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3届-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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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人家手里塞钱，一点儿不知道心疼。儿子是他最要防范的人。这孩子心眼儿活，卖百货每个月进钱都不少，他看着心里欢喜，将来儿子比自己有出息，对这一点，他深信不疑。问题在于家福太不安分。本来只要爷俩这么搞它几年再赚个十来万的，没什么问题，但家福偏偏要变着法地琢磨着把攒得的这笔钱拿来办工厂。工厂是这么好干的？国家现成的厂房，现成的机器设备，现成的原料、人力都那么费劲巴拉的，你一个个体户，靠着几万块钱就能搞出名堂？他费了不少口舌说服儿子，儿子却仍绝不了办工厂的念头。他只好垄断了全部财产。儿子的买卖也得向他报账，收入一笔笔地上缴，他查不出儿子的账上有什么毛病，但心里老怀疑儿子跟他打埋伏，这小子能跟顾客赚钱，谁能保证不赚他老爹？
　　“你亲眼见那条牛仔裤只收了十四块钱？”他抬眼问老伴。儿子的话，他不大信，明明可以赚七块，却只赚了三元。
　　“我说你少疑神疑鬼的好不好？省点脑子多活几年吧。钱是我收的，还能错了？”
　　“噢，噢。”他不再追问了。老伴是他派出去的监督员，她的话，他还信。
　　万老头把铁匣子放进大木箱的棉裤裆里，盖上盖儿，又用把大锁锁上，这才轻松地喘了口气。
　　“家福还没回来？”他又问。
　　“回来你能看不见？就那么巴掌块地方。”老伴儿不耐烦地顶他一句。
　　“我是怕他回来不进家，又跟门口的胡聊天，把时间全耗在嘴上。”
　　他站起身，拿毛巾擦把汗，开始准备明早的买卖。他打开电冰箱，拿出一个塑料篮子，扒拉着里边的鸡蛋问老伴：“这有多少斤？”
　　“三十五斤。”
　　“个儿大了点，跟你说过了，得买那一斤十三四个的，这么大的，一斤也就十一个。”
　　“嫌大以后你自个儿买，人家送来的就这么大，你不要？到自由市场上看看去，那鸡蛋一斤顶多八九个。”
　　万老头没词儿了。他小心翼翼地把鸡蛋一个个拿到明儿摊煎饼时用的小柳条筐里。他摊煎饼有三着偷手：一是量上，面里兑水兑得稀，摊得薄；二是质上，绿豆面里掺点儿白面、玉米面，而且比例越掺越大；三是在鸡蛋上下功夫，一角二分买进的鸡蛋卖一角九分，用个鸡蛋就有七分的赚头儿。他算计着自个儿的煎饼摊地处位置好，早晚上下班的人流不断线，尤其早晨很多人怕上班迟到，不敢进早点铺去挨个儿买果子，便到他摊上来买煎饼果子吃，有的人还专爱吃这一口。所以万家的煎饼摊买卖兴隆，不在乎质量不质量，每天都赚个二三十元钱，四季旱涝保收，没有例外。
　　“早上广播预报了，这两天有暴雨，你看咱这门槛是不是得再加高点儿？”老伴儿不放心地看看那半尺高的水泥门槛。
　　“我看用不着。雨水小进不来。雨水大，一尺高都白搭，去年宝柱砌了一个高门槛，不照样进水没辙儿。”
　　老两口儿说是说，还是齐心合力把一袋袋豆面，怕水的东西全放到屋子里搭的两层小阁楼里。
　　门砰地被推开了，万家福兴冲冲回来。白衬衫湿透了，贴到身上。进了门先奔水缸，一铁瓢水咕咚咕咚进了肚，立刻又变成汗刷地从汗毛孔冒出来。
　　“都几点了，才回家！天天晚上净去干嘛了？”万老头数落着儿子。自打那天晚上他为儿子在胡同口瞎吹牛，打了儿子几巴掌，儿子一连两天没再理他这个爹。那巴掌重了，父亲想，当着邻居的面，打了他，他能不记恨？别看儿子蹲过大狱，面子照旧薄着呢。今天，父亲先开了口，这就等于主动向儿子赔不是。一条裤子，少赚四元，准是怄气呢，老是这么怄下去，三百四百的就全跑了。
