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白血红-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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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多月里，除渤海军区翻了一只船，5军分区副司令员石潇江等30余人牺牲外，其余全部安全到达目的地。
还有段插曲。
3师2团特务连的帆船进入老铁山水道前，迎面驶来一艘国民党军舰。大家钻进船舱，只留几个穿便衣的干部在上面观测情况。1挺马克辛重机枪和4挺轻机枪，悄没声地架好了。船老大喊了句“去大连运梨的”就过去了。
大多船只都有这种插曲。对付办法，先是尽量躲避。渔船小，军舰大，易先发现对方，也易躲避。躲避不了，只留便衣人员在船上，由船老大与之对答。这一带往来渔船、货船很多，很容易混过去。
更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缺乏警觉，没想到共产党会如此大闯关东。
1946年后，往来山东和辽宁运送伤员、干部、家属和各种资材的船只，不时有被国民党军舰击沉和拖走的。
“向交通要道进击”
陆路闯关东，要比海上艰难困苦得多。
最苦的，是黄克诚的新四军3师。
9月下旬，3师所属四个旅和三个团分为左右两路纵队，陆续从盐阜、淮海地区出发，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4省，历时60多天，行程3千多里，到达锦州地区。
过度痛苦使人沉默
某军原副军长黄达宣，像瞿文清一样，是从战士、战斗小组长。
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一个台阶没落当到副军长，然后离休。他们身上的伤疤，他们荣获的军功章，也几乎相等。而且，他们都是在黑土地上成为战斗英雄的。
比瞿文清大两岁，高出一个头的离休将军，白发，浓眉，目光平易，温和中透着果断与威严。一口地道苏北口音，思路明晰。敏捷，谈叙像瞿文清一样简洁、明了，没有一个在官场听惯了，似乎能够显示身份、尊严和气派的“嗯”、“啊”之类。
他是江苏泗阳县刘集乡人。17岁那年，父亲患一种病，吃不下饭。他不知道那叫食道癌，庄稼人都不知道。临死前，父亲让把家产卖了还债，母亲到姐姐家去，儿子自己去闯荡活命。
往哪儿闯荡是不言而谕的。村东百十里处是鬼子中心据点，外边是伪军，再外边三不管地区是土匪天下。刘集人混不下去了，就去当土匪，这是老辈传下的规矩。有股最大的土匪，头子就是他们黄姓人，这是父亲临终遗言，做为儿子，即使一辈子都和父亲对着干，这句话是必须照办的。
母亲哭天抹泪不同意：咱黄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人哪，可不能吃这碗饭呀！
再一条路是投八路。老百姓叫新四军也叫八路，对共产党也叫八路，八路也叫共产党。鬼子汉奸说八路是“红胡子”，“共产共妻”。一次听说八路来了，人们哭爹叫娘这个跑呀。回来后，家里一样东西没少，院子还给扫了。老年人说，八路好是好，怕是成不了气候。他倒没想成甚麽气候，只是听说八路纪律严。庄稼人最受不了这个“纪律”。当土匪就随便，吃得也好。
人老了爱回忆。无论尊卑，走到这一步，都能回忆出貌似偶然的一个或几个巧合来。
