些单位原来任用的会计人员，绝大多数是没有学过西式簿记会计的旧式帐房先生，所以在委托我们改良会计工作的同时，要求我们代为训练这些帐房先生学会西式簿记。我们认为对于这些人员加以个别训练，费时费力很多，不如把他们集成一班，同时训练，所以会计补习班就作为会计师业务的一部分而创立起来。
　　到第二期开学前，自动报名要求入学的人很多，于是我们决定把事务所附设的训练班改为独立的会计补习学校，先后设置初级、高级商业簿记、高等会计、银行会计、公司会计、成本会计、政府会计、审计学等课程。到一九三六年秋，学生已达一千数百人。后来又在重庆、北碚、桂林、广州、南京、兰州、天津、北京等地先后办起各级分校，学生人数，因案卷散失，无从确计，但据一九四八年出版的《立信会计学校概况》估计，毕业学生总数当在十万人以上。解放初期两三年内，学生人数还有大量增长。
　　后来我们认为补习学校学生肄业时间太短，缺少系统学习，难以成为高等会计专业人才，且补校毕业生按照当时政府规定，在学历方面不能取得正式资格，会妨碍他们广泛就业的机会。因此我们又陆续创立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一所、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三所。这些都是正规学校，校舍、图书等费用极大，在经济上成为整个立信事业赔银贴本的重大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的口号，尽量把会计师业务收入，以及书社的营业收益捐给学校，并把个人或集体编著翻译的多种《立信会计丛书》的版权，捐给学校作为基金，推动学校的发展。
　　还有一点在学校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就是广收女性学生。本来重男轻女是我国几千年的传统，在旧社会各级学校中，女生所占比例很少，立信学校开办前期，女生也很少。而社会上对妇女就业仍有歧视，妇女求职困难，因之她们也想学习专门技术以便找到适当职业。我们认为妇女的性格一般适宜担任财务会计工作，因之录取学生时，一律以成绩为标准，不歧视妇女，这就使女生入学人数逐步上升，在后期，有些班级女生超过半数。例如一九四六年秋，北砬立信高级职校学生七十七人中女生占四十一人；一九四八年春，上海立信专科学校入学人数一百六十七人中，女生占七十九人；最突出的是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海立信职训班毕业生七十一人中，女生竟占四十八人，为妇女就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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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序伦：立信会计学校的发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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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以上这些以外，必须指出立信会计学校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性。立信原是私立学校，设在上海，并附设函授学校，面向全国及港澳、南洋群岛。由于抗日战争开始后，内迁厂商增加，学校随即向蒋管区的后方发展。抗战胜利后，许多工商企业向沿海复员，学校又开始向沿海城市发展。解放后发展更快，一九五一年仅上海一地，各校学生共约一万九千人（包括函授），仅补校就设有分校十所，入学学生一万五千多人，重庆、广州、北京、天津的各级学校也有三千人左右。解放后，有人批评立信学校“恶性发展”不无道理。按照现在的认识，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当时本校集中在沿海城市，这是和解放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