　　儿子抹抹嘴，没吭声，打开电扇吹风。
　　“明天闹不好要下雨，旁边屋那货包垫起来没有？不然雨下起来，灌进屋，货可就全糟蹋了。”
　　儿子还是没吭声。
　　家福妈怕儿子又把他爹惹急了，这老东西低次头也不容易，赶紧说：“家福，你爸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气象预报报的可是暴雨，我看你还得垫高几尺。”
　　家福还是不吭气。他早摸透了父亲的脾气。他来了火，你别理他，来闷的，他就服软了。
　　“我是为你好，你个孩子家懂嘛！我可是经过的事多了，办事要牢靠，听老的话，吃不了亏，不然，你闯了祸，受一辈子罪。”万老头忍不住，还是想与儿子说话。
　　“为我好，就别管我。”家福终于接了话茬子，他听出父亲的话头子软了。
　　“看准了屁！国家的政策你有准儿，卖煎饼，搞点小买卖，什么时候不让干了就收摊。本钱小，吃不了大亏。你卖他买，两方便。不偷，不抢，不剥削谁。办工厂行吗？你一个人干不了，就得雇人。雇人，你就得养活他，人家还得说你剥削他，这不明摆着的事嘛。今天国家允许，明天就不见得，工厂大了，来个公私合营，过几天又没收，你不信等着瞧。几年工夫搭进去不算，你投的几万块也得白搭进去。一分钱收不回来，收回来的就是一顶剥削分子的大帽子。”
　　“我认了。”家福闷声闷气地说。
　　“我不认。”家福爹比儿子的声音高八度，“一分钱不许动！”
　　“那，咱们分家！我挣的那份归我，你没权干涉！”家福也硬了起来。父亲打他从来是当着外人打给别人看，以显示他做父亲的威严，在家可从不碰他一个手指头。
　　“混账！家里哪儿有钱？！”万老头这话是嚷给别人听的，对门宝柱妈瘫在床上，耳朵可没聋。她要听见了让宝柱知道了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小子不是东西，真要起了贼心，能连窝端了你。他赶紧压低声音，“你小子死了心，我活着，你就一分钱拿不走。”
　　“算了吧您，血汗钱？我办工厂赚钱比您赚得干净，赔钱赔个心甘情愿。”家福笑着瞥瞥他父亲。
　　“我赚的钱怎么不干净？你说！你个小混账，小王八蛋！给我滚！”万老头最怕人说他买卖不地道。没想到外人没说他，儿子却拿这话来戳他心窝，他火了。
　　万家福拍拍屁股起身出去，今天反正说不通了。
　　做买卖，虽然赚头大，但他总觉着不光彩。人家生产出来的东西，你去折腾，从中赚钱，这钱挣得不硬气。父亲那种赚法更没劲儿。他要生产产品，要看着那些没用的材料在他手里变成抢手的商品。但父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私人企业，雇工不可避免，剥削也无法摆脱。他却想摆脱，先按股份分工，等投资收回了，再缴还股东，让工人们都成为股东，再研究制定新的分配方案。比如上缴完国家税收，扣除生产基金，剩余利润一律采用岗位工资加利润提成奖分掉，真正做到按劳取酬。他只掌握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所有权自然过渡到集体所有制，每个工人都是工厂的主人，这样或许能摆脱那两个可怕的字？他脑子里出现一个乌托邦。但最关键的问题是政策会不会变，私人企业现在开了口，又能维持多久？他并不怕收归国有。真能收归国有，还正说明他的企业干得像回事儿了。他担心的是那顶帽子。他可不愿意干个几年、十几年给头上来顶剥削者的帽子戴。“文革”期间，他家没有被抄，就因父亲是个体劳动者，头上没那顶帽子！可他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背上就有个无形的包袱，这全因为爷爷头上有那顶帽子。搞社会主义，今后还会不会有那种帽子？这个风险太大了。政策不变，万家福自信能成为当今中国一个财力雄厚的实业家。怕就怕没干几年就变，那他可就成了身败名裂，分文不值的坏蛋了。
