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皇后-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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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两个条约的规定，日本商人在朝鲜通商口岸除交纳为数不多的船税外，一切商品可以免纳关税（输出输入税），日币可以在通商口岸自由流通，朝币可以由日本人随意带回日本。这就意味着，从此，日本商人可以把资本主义商品无限制地输入到朝鲜，可以用日币随意掠夺朝鲜的财富。另外，日本人还把低值的朝鲜货币大量带回国内，用作日本货币的原料，从而使朝鲜经济陷入混乱和破产的境地。
关税自主是近代国家独立的重要保证，在近代历史上，国家间缔结通商协定不规定关税者是朝鲜仅有的事例。无关税贸易不久就成为朝日两围争执的焦点之一。朝鲜政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并采取补救措施。1878年8月，朝鲜政府决定在釜山以北的豆毛镇设关，对进入内地的日本商品征税，并拟定《定税册子》。
这引起与日本的正面冲突。同年11月和次年3月，日本政府派代理公使花房义质两度率军舰抵釜山示威，强行要求中止征锐和赔偿“损失”。日本驻釜山管理官与日舰“凤翔”号舰长凶相毕露，公然持剑刺伤朝鲜东莱府使尹致和与办察官昔运。
日本代理公使花房义质带领军舰，继续对朝鲜海岸进行详细测量和侦察，自行选定通商口岸。朝鲜政府曾暂定咸镜道的北青和全罗道的珍岛为通商口岸，但遭到日本拒绝。日本人选定的是，永兴湾的元山和作为首都门户的济物浦（仁川）。这两个港口不单在经济上，而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十分有利于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因此，他们硬要朝鲜政府开放这两个港口。
对此，朝鲜人民坚决表示反对，并进行了斗争。这—时期，接连不断地发生了群众向日本驻朝公使和公使馆投掷石头的事件。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封建政府一度也想拒绝日本的要求，但结果还是屈服了。1879年5月闵氏政府首先开放了东海岸的元山港，1880年，仁川亦被开放。
这样，以江华条约为转折点，在日本资本主义的逼迫下，闭关自守的朝鲜终于开放了门户，封建统治阶级想把封建朝鲜与世隔绝的迷梦，也化为泡影了。从此，朝鲜使由封建社会一步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客观地讲，闵氏政府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既是主观上向外部寻求支持，在内部抑制政敌的需要，又是客观上屈服于日本侵略势力和宗主国清王朝外交压力的结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这种做法在策略上并无不可，在历史上也多先例。但当时的朝鲜李朝，无论在军力、经济力还是在统治集团的对外认识上，都不具备主体开放的条件。结果，闵妃一派无异于开门揖盗，使日本获得了包括开埠通商、建立居留地（租界）、领事裁判、商品免税、测绘朝鲜沿海等一系列特权，并为尔后日本侵略势力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方便。
如果说大院君的锁国政策是消极愚昧的保守主义，那么闵氏政权的非主体性的开国政策则是屈服于侵略者压力的妥协主义。保守主义造成国民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强化了妄自尊大的文化心态，妥协主义则拱手送出了国家主权和挫伤了民族尊严，两者都不利于朝鲜社会的正常进步与发展。
随着《江华岛条约》的签订，朝鲜半岛日益成为西方与东亚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的场所。在西方列强中，美国成了最早进入朝鲜半岛，迫使这个东方古老王国向西方世界敞开大门的国家。
19世纪70一80年代，美国的远东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坚定地退出与欧洲列强的联合，转向和日本合作和支持日本。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是因为美国当政者认为日本握有开启东方的钥匙。《江华岛条约》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对朝鲜的欲望和野心，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对《江华岛条约》的缔结表示祝贺，之后立刻作出反应，希望以日本为媒介，接近朝鲜。而日本则以其在朝鲜取得的特权为筹码，要求美国修改它加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
1878年美国政府任命海军提督R．w薛斐尔到远东执行“特别商务使命”，同年12月，薛斐尔率舰离开美国。薛斐尔当时是有海军准将军衔的美国著名将领，和狂热的对外扩张主义者，幻想着成为“隐土王国”朝鲜的叩关者，而被载入史册。他认为海军实际上是商业的开拓者，美国商人需要经常得在旗舰和枪抱的保护下，对付“野蛮种族”。正是由于他强烈地鼓吹，利用海军推进美国同世界上不发达地区，特别是中国和朝鲜的贸易，才被选中执行这一特殊使命。同时，因为朝鲜的战略位置，谁侵入她的领土，谁就对中华帝国拥有一个开放的门户，也是对列强们巨大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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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斐尔抵达日本长崎后，由于当时日本代理公使花房义质，正与朝鲜政府谈判元山、仁川开港问题，日本政府以直接出面斡旋，对正进行的谈判多有障碍为理，拒绝充任美国进入朝鲜的向导，但是答应让日本驻釜山领事为薛斐尔周旋。当薛斐尔到达釜山后，釜山府使拒绝接受美国书函，薛斐尔无奈重返日本。通过其他渠道仍无所得之后，薛斐尔开始怀疑是否过高地估计了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并对日本的真诚发生了怀疑。
