陔馀丛考 [清]赵翼-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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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以上悉予之。又《汉书。食货志》记李悝之论曰：一夫田百亩，每亩岁收一石半，百亩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则斗斛之以石计，自春秋、战国时已然。时俗所称，盖相沿旧名也。又按：古时一石重一百二十斤，与一斛之数不甚相远。《汉书。成帝纪》注如淳曰：中二千石月得百八十斛，一岁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岁凡得一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岁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虽官秩之名与所得俸之实数多寡微有不同，然不略不外乎一斛为一石也。盖古时十斗为斛，一斛即是一石。后世五斗为斛，而两斛之数十斗，此仍沿一石之旧名耳。按《苇航纪谈》：宋韩彦古为户部尚书，孝宗问曰：“十石米有多少？”对曰：“万合、千升、百斗、廿斛。”然此五斗为一斛，宋时已然。
　　○斗称古今不同《说文》云：一斛粟舂九斗米。张晏则曰七斗。《九章算术》则曰六斗。盖古者十斗为一斛也。《淮南子》：十石而有塞，则百斗而足矣。北齐因童谣有“百升飞上天”之语，遂杀斛律光。是齐时犹以百升为斛。董《碧里杂存》谓今官制五斗为斛，盖取其轻而易举，实则古之半斛云，不知非今之斛大于古，乃今之升斗大于古也。《汉书。匈奴传》：一人三百日食用Я十八斛，则人每日食六升。王充《论衡》云：中人之体，日食斗食，啜斗羹乃能饱。则人每日食一斗，若准今之升斗，人岂能胜此乎？则知其时升斗小，故以十斗为斛，后世升斗大，故不得不以五斗为斛。董所云，盖未深考也。然累朝递变之原委，亦略有可考者。沈存中《笔谈》云：秦、汉以前，六斗当今一斗七升九合，三斤当今十三两。汉之一斛，当今二斗七升，百二十斤为石，当今三十二斤。可见汉时斗称之制已大于古。孔颖达《左传正义》云：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是魏、齐已倍于古也。又云：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则周、隋又大于魏，齐也。（《隋书。律历志》：隋以古斗三斗为一斗，古称三斤为一斤。顾宁人谓三代以来斗称至隋而大变。）杜《通典》谓六朝量三升当今一升，称三两当今一两。则唐之斗称又加于六朝矣。《珊瑚钩诗话》：刘仲原得铜斛二，其一始元四年造，其一甘露元年造，皆云容十斗，后刻云重四十斤。以今权量较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则三而有余，斤则三而不足。陈无择曰：二十四铢为一两，每两古文六铢钱四个，开元钱三个。至宋以开元钱十个为一两，今之三两得古之十两，是宋之斗称较唐又大矣。《元史》：世祖取江南，命输米者仍用宋斗斛，以宋以一石当今七斗故也。则元之斗斛又大于宋矣。然此犹以官斗、官称论也，至市斗、市称，则又有随地不同者。如今川斛大于湖广，湖广斛又大于江南，称则有行称、官称之不同，库平、市平之各别，又非禁令所能尽一。而市侩牙行自能参校，锱黍不爽，则虽不尽一而仍通行也。
　　今之斛式，上窄下广，乃宋贾似道之遗。明人《农田余话》云：今之言斛，起于贾似道。元至元间，中丞崔上言：其式口狭底广，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遂颁行之（亦见《崔传》）。宋胡琦《耕录稿。拟木斛除度支使诰》有云：兹选尔中通而外直，体圆而用方。又《代木斛谢表》云：乾圜合制，粗守均平。是宋以前之斛乃圆制，如今之圆斗，然《山堂考索》云，斛之为制，方尺而深尺，则古斛亦有方式。
