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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部分

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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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总可减少些动荡,不无裨益。所堪庆幸的是:在这些年内,全校师生团结一致,奋发图强,维持了老北洋的声誉于不坠,在今年祝贺八十五周年的校庆时,人人可以自慰:“我们始终贯彻执行了‘实事求是’的校训!”
  附带谈一件事:在一九三○年左右,北洋教授美国人爱利斯(Ehlers)先生发起组织“斐铎斐”荣誉兄弟会(Fraternity),凡各知名大学毕业生中名列前三名至五名者,得申请为会员。经该会驻在北洋的理事会批准为会员的,可以佩带金质会章,上镌φτφ三个希腊字母,作为荣誉的表示。在抗日战争前,每年都有各著名大学的新会员。自北洋在抗战中西迁后,此兄弟会理事会即无形消失,我自己也把它忘记了。不意一九七九年我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赴美国作友好访问时,方才知道这个斐铎斐兄弟会的会员,一直在美国进行活动,每年改选会长,当选者以为荣,印在名片上。他们得悉北洋并入了天津大学,斐铎斐兄弟会理事会亦不存在,都为之叹惜不已。
 (一九八○年四月)




王运来:罗家伦重建中大(1)



  一九三二年,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至一九四一年去职,计达十年之久。这十年,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发达鼎盛的十年。罗家伦便是这一时期中央大学整顿和发展的总设计师。
  易长风潮
  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可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为此时的中央大学仍漂荡在“易长风潮”的余波之中。
  一九三○年十月,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由于经费等原因而辞职。是年底,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代主席,禀承当局旨意行事,压制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为师生所反感。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大学生怒打对外无能、对内傲慢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冲击首都卫戍司令部,围攻中央党部,要求出兵抗日,捣砸诋毁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馆,校长朱家骅引咎辞职(同月即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国民政府任命桂崇基为中大校长,为学生所反对,月底桂即辞职。于是政府改任原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为中大校长,任却坚辞不就,校务便由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八月间刘光华又辞代理职务,以致校政无人,陷于混乱。此时中大全体教师因索欠薪,宣布“总请假”,发生索薪事件。六月底,行政院委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为中大代理校长,学生因“反对政客式人物来当校长”而对段群起殴辱。最高当局甚为震怒,为此解散了中央大学;教育部派员接收中大,教员予以解聘,学生听候甄别。七月上旬,行政院议决蔡元培、李四光、钱天鹤、顾孟余、竺可桢、张道藩、罗家伦、周鲠生、谭伯羽、俞大维为中大整理委员会委员,整理期间由李四光代行校长职务。八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罗家伦为中大校长。
  罗家伦,字志希,浙江绍兴人,生于一八九七年。一九一七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为北大《新潮》杂志社的发起人之一。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这份五月四日当天北京唯一的印刷品传单,在该宣言中首次提出“五四运动”一词。还被游行队伍推选为代表,前往各国使馆递送说帖。一九二○年赴美留学,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习历史,又转往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深造,一九二五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翌年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党务学校代理教育长。一九二八年“五三”济南惨案发生,蔡公时等十八名中国外交人员遭日军惨杀。罗家伦时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蔡为外交处长),受命与日军的师团长交涉,其胆识颇为国民党上层人物所称道。三个月后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时,他被任命为首任校长,时年三十一岁。可见,罗家伦之所以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固然是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器重,可另一方面,也与他五四学生领袖的形象、“五三”善后处理中的个人魅力乃至其独特的留学经历有关。这样的校长客观上易为学生所接受。于是,中大这场“易长风潮”,便以罗家伦的到任而告平息。
  “六字”治校方略与“四字”学风
  一九三二年九月五日,罗家伦到校视事。聘任孙本文、张广舆为教务长和总务长,以接替竺可桢和钱天鹤在整理期间所担任的职务。确定文学院院长汪东等人为甄别考试委员。接着,便公布了教育部批准的学生甄别实施办法八条。通过甄别考试,开除学生十九名,合格的学生于十月十一日全部返校,中大重新开始授课。是日,在全校大会上,罗家伦作了颇有影响的《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陈述其出任校长的远大抱负和治校方略。
  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难异常严重,中华民族已濒临死亡,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罗家伦曾先后留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他心目中,这些大学都是各国民族精神的体现,代表了各自“民族的灵魂”。罗家伦志在要中大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否则,“便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而要负起上述使命,他认为一是要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协调在这一共同意识之中。  
  在有了这样的意识之下,罗家伦宣布了他的六字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这就是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他预计每个时期大约需要三年。同时他又辩证地提出:“在安定的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亟谋发展;就是到了发展时期,也还应当安定。”  
  而欲达上述之目的,罗家伦认为就必须养成新的学风。于是,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不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和获取文凭的工具;对于“使命”,更要有诚意,应向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走去。“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不以学问当门面、作装饰,不能尚纤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虚耗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头用功,不计名利,在学问上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因为“惟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是大无畏的雄,以纠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萎靡之风。而要挽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就必须从善养吾浩然正气入手,以大雄无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气,女亦须无病态。“伟”,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几件大的事业来,既不可偏狭小巧,存门户之见,又不能固步自封,怡然自满。  