薛斐尔随即走访了中国驻长崎领事馆，要求清政府协助。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打破日美勾结共谋朝鲜的态势，牵制日本在朝鲜的扩张，遂致函邀薛斐尔访问天津。
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曾经一直梦想着“联东方形势”。但是1874年日本武装侵略台湾事件，1876年《江华岛条约》事件，1879年日本将中国藩属琉球改为冲绳县事件，使李鸿章看到了日本的野心，认为来自东方的侵略远较西方的侵略更为可怖。因为西方国家这时的兴趣与野心，并不象日本那样集中于领土的侵略。此时，清王朝的对朝方略，在自利主义支配下，由“息事宁人”演变为“以夷制夷”，即劝说朝鲜与西方各国订约通商，以欧美列强牵制日本，达到既不使日本独吞，又把朝鲜问题国际化，使朝鲜作为保护清王朝的战略缓冲区。自1879年起，李鸿章就不断密函朝鲜统治层中的有势力人物，劝说他们接受“以夷制夷”之策。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鸿与薛斐尔在天津会见。最后，李鸿章答应派信使带一封相当起作用的信，帮薛斐尔进入朝鲜。但是由于当时美国政府仍坚持通过日本与朝鲜定约，薛斐尔不得不返回美国，准备说服政府改换渠道。
就在薛斐尔离开远东返回美国前后，李朝政府的外交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到了1880年10月初的时候，已经决定与美国订约。
迫使朝鲜转变对西方国家政策的基本动力，是日本对朝鲜压力的加强，大清国李鸿章的劝说，以及朝鲜逐渐沦为日本独占势力范围，所引起的对朝鲜社会生活的巨大震动。
从江华条约缔结到l882年，朝鲜的对外贸易一直把持在日本手中，由日本商人输入到朝鲜的商品急剧增加。他们利用无关税贸易、日本国货币在朝鲜开放港内自由流通等特权，迅速地控制了朝鲜的金融，1878年，日本第一银行在釜山设立了分行，在元山、仁川、汉城、木浦、南浦和群山设立了支行与办事处；1881年，日本第十八银行在釜山和元山设立了支行。
通商口岸开放前，在1875年度的朝日贸易额中，朝鲜对日本的出口额为73450元，来自日本的进口额为45271元，进出口总额为118721元。在通商口岸开放后，1881年度的朝日贸易领急剧增长，朝鲜对日本的出口额为806000元，来自日本的进口额为1148000元，进出口总额为1954000元。这就是说，贸易总额约增长了约26倍，尤其是朝鲜进口商品总额增长了约26倍。虽然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还主要处于转卖欧美商品的阶段，但是，无论是欧美商品或是日本商品，这种资本主义商品一经流入朝鲜，都起到了破坏朝鲜封建经济的重炮作用，从而使一直依附于自给自足封建经济的朝鲜人民的生活日趋贫困。
同时，日本还很快地垄断了朝鲜的对外出口。日本以不等价的交换方式，从朝鲜大量进口农产品和矿产品，明显地带有资源掠夺的性质。
综上所述，至80年代初期，朝鲜不仅成为日本和西方工业品的销售市场，而业成为日本的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产地。
同时，朝鲜开国及其经济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客观上刺激了朝鲜民族工商的发展。开港后，朝鲜的商业发展迅速，商业资本的积累增加很快。于是，朝鲜出现了一批有名的巨商，朝鲜社会中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不断扩大，传统的封建社会近一步解体。
朝鲜经济与国际市场相联系，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和信息量，促进了沉睡的人们逐渐觉醒，朝鲜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形成。朝鲜政府开始争取修改不平等朝日条约的免税贸易条款，以维护朝鲜的关税自主权。
同时，日本政治上对朝鲜的影响在步步加强。例如日本通过开展邀请朝鲜绅士访问团和招待修信使外交，在朝鲜社会上层培植亲日势力，派遣日本军人训练朝鲜新式军队——别技军，以控制朝鲜的军队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在于增加朝鲜政府各权力机构的亲日倾向。但实际上，日本以奴役朝鲜为目的的政治外交与经济扩张，只能促进朝鲜社会的民族精神，助长朝野中有识之土努力寻找排除日本威胁、争取民族独立的途径。
作为高宗十七年日本开展朝鲜修信使招待外交对象之一的金弘集，则扮演了引导朝鲜国王走向了“以夷制夷”的外交道路，给朝鲜政治外交史以很大影响。
1880年，为解决日韩间仁川开港、禁输米谷与改正海关税则等悬而未决的问题，礼曹参议金弘集率领朝鲜使团离开汉城，抵达东京对日交涉。交涉失败之后，曾多次访问中国驻日公使馆，与清政府驻日公使何如璋、公使参赞官黄遵宪就国际大势、朝鲜的外交政策诸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之后，何如璋命黄遭宪撰写了《朝鲜策略》一书送给金弘集。《朝鲜策略》是清政府内李鸿章、丁日昌与张之洞见解的综合，主旨为，利用欧美诸国对朝鲜的利益均沾政策，抵制俄日两国的侵朝企图。清朝出于一己之私，在《朝助策略》中提出了“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的路线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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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时金弘集对黄遵宪的见解产生了强烈共鸣，认为朝鲜的锁国制度既然已被打破，就不能回避与欧美列强开始国交；而且列强的利害也未必—致，痛感朝鲜为本国的和平和利益计，必须确立适当的外交政策。
金弘集回国之后，立即将《朝鲜策略》和自己撰写的《修信使记录》上呈高宗，建议联合列强对抗俄国。高宗为此事召见了重臣，以领议政李最应、左议政金炳国为首的内阁重臣
们全无异议，一致认为依目前国际情势判断，朝鲜孤立已不可能，决定以通交、柔远的方针对付列强。
朝鲜政府派密使东渡日本，请清驻日公使何如璋出面斡旋，与美国通交。何如璋遂访问了美国公使平安，并向美国公使“出示了将由朝鲜提交美国的条约草案”。但是，由于平安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授权，末接受何如障的提议。到了1880年末和1881年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