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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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聂赫留朵夫尽管早就知道，但现在听来却又觉得很新鲜。他感到惊奇的是，他们这些拥有土地的老爷怎么会看不到这种不合理的事。总管提出种种理由，认为把土地交给农民会损失全部农具，连四分之一的本钱都收不回来，又说农民会糟蹋土地，聂赫留朵夫交出土地会吃大亏。但这些理由反而使聂赫留朵夫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即把土地交给农民，使自己丧失大部分收入，正是做了一件好事。他决定趁这次回乡机会，把这件事办好。收获和出售已种下的粮食，把农具和不必要的房屋卖掉，这些事他让总管在他走后处理。现在他要总管如集库兹明斯科耶周围三村农民第二天来开会，向他们宣布自己的计划，并跟农民商定出租土地的租金。
聂赫留朵夫想到自己坚决抵制总管的意见，准备为农民作出牺牲，感到很愉快。他从帐房出来，一面考虑当前要办的事，一面绕过正房，穿过如今荒芜的花圃（总管住宅前却新辟了一个花圃），走过蒲公英丛生的草地网球场，来到菩提树夹峙的小径。以前他常在这里散步，吸雪茄，三年前漂亮的基里莫娃到他母亲家来作客，还在这里同他调过情。聂赫留朵夫考虑了一下明天对农民大致要讲些什么话，然后去找总管，同他一面喝茶，一面商量清理全部田产的问题。他在这些事上定了心，才走到这座大宅邸里平时用作客房、这次为他收拾好的房间里。
这个房间不大，但很干净，墙上挂着威尼斯风景画，两个窗子中间挂着一面镜子。房间里放着一张清洁的弹簧床，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个玻璃水瓶、一盒火柴和一个灭烛器。镜子旁边有一张大桌子，桌上放着他那只盖子打开的皮箱，箱子里露出他的化妆用品盒和随身带着的几本书：一本是研究刑法的俄文书，还有一本德文书和英文书，都是同一类内容。这次下乡，他想偷空阅读这几本书，但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他要上床睡觉，明天早点起来，准备向农民说明他的计划。
房间的一角放着一把古色古香的红木镶花圈椅。聂赫留朵夫记得这把椅子原来放在母亲卧室里，如今一看到，不禁产生一种奇特的感情。他忽然很舍不得这座快要倒塌的房子，舍不得这个荒芜的花园，这片将被砍伐的树林，以及那些畜栏、马厩、工棚、机器和牛马。那些产业虽不是他置办的，但他知道都来之不易，而且好容易才保存到今天。以前他觉得放弃那一切轻而易举，如今却又很舍不得，舍不得他的土地，舍不得他的一半收入——今后他很可能需要这些钱。于是立刻就有一种理论来支持这种感情，认为他把土地分给农民，毁掉他的庄园是愚蠢的，荒唐的。
“我不应该占有土地。我失去土地，就不能维持这个庄园。不过，如今我要到西伯利亚去，因此房子也好，庄园也好，都用不着了，”他心里有一个声音说。“这话固然不错，”他心里另一个声音说，“但是，第一，你不会在西伯利亚待一辈子。你要是结婚，就会有孩子。你完整无缺地接受这个庄园，以后你也得完整无缺地把它传给后代。你对土地负有责任。把土地交出去，把庄园毁掉，这都很容易，但重新创立这点产业可就难了。你首先得考虑你的生活，决定今后怎么过，据此再来处理你的财产。你的决心究竟有多大？再有，你现在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出于良心？还是只做给人家看看，好在他们面前炫耀自己的德行？”聂赫留朵夫这样问自己。