　　○尺丈古今不同后世权量大约三四倍于古，惟尺度不至如权量之迥殊。《晋书》挚虞论乐，谓今尺长于古尺，几及半寸。乐府用之，故律吕不合。将作大匠陈勰掘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是晋时尺度已长于古，亦尚不至三倍。程大昌《演繁露》谓唐尺一尺比六朝一尺二寸。沈存中《笔谈》谓古尺二寸五分当今一寸八分。周祈《名义考》谓周尺才得今尺六寸六分。《稗史》谓宋司马侑刻布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丘琼山谓周尺比今钞尺六寸四分。王棠谓明钞尺与今裁缝尺相近。历举此数说以观，可略见历代尺度之长短，大概比古尺只赢三寸有余也。
　　《新唐书。张孝忠传》、《李晟传》俱云长六尺四寸，马燧、杨收《传》皆云长六尺二寸，《高力士传》云长六尺五寸。顾宁人云：昔人以六尺为短，今以六尺为长，他书所未见。盖宋子京以唐尺纪之，故六尺为长身矣。
　　○量酒用升斗今人量酒皆以斤两计，古人则不论斤，但以升斗计也。《考工记》：梓人为饮器，爵一升，觚三升。《韩非子》：宋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韩诗内传》：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是古来量酒皆以升斗。《史记》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李白诗：兰陵美酒斗十千。杜甫诗：速来相就饮一斗。东坡赋：我有斗酒。则唐、宋亦尚沿旧制。今酒肆虽论斤，而酒时亦用竹筒出之，仍升斗之遗法也。
　　◎火炮火枪军中火器，古已有之。《周官》有火射、枉矢之属，已肇其端。然燧象、火牛、赤壁之烧、秭归之火，皆以草木苇获而灌脂，非火药制器也。至所谓炮者，则皆以机发石。《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法行三百步。《三国志》：袁绍起土山高橹，射曹操营，操乃为霹雳车，发石以击，绍楼皆破。《南史》：黄法攻历阳，炮加其楼堞，克之。《通鉴》：秦王世民围王世充于洛阳城中，作大炮飞石，重五十斤，掷二百步。《唐书》：李光弼守太原，作大炮飞巨石，一发毙数十人。《通鉴》：周世宗攻寿春，自于马上抱一石至寨，以供炮用。《宋史。张雍传》：蜀中王小波作乱，雍守梓州，贼来攻，辄发机石击之，乃退。《独醒志》：靖康被围，金人发炮破城。有献策欲结索网以障之。其人归自太原，见张孝纯设此而炮无所施。《金史》：元兵围洛阳，金巡警使强伸创遏炮，用不过数人能发大石于百步外。及元兵攻汴，金龙德宫造炮石，取艮岳太湖灵壁假山为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圆如灯球之状。元兵用炮则不然，破大或碌碡为二三，皆用攒竹炮，有至十三梢者。《毛传》：何〔阿〕驴、樊乔仕金为司炮，后降元军，仍司炮，给元人曰：“炮利于短，不利于长。”使截其木数尺、绠十余握，由是机虽起伏，所击无力。是历代炮法犹多用机发石也。然火炮实起于南宋、金、元之间。《宋史》：虞允文采石之战，发霹雳炮，以纸为之，实以石灰、硫磺，投水中而火自水跳也，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遂败之。又魏胜创炮车，施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药用硝石、硫磺、柳炭为之。此近代用火具之始。《续通鉴》：金人守汴，于城上悬风板之外，以牛皮为障。蒙古以火炮击之，随即延。城中亦有火炮名震天雷者，用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围半亩以上，铁甲皆透。蒙古为牛皮洞屋，直至城下，掘城。城中以铁绳悬震天雷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迸碎。又有飞火枪，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蒙古惟畏此二种。又《金史》及《续通考》：金哀宗时，蒲察官奴以火枪破敌，以纸十六重为筒，实以柳炭、铁屑、磁末、硫磺、砒硝，以绳系枪端，以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火出枪前丈余，元兵不能支，遂溃。