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狼商道 (原创)-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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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还是要耕耘，要创造。天底下没有白吃伙食，人人都是“精三儿”。你不愿意“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我也无须死心塌地。我听一位老板批评人事部的干部：“1000块钱请得到的人为什么要花1100块钱？”，要求对人才的市场行情作准确把握。那么，久而久之，人才们也想：“你给多少钱，我干多少‘活路儿’，谁也不亏谁”。
的确，我们要向卖针的老太太学习。一分一分地找，一分一分地攒。你不给我钱，我就不给你针。
再论“世界是懒人创造的”
再论“世界是懒人创造的”
1984年，我刚进广播电台不久就写了篇广播评论《世界是懒人创造的》，列举了自己在乡政府工作时，怎么动员农民采用“免耕法”不薅秧、不理苕藤，还有“种地与养土结合”等先进的种植方法，并由此引发对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及繁文缛节的批评。
“世界是懒人创造的”，其观点肯定不是主张懒惰，而是崇尚科学，崇尚简约，崇尚“借助”，崇尚快捷的思想，在1980年代可以说是一场观念革命。
我喜欢“摸到活路儿象牛一样悄悄干的人”，但我们更应该鼓励“摸到活路儿就喊别人协助的人——所谓‘懒人’。”
今天，“世界是懒人创造的”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人们因为不想起身发明了遥控器；
买不起机动车又不想花力气发明了电动自行车；
因为挣钱太难，习惯于“随遇而安，苟且自乐”；
因为不想承担太多的责任，习惯于“明哲保身”；
因为生娃娃太痛苦，还有人干脆不要孩子。
于是，一个发展的，科学的，文明的，竞争的，还有不少落后的，真真实实的世界产生了。
小时候我最厌烦起早，睡眼惺忪地煮猪草，我给我妈争“猪又不是人为什么要吃熟食？”后来听人说“喂生饲料好”，马上要求母亲我们的猪也喂生饲料，母亲不同意，说“气力干了是有的，累不倒！”。
母亲的勤劳与艾芜笔下的“石青嫂子”一样一半是美德，一半是保守。
也许是身体单薄，体力不支的原因，我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就不断的思索：怎样才能减轻劳动强度，怎样才能少干活儿多收益；怎样才能不用肩膀干活儿？想了很多但很难突破。
后来读中学知道有个牛顿，知道“自由落体”、“作用了与反作用力”、“能量转换与守恒”，这些现象我们劳动中随处可见呐，怎么就没有人去应用去尝试。比如给水井装一个滑轮。
我父亲说：“老子连铁钉都舍不得买，还买滑轮”，的确我们家的许多构筑物都是用竹钉、木钉或者篾条绑扎，11口之家找不出一块像样的木板，甚至偶尔在木匠那里摸摸溜光的木版都像摸玉石一样——凝脂的，浸淫的，洁净的，似乎还是通透的——那是真正的“现代石器社会”心态——石凳、石床、石课桌、石“风拨”、石碗柜等——喜欢木头、喜欢铁器、喜欢牛马、喜欢轮子、喜欢看车、喜欢香味、喜欢烟盒、喜欢牛皮纸、喜欢肥料口袋，喜欢一切带有现代特征的东西。
我问父亲：“牛顿、瓦特四五百年前就在摆弄机械了，为什么我们还在用石头？”
父亲说：“你吃的、穿得、用的，与原始社会有多大差别。原始社会牛多人少，牛帮人犁地驮东西；现在牛少人多，人就是牛”
父亲接着说：“你要想当懒人，多养几头牛啊，但是我们生产队买得起吗？”
我想当懒人，想创造“懒人的活法”——漫说借助机械，借助牲畜的能力都没有——生不逢时啊！
十多年以后，我们一些企业家都还习惯用耍起不领钱的人，而不愿意用停工要折旧的机械——劳动者为此感恩戴德！
“世界是懒人创造的”也许有道理，但很多人都懒不起，歇几天肩上没有担子心头就发慌！
我们批判的自由资本主义“机器排挤工人”是如此，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现代企业也是如此。
我希望中国的老板们还是多想点耍起的人，少去管耍起的“牛”，“少用机器多用人”。
虽然有点心酸，但却是大实话。
第三章 “二元社会”透视（一）
第三章 “二元社会”透视
我读书，不敢奢望功名利禄，仅仅为了吃饭就须皓首穷经，就像城里的专家学者一样——因为我是农民。
因为我是农民，就算穷经皓首也要突破“二元”魔咒。
家纵贫寒也须留“读书种子”
——农村“第二次土地改革”历史根源探索
1973年冬天，一个细雪飘飞的子夜，我扎了个草脚，抓了顶草帽，背起刚喂饱的三只公鸡，随大哥走进去内江的泥泞里。刚出门母亲追到屋外再三叮咛：“不要走大路！”
可是，没走出几条田埂我就跌到了，要知道我当时只有12岁“芦柴棒”一样的身体，加之映着雪光走路又极其晃眼。我没有哭，我们家九姊妹都不常哭，这是遗传。
那个时代，孩子生得越多越光荣，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英雄妈妈”。在老家一带生育总数排前，存活数量第一，全部存活，几十年未伤亡一人，无大病一人，包括直接姻亲。在积贫积弱，每天几两粗粮不见油荤的“食草时代”极为罕见。