决定黄达宣后来闯关东，今天又在关东安度晚年的人生的第一个巧合，是刘集乡一个出了五服的当保长的堂哥的一句话：当八路给你一斗小米，堂哥黄达芝早就劝过他。帮助料理完丧事又劝他，还是投八路吧，投八路给你家一斗小米。小米的魅力加上母亲的旨意，于是，他就扛上一支没有准星的老套筒，成了全村的第一个“红胡子”。半年后，另一个投八路的刘集人告诉他，那斗小米真给了，还说黄达芝就是八路的人。
瞿文清不知道喝他烧的水的那拨扛枪人是干甚麽的，只知道那拨人是被八路打垮的。按照“阶级斗争”观点，那几天历史是算不得清白的。而本文另一位主人公黄达宣，若不是一斗小米，竟险些当了土匪。
笔老还听过这样的故事。哥俩揭不开锅了，门口正过队伍，弟弟说，跟他们走吧。哥哥说你先走，我去趟茅房就撵你。结果，弟弟参加了红军，哥哥跟“白狗子”走了，从红领中时代开始的一个相当长的人生阶段中，笔者一直相信这些老革命当初就是为了革命，解放天下受苦人，实现共产主义，坚定不移地走进革命队伍的。
更不知道还有那麽多逃兵。
黄达宣扛着一挺捷克式闯关东时，是独立旅1团1营1连1排1班1战斗小组小组长。
第一步动员到陇海线作战。过了陇海线动员到临沂地区作战。到济南西边，说临沂敌人由山东老大哥部队打了，我们到平津之间去作战。从杨村过了平津岸铁路插向玉田，快出关了才正式动员进军东北。
原沈阳军区工程兵副政委胡可风，闯关东时是10旅29团宣传干事。老人说，从苏北出发时，动员口号是：举行大反攻，向交通要道进击，向大城市进击！进大城市还不高兴？日本投降了，也该进大城市逛逛了。过平津铁路前还算稳定，快到王田时，一些“瞎参谋”就嘀啁咕上了：一个劲地走，这是去哪儿呀？是不是去东北？苏联“老大哥”在那儿，都是共产党，大概去得。可东北太大冷，咱南方人到那儿受得了吗？
正式动员和山东一样，讲东北多麽好，大豆有多大个，高粱米营养多麽丰富。出冷口一看，都是荒山秃岭。再一吃高粱米，有人就端着饭盆去问医生：你说高梁米营养多麽丰富，你怎麽不吃呀？
苏北新四军在辽西瞅看高梁米，愁眉苦脸不动筷。山东八路军在辽东瞅着高梁米，“吧嗒吧嗒”掉眼泪儿。
瞿文清那个连到辽阳后，没米没菜也没炊具。司务长说咱们下馆子去。大家乐坏了，一路上见不少城市高楼，虽没进去也开眼了。这回要下馆子，看看这关东馆子几个盘子几个碗。进屋规规矩矩坐下，每桌端上一大盆红眼高粱米饭。大家你瞅我，我瞅你，就是不想动筷。
黄达宣几乎是在平生第一次吃高梁米饭时，才明确自己是到了关东的。
不是他不爱思想，实在是他大累了。
最苦最累的，就是像他和瞿文清这样的人。
“是兵不是兵，背上四十斤。”他是机枪手，1挺捷克式，250发子弹，背包，粮袋，加一起有60斤。机抢本是3个人轮流扛的，那两人个小，大部份时间他都扛着。后来抽出个人帮病号背枪，那机枪就长在他肩上了。
开头每天60里左右，逢上雨天还能休息。过平津铁路后就加快了，每天百里以上，下小雨也走。他不知道山海关已经打上了。但他知道是有情况了，明白这个能凭空生出许多力量。有的人却愈发不行了。他就把米袋、步枪甚麽的，再往自己肩背上堆。
关键是休息不好。
行军最重要的是不掉队，不减员。干部神通再大，也关照不过来。靠谁？靠骨干，靠黄达宣和瞿文清这样的活跃在最基层的骨干。
他有两个“巩固对象”，一个叫唐大荣，一个叫唐维民。唐大荣30多岁，全班年纪最大。他打仗好，挺勇敢，就是“家庭观念重”，爱发个牢骚，那牢骚大部与老婆孩子有关。唐维民16岁，文弱得像个书生，一天说不上几句语。他堂公在苏北出发前跑了，连里去找没找到，把他拉来顶替。连里再三叮瞩，要他“承包”这两个人。后来，唐大荣当了排长，打天津时负伤；唐维民当了副连长，在朝鲜二次战役时负伤。负伤后再未见过，至今也不知在哪里。