王运来:罗家伦重建中大(2)



  本着这样的思想,罗家伦在中央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改革。
  “聘人是我最留心的一件事”
  罗家伦认为,大学校长的首要之举是聘人。因此,他一上任,整顿校务的第一步就是从延聘师资入手。一方面他极为挽留原有良好教师,一方面随时添聘专门学者。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其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师即由一百一十人减至三十四人。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专家,为政府或其他学术机关所倚重,“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又不可能者”。
  若以所授课目而论,一九三四年时专任教授的课目就占到了四分之三,这就充分保证了师资队伍的稳定和质量。罗家伦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自白:“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无怪乎教育部长王世杰在回复蒋介石的提问“罗志希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批评他,攻击他?”时,这样作答:“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合,不管是什么人,他都不接受。”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实属不易。罗家伦重视师资,不仅在于延聘,而且还体现在对教师切身利益的关心上。当时公教人员断薪是司空见惯的事。可罗家伦为了解除教职员的后顾之忧,在经费吃紧、时有短缺的情况下,总是极力维持定期发薪,绝不拖欠。即使挪用其他款项,他也毫不含糊。
  罗家伦亲手修剪的中央大学这棵茂盛的“梧桐树”,引得天下“凤凰”竞相飞来。一九三三年中大仅理学院就新聘了十余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如留美的数学博士孙光远和曾远荣,化学博士庄长恭,生物博士孙宗彭;留日的物理博士罗宗洛;留学法国、受业于居里夫人的物理博士施士元,地理博士胡焕庸和王益崖等以及前清华大学教授胡坤院、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朱庭祜和早在南高师就任过教授的张其昀等。另有德籍物理、化学教授各一人。此外,在此前后被罗家伦选聘为教授的还有:经济学家马寅初,艺术大师徐悲鸿,诗人、美学家宗白华,农学家梁希、金善宝,天文学家张钰哲,医学家蔡翘,建筑学家刘敦桢和杨廷宝等。在此期间,先后被聘任为“三长”和各院院长的著名教授有孙本文、张广舆、陈剑修、查谦、汪东、李善堂、李学清、庄长恭、孙光远、戴修骏、马洗繁、郑晓沧、艾伟、蔡无忌、邹树文、周仁、卢恩绪、戚寿南等。一时间,中央大学群英荟萃,学术景象一派繁荣。
  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
  中央大学原有文、理、法、教育、工、农、医、商八个学院。由于一九三二年七月整理委员会将设于上海的商、医二学院划出(分别定名为国立上海商学院和国立上海医学院),因此,中大实设六个学院。罗家伦掌校后,根据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趋势,对中大的院系设置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充实。
  鉴于国难深重、国内航空事业近于空白这种状况,罗家伦电邀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科的罗荣安回国,来中大创办自动工程研究班(后改为机械特别研究班),培养了我国最早一批航空工业专门人才,并于一九三八年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航空工程系。一九三五年,罗家伦考虑到当时中国亟须医务人才,同时为充实中大学科起见,于五月份再度创办了医学院。六月又主办国立牙科学校。从此奠定了中大七院的格局。
  在罗家伦任期内,中央大学还先后添设或恢复了心理学系、化学工程组和畜牧兽医专修科等。尤其是一九三八年,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的同时,又在该院增设了国文、英语、史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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