父亲是位落难文人，但他的思想并不落难，他常给我们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家国天下，除了国就是家；国的核心是‘忠’，家的核心是‘孝’，如果你们每个人都这样做了，世界大同就有希望”。
父亲的“家国”思想影响了我们一生，使得我们九姊妹几十年相濡以沫，相伴相携，创造了世间罕见的家庭和谐，从而延伸出每一个子女尽其所能创造的单位和谐、圈内和谐以至社会和谐。
猪饲料——厚皮菜煮稀饭，锅中间放一个铁碗，有点米饭就会跳进碗里，这是给若干弟弟妹妹幼儿阶段吃的，五岁以上的哥哥姐姐不会争吃。
生日鸡蛋是每个家庭成员都能享受的一年一个的特殊待遇，但稍微懂事的大小寿星都会把鸡蛋分成几片。
“我生期母落难，妈妈您吃一片”。
“爸爸，驶牛累倒了，您也吃一片”。
总有不懂事的小弟小妹看着流口水，“弟弟、妹妹，给你们吃一点点”。
剩下两小片，一片自己吃，一片放进锅里搅两转。
类似“孔融让梨”不知道有多少宗多少件，由此兄弟姐妹没有红过脸，“有
困难，我！我！我！”，“有好处，你！你！你！”，几十年如一日。
川南的田坝下雨就烂路，脸上刺骨寒风，脚下总也甩不掉的泥巴绑满草脚，两手紫红，步履蹒跚。大哥出于心疼带我走上了大路。
糟糕！马路边房子里亮起了煤油灯。大哥叫我别怕，他读过《红旗谱》，喜欢朱老忠“出水才看两脚泥”。
大哥当年21岁，高大帅气，是“复课闹革命”的初中生，就是文革停课闹革命一段时间后，学校又通知学生复课，说是复课闹革命。如果不是因为家庭成分稍差，大哥早该当兵了，说不定已经提干了呢？有啥法，谁叫自己出生既不是无产阶级，又不是地主资产阶级呢？
据父亲说，爷爷腰系谷草绳，带着几个儿子租地耕种，精心管理，十几二十年攒的钱到解放前夕买了几十担谷子田。一边租地种一边收租谷，故为“上中农”，即贫下中农和地富反坏之间的阶层，属于无产阶级争取的“对象”。当地富反坏及资本家全部消灭以后，“上中农”就属于最落后的阶层了，因此，在机会、困难出现时，“上中农”就是当然的“克服困难”的对象，就像长大后打工一样，机会正式工先得，困难临时工担起。
在早，我也不知道成分是什么东西，只有大哥当兵受阻，我才知道人是分层级的。
由此，我便有意识的把自己划到“农民阶级”的阵营，并且划到连当村干部、当解放军都没有资格或者只能往后靠的那群“低级农民阶级”，为农民做事，为农民代言，甚至想过：如果别人欺负咱太甚，学作楚霸王“取而代之”！
所以那个时候看《水泊梁山》，读到宋江嘶声喝令：“拉出去砍了！”就像阿Q“妈妈的，假洋鬼子，咔嚓嚓！”那般痛快！至于想砍谁，也是模糊的，下意识的。反正不是贫下中农，因为他们也吃不饱饭，他们也每天被蚊子咬，他们家喂的猪还是两三年都喂不肥，他们家喂的孩子也要20岁才长得成瘦筋筋的“大人”，他们的心情也像我父亲一样总是“阴天”。
据母亲说，生我之前能吃的草都扒光了，像我们那一带人均耕地几分的地区，老年人差不多都饿死了，水肿病到处都是，好多农村育龄妇女都“停经”了，我是怎么孕育的她自己都说不清楚。
难怪我身边的同学朋友要么五八五九年，要么六二六三年，就难得遇到六〇六一年——“三年人类灾难”人口出生率骤然大幅度下降，自然增长率为负数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兄弟来到灯前，几个“半截鞋”拦住检查，说我们做鸡生意，要抓我们送公社关“鸡圈”。我心里只是跳。
大哥把一个像领头的“嚗炎老头”拍到一边，据说这老头抓过“壮丁”，还像“卢队长”那样学过官话下过操场。大哥给他说了几句什么，随后从我背篼里抓起一只鸡送过去。
还是鸡有用，“半截鞋”摆摆手，我们过关了。
“半截鞋”就是穿鞋不穿脚后跟，拖起，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的政治“寄生虫”，好吃懒做，不干人事。权势者有难事就让他们出面，就像日本侵华时那些“汉奸”差不多，也跟黑帮那些打手一样，类似抓壮丁的“潘驼背儿”，用王保长的话：“我就是你们家的狗，你喊我咬哪个我就咬那个？”，俗称“狗腿子”，谁掌权他们就帮谁欺负咱老百姓。
后来，我们从内江用架车拉土豆到自贡菜市场去卖，在自贡城里也遇到类似的“半截鞋”。听大哥说，真正的“官”是不会直接给我们打交道的，一般都安排“半截鞋”来理抹，因为这些人能吵能打，如果出了问题“下”了就是。
文革后才知道，这些“半截鞋”以及全国性的法制践踏给我们民族造成了难以弥合的深重灾难。
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万多件，被判刑的达万多人。
仅刘少奇问题就株连判刑几大万，我们被讹一只鸡算啥子呕。如果这些事发生在没有当家人的军阀混战时期你顶多说它是“恶之花”；发生在国民党被撵走，恶霸被枪毙，地富反坏斗得头都抬不起，连我父亲这种“上中农”也已经赶到田坝驶牛去了的时候，那怎么也得给它安个“恶贯满盈”——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一路上，大哥骂了许多话，只有一句我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