　　他走到胡同口。马路边和马路上，三三两两坐满了乘凉的人，一帮子闲人。他转身朝张义民家走去。他和张义民是同学，关系不密切，但也没闹过别扭。张义民在政府工作，或许他能对政策看得准些。
　　张义民家里亮着灯。门上挂着个门帘。他敲敲门。
　　“谁呀？”是张义兰的声音。
　　没想到义兰今天在屋里，每天她都是马路边闲聊的常客。万家福一阵心跳，想悄悄溜掉。又舍不得放弃这次与张义兰单独谈话的机会。他没答话，咳嗽了两声。
　　里面没再问，咣当一声，门插销打开了。
　　万家福推开门，屋里一阵热气夹着香脂气。
　　外屋没有人，他便向里屋走去，里外屋不过隔着层木板墙。
　　“哎呀！”张义兰突然尖叫起来。
　　万家福愣住了。张义兰穿着一条粉红的短裤，上身裸着，正在擦澡。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是找义民……找你哥问个事。”他的血一下子涌到脸上。
　　“你，你快给我出去！”张义兰用毛巾挡住胸脯，又羞又急。
　　万家福这才醒过味来，赶紧退到外屋。
　　“谁让你进来的，他又不在！”义兰气恼地在里屋喊。
　　“我敲了门，见门开了，就进来了。”家福慌忙解释。
　　“我以为是我哥呢，他就爱不答话光咳嗽。”
　　“对不起。”家福见义兰口气软了下来，心里才不那么乱扑通了，他生怕义兰把今天的事和他过去那块病联系起来，那可就全完了。
　　“我哥上高伯年家去了，天天不到十二点不回家，你走吧。”她下了逐客令。
　　瞧这口气，高伯年家、市委书记在她嘴里就像是提到她菜店一个售货员的名字。
　　“义兰，”万家福迟疑了一下，决心把话说出来。“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那你到外边等着去，这要叫人撞见，算怎么回事。”
　　“好，好。”万家福答应着退出屋去。屋外一丝凉风吹来，他才发觉自己不仅身上全都是汗，连手掌心里也湿漉漉的。他蹲在小院门口，想着一会儿怎么张口。含蓄些，怕没个结果，直截了当，又怕她接受不了。他好恨自己，要不是那次“失足”造成千古恨，他什么样的女朋友找不到！何必为她，弄得魂都没了。
　　他，不该明知道那个女孩子是下过水的，还单独找她谈话，不该控制不住自己，不该……不该的事情多着哪，偏偏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
　　她那会儿可能是疯了，突然发狂般地吻他，他感到一阵眩晕，又有一股急待发泄的欲火，但他克制着，一动不敢动。她是一个十六岁未成年的学生，但比自己的老师还懂得性，他害怕，却又舍不得推开她，想在那狂吻下多醉一会儿。她突然拉灭了灯，把他的手拉向她，他的防线崩溃了，经不住这巨大的诱惑。正在他的快感得到放纵之时，他被抓住了。被到学校来寻找她的哥哥当场抓获。他成了强奸少女犯。
　　他感到无地自容，从一个人民教师到一个罪犯。
　　直到成了罪犯，他也没有见过女人的身体。今天，无意之中，他看到了，虽然只是一闪，却印象鲜明，使他脸热心跳。他这会儿蹲在门口，想着一会儿该说的话。但却总是恍恍惚惚，拢不住神儿。
　　“进来吧。”张义兰在屋里喊他。
　　万家福慌忙起身走进去，见她穿上了一件红底白碎花的没袖连衫裙，一头黑发披散着，正在梳头。
　　“什么事？说吧。”
　　“小兰，”他讷讷地说，“我，我想办工厂。”话一出口，不知怎地变成了这个。
　　“你跟我说了八百遍了，钱弄足了吗？”
　　“钱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