他不能不承认，人家对他的行为说长道短，会影响他的决定。他越想，问题越多，越不容易解决。为了摆脱这些思想，他在干净的床上躺下来，想好好睡一觉，到明天头脑清醒了，再来解决这些目前搅得他心烦意乱的问题。但他好久都睡不着觉，从打开的窗子里涌进清凉的空气，泻下溶溶的月光，传来一片蛙鸣，还夹杂着夜莺的鸣啭和啁啾——有几只在远处花园里，有一只就在窗下盛开的丁香花丛中。聂赫留朵夫听着夜莺的鸣啭和青蛙的聒噪，不禁想起了典狱长女儿的琴声。一想起典狱长，也就想起了玛丝洛娃，想起她说“您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时，嘴唇不断地哆嗦，简直象鸡叫时的青蛙一般。于是那个德籍总管走下坡去捉青蛙。得把他拦住，但他不仅一个劲儿地走下坡去，而且变成了玛丝洛娃，还责备他说：“我是苦役犯，您是公爵。”“不，我不能让步，”聂赫留朵夫想着，惊醒过来，自问道：“我究竟做得对不对？我不知道，反正我也无所谓。无所谓。但该睡觉了。”他也顺着总管和玛丝洛娃走过的路往下滑，于是一切都消失了。
二
第二天早晨，聂赫留朵夫九点钟醒来。帐房派来伺候老爷的年轻办事员，一听见他在床上翻身，就给他送来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和一杯清凉的矿泉水，并向他报告说，农民们正在集合拢来。聂赫留朵夫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头脑清醒了。昨天舍不得交出土地、清理庄园的心情已完全消失。此刻想到那种心情，反而觉得奇怪。他想到当前要办的事感到高兴和自豪。他从房间窗口望出去，看见蒲公英丛生的草地网球场。农民们遵照总管的命令聚集在那里。昨天黄昏青蛙拚命聒噪，怪不得今天天气阴晦。一早就下着温暖的濛濛细雨，没有风，树叶上、树枝上和青草上都滚动着水珠。从窗子里飘进来草木的芳香，还有久旱的泥土的气息。聂赫留朵夫一面穿衣服，一面几次三番往窗外张望，看农民纷纷集合到网球场上来。他们三三两两地走来，见面互相脱帽致意，拄着拐杖，站成一个圆圈。总管是个身强力壮、肌肉发达的年轻人，穿着一件安有绿色竖领和大钮扣的短上衣。他走来告诉聂赫留朵夫，人都到齐了，但可以让他们等一下，聂赫留朵夫不妨先喝点咖啡或红茶，这两样东西都已准备好了。
“不，我还是先去同他们见面，”聂赫留朵夫说，一想到马上就要同农民谈话，竟感到又胆怯又害臊。
他要满足农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愿望——以低廉的地租分给他们土地，也就是说恩赐给他们，可他反而感到害臊。聂赫留朵夫走到农民面前，农民一个个脱下帽子，露出淡褐色的、鬈曲的和花白的头发，以及秃顶的脑袋，他忽然觉得十分狼狈，半天说不出话来。空中仍下着濛濛细雨，农民的头发上、胡子上和长袍绒毛上都是水珠。农民们望着老爷，等他开口，可是他却窘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种难堪的沉默由镇定沉着和刚愎自用的德国总管打破了。他自认为摸透了俄国农民的脾气，并且讲得一口漂亮的俄国话。这个吃得肥头胖耳、体格强壮的人，也象聂赫留朵夫一样，同满脸皱纹、身体枯瘦、肩胛骨从袍子里凸出来的农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听我说，现在公爵少爷要施恩给你们，要把土地交给你们自己种，可是说实在的，你们不配，”总管说。
“我们怎么不配，华西里·卡尔雷奇？难道我们没有替你干过活吗？我们一向很感激先夫人，愿她在天上平安。我们也很感激公爵少爷，他没有扔下我们，”一个喜欢饶舌的红头发农民说。