每到宿营地，他就对二唐说：你们累了，歇着吧。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别跑了，有人盯着哩”。说完就去找柴禾烧水，烧好再给端过来。洗脚是行车中第一件大事，比吃饭都重要。洗完了，谁脚打泡了，再帮着挑泡，穿上马尾巴。有时这一切做完了，自己脚未洗，饭未吃，倒那儿就打上鼾了。醒来后，冷丁一下，看看二唐，有时就想：要跑这不是早跑了吗？
黄达宣和瞿文清都说自己从未动过开小差的念头。开头，瞿文清是觉得有碗饭吃，黄达宣是记着那斗小米。后来，是觉得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对咱好，咱得对得起人家，不能让人家难心。
二唐对他挺反感，觉得他是个“特务”。他也觉得这个角色很尴尬。逐渐地，都不这样想了。一个大哥，一个小弟，加一块劲头也不比他大多少，这些事情本来就该他干的。后来二唐一提起闯关东，就说感谢他。他说：我应该感谢你们。
从苏北到关东，从长白山到海南岛，谁应该感谢谁呢？
原63野战医院院长吴振淮，当时是独立旅医政干事。
医政干事两项工作。一是当医生，看病。二是负责医务人员的提升、调动。哪个医生牺牲了，哪个看护班长可以提起来，向组织科写个报告，主要还是看病。
闯关东路上，比较多的疾病是打摆子。
闯关东前，独立旅南下浣江，那里是疟疾流行区。
这是一种急性传染病。不发作时是好人，发作起来忽冷忽热。冷得发抖，几条被子压不住，热时发烧可达39度、40度。发作后大量出汗，头痛，口渴，浑身无力。上午8点多钟，下午3点多锺，最爱发作。
正是行军的时候，照样走。
配有马匹的干部，马都让给病号了。重病号骑马，轻的把枪枝、弹药、背包、粮袋放到马上，人步行。再选些身强力壮的战士，排成一路纵队，每人中间夹个打摆子的，用绳子捆在腰上联成一串。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抓着绳子，连拖带拽地往前挪。那情景，就像电影上国民党抓的一串串壮丁。
不是亲身经历，谁会想像得出闯关东大军中，竟会有这样一支队伍！
一忽儿冷得哆哆嗦嗦，一忽儿烧得迷迷糊糊。脑子里好像全是空白，又好像被铅样的东西灌满了。甚麽知觉都没有了，这个世界仿佛都不存在了，却知道向前挪动脚步，一步，一步，就像踩在棉絮上。
后来，这个队列的指挥官——医政干事吴振淮也打起了摆子。
老人说：讲讲别人还行，我自己是怎麽走过来的，记不得了。
老人说：若不是互相帮扶着，谁也走不过来。
离休前是沈阳市农机局副局长的李少英老人，闯关东时和郑绍华是同班战士。“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他是假党员。郑绍华听说了，寄去一份证实材料，10年内乱后，老战友重逢。
郑绍华说：我若不用脑袋担保，你就叫人打死了。
李少英说：闯关东我不替你扛枪，你早就压死了。
那时候，郑绍华16岁，又瘦又小，还不到90斤。
一些老人说，刚上路时，歌声不断。一路行军一路歌是我军传统，后来可就唱不动了。怎麽鼓动也唱不起来了。
大地是黄褐色的，军装是灰色的，一支支灰色的队伍，在黄褐色的大地上默默地流动着，像一部无声电影。一队队大雁逆方向从头上掠过，抖落一串串清脆的“嘎嘎”声，溅不起一丝回音，适度痛苦使人喋喋不休，过度痛苦使人沉默。
食为天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闯关东大军先行的是筹粮官。
10旅29团先行的，是粮秣股长张文星和他的筹粮队。
从苏北出发后，他率领25人的筹粮队，每天提前大部队两天左右出发，沿预定行军路线筹备粮草。闯关东如此，大部队行军都如此，平型关战斗后参军，离休前为某军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