其后阿里海牙攻樊城时，元世祖得回回亦思马因所献新炮法（《元史》：世祖征炮匠西域阿老瓦丁与其徒亦思马因至，造大炮竖午门前，试之，彻数十里），命送军前。乃进攻樊，樊破，移以向襄阳。一炮谯楼，声如震雷。世所谓襄阳炮也。盖火炮之制，至是而益精。且来自西域，故世传为西洋炮。至如宋开宝中张和仲所记岳义方火箭，及曾公亮编《武经》有虎蹲、旋风之炮，蒺藜、霹雳之球，则固未如后世大火炮之用耳。明初有火车、火伞、大、二、三将军等炮，及碗口铜铳、手把铜统、佛郎机等品。建文东昌之战，燕军为火器所乘，死者万余。征南时，张辅以神铳击破交趾象阵。也先围京城，于忠肃欲放大铜铳，掘土坑藏身，亲燃火于药线以击敌。是皆火器之试于用者。而鸟枪则起于嘉靖中。郎瑛《七修类稿》云：嘉靖间，倭入内地，有被擒者，并得其铳，遂令所擒之倭教演中国，遂传其法，今且遍天下云。按《续通考》所记前明军器，但有弓弩、盔甲、枪刀、铜铳之类，而沿弹则嘉靖四十三年始用。唐顺之疏云：国初止有神机火枪一种，而佛郎机、子母炮、鸟嘴铳皆后出。鸟嘴铳最猛利，以铜铁为管，木橐承之，中贮铅弹。其点放之法，两手握管，手不动而药线燃其管。背施二臬，以目对臬，以臬对所欲击之人，无不着者（此即今之鸟枪）。火技至此而极。是倭人用以肆其巧于中国，而中国习之者也云云。据此则鸟枪起于嘉靖中，传自倭人明矣。然《续通考》参将戚继光云：昔署卫印时，于卫库见鸟嘴铳，乃倭变未作时所故有者。则又非起于嘉靖。按丘文庄云：神机火枪，以永乐中平南交，交人所制者为尤巧，命内官如其法监造。王鏊《震泽纪闻》亦云：文皇北征时，初得安南神枪，虏一人直前，二人继之，皆中枪而毙。又明制：凡火器系内府兵仗局掌管，在外不许成造。然则前明征交后已有鸟枪，但明制禁外间习用最严，故承平日久，皆不知用之。直至嘉靖中倭入中国，又得其传耳。
　　按《明史。兵志》“火箭”条内，永乐征交趾，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习之。大者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所谓用车者，即今之大炮也。用架、用桩者，盖即今之鸟机炮也。其用托者，盖即今之鸟枪也。是鸟枪之制，永乐中已有之，然不传于外。永乐二十年，虽从张辅请，置炮于大同等关以御敌，然利器不示人，朝廷每慎惜之。宣德中，又敕宣府总兵谭广谓：神铳国家所重，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边将黄真立神铳局于宣府，帝犹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特敕止之。是正统以前，鸟枪未尝传习于外，直至嘉靖以后始用之于营伍耳。
　　○纸钱欧阳公谓五代礼废寒食野祭，而焚纸钱，以为纸钱自五代始，其实非起于五代也。《汉书。张汤传》：有人盗发孝文园瘗钱。如淳曰：埋钱于园陵，以送死也。《南史》：吴苞将终，谓其弟子曰：“吾今夕当死，壶中大钱一千，以通九泉之路。”是汉及六朝固皆用实钱。然《汉书。郊祀志》令祠进五牢具皆以木寓马代驹，及诸名山川用驹者，皆以木寓马代。则祭祀用牲，已有以木象形者，特未用于钱耳。《事林广记》及《困学记闻》皆谓汉以来有瘗钱，后里俗稍以纸寓钱，而不言起自何代。唐临《冥报录》、曾三异《同话录》谓，唐以来始有之，名曰寓钱，言其寓形于纸也。《法苑珠林》则谓起于殷长史，洪庆善《杜诗辨证》则谓起于齐东昏好鬼神之术，剪纸为钱，以代束帛。二说虽不同，然《封氏闻见记》谓纸钱魏、晋以来已有之，今自王公至士庶无不用之。封演，唐德宗时人，去六朝未远，所见必非无据，则纸钱之起于魏、晋无疑也。《旧唐书。王传》：开元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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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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