“我约你们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要是你们乐意，我打算把全部土地都交给你们，”聂赫留朵夫说。
农民都不作声，仿佛没有听懂他的话，或者不相信。
“把土地交给我们，您这是什么意思？”一个身穿腰部打褶长袍的中年农民说。
“就是租给你们，你们只要稍微付些租金就可以耕种。”
“这事太美了，”一个老头儿说。
“但租金要我们出得起才行，”另一个老头儿说。
“给土地还会不要吗！”
“种地是我们的本行，我们就是靠土地吃饭的！”
“这样您也省事些，只要收收钱就行，免得许多麻烦！”几个人同时说。
“麻烦都是你们弄出来的，”德国人说，“要是你们好好干活，能守规矩……”
“这我们可办不到，华西里·卡尔雷奇，”一个尖鼻子的瘦老头说。“你问我为什么把马放到田里，可谁存心把它放过？我从早到晚整天抡镰刀，干一天活好比干一年，夜里放马，免不了打个盹儿，马溜到你的燕麦田里，你就要剥我的皮！”
“你们应该守规矩。”
“守规矩，你说说倒轻巧，可我们做不到，”一个高个儿的中年农民说，他头发乌黑，满脸都是胡子。
“我早就对你们说过，要造一道围墙。”
“那你给我们木材，”一个外貌不扬的小个儿农民插嘴说。
“我原来就想用木头围起来，可你却把我关进牢里，喂了三个月虱子。嘿，这就叫造围墙！”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问总管。
“村子里的头号小偷，”总管用德语说。“他年年在树林里偷树，都被人逮住。你要先学会尊重别人的财产，”总管说。
“难道我们还不尊敬你吗？”老头儿说。“我们不能不尊敬你，因为我们都捏在你的手心里，你要我们长就长，要我们短就短。”
“嗨，老兄，人家是不会欺负你们的，只要你们不欺负人家就是了。”
“哼，‘人家是不会欺负你们的’！去年夏天你打了我一记耳光，打了就打了，还有什么话说呢！跟有钱人没法讲道理，这是明摆着的事。”
“你做事只要守法就是了。”
就这样展开了一场舌战。交战双方都不太明白他们在争些什么，说些什么。只见一方满腔怒火，但因恐惧而有所克制；另一方明白自己地位优越，大权在握。聂赫留朵夫听着他们的争吵，心里很难受。他竭力想使大家回过来谈正经事，商定地租和付款期限。
“那么土地的事怎么办？你们愿意不愿意？要是把全部土地交给你们，你们出什么价钱？”
“东西是您的，价钱得由您定。”
聂赫留朵夫定了一个价钱。尽管他定的价钱比附近一带的租金要低得多，农民们还是嫌高，就开始还价。聂赫留朵夫原以为他定的价钱人家会高高兴兴接受，不料谁也没有表现出丝毫满意的样子。聂赫留朵夫断定他定的价钱对他们有利，因为在谈到由谁来承租的时候——是由全村农民来承租，还是成立一个合作社来承租，——农民分成两派，争论得很激烈。一派是想把劳动力弱、付款困难的农民排挤在外，另一派就是那些被排挤的农民。最后亏得总管出力，才讲定了价钱和付款期限。于是农民们就吵吵闹闹地走下山坡，回村子里去，聂赫留朵夫则同总管一起到帐房去拟订租约。
聂赫留朵夫的愿望和计划都实现了：农民得到了土地，付的租金比附近一带要低三成；他自己从土地上所得的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但对他还是绰绰有余，何况他卖掉树林、出售农具都有进款。看来一切都顺顺当当，但聂赫留朵夫总觉得有点羞愧。他看到，农民中间尽管有人对他说了一些感激的话，他们并不满足，而是指望更多的好处。结果是他自己吃了大亏，却还没有使农民满足。
第二天，在家里订了租契，签了字。聂赫留朵夫在几个推选出来的老农护送下，怀着事情没有办完的惆怅心情，坐上总管那辆被出租马车夫称为阔气的三驾马车，同那些脸上现出困惑神色、不满意地摇头的农民告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