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彪夫妻二人合著传记:印记-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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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看他的手，而是要求他把嘴张开呼气。他“嘿嘿”地笑着想抵赖，我却坚决不让步。于是他把嘴张成“O”形，不呼气，而是瞪着眼夸张地往里吸气，吸满了气便“嘿嘿”地笑起来，算是承认了一切。
在我的追问下，他从头老实交代。手术后第一次吸烟是在寒冬腊月，他穿戴周正，假装出去散步，哪想天太冷，身体又禁不住，只好猛吸两口就赶紧往家返。
“我第一口就把自己抽晕了，就这么扶着墙回来的。”他调皮地扶着墙挪着步，随后又不好意思地憨笑。
我真是拿他没办法，就是这么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他想做的事谁也拦不住。我只好自我安慰：反正吸得不多，与其偷偷摸摸的，还不如让他“尽情享受”。于是家里解除了禁令，吸烟从地下转为地上，但是规定他每天最多抽五支。
朋友们看到彪子从此公然在我面前吸烟，便笑着揭发。原来他不只是躲在外面抽烟，早在家里就吸上了。谁坐得离他最近，他就让谁不许吸烟，万一我过来了，他好把点着的烟塞在人家手里，自己开脱个干净。所有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人还蒙在鼓里。
我禁不住把朋友们数落一番，大家倒反过来劝我：“想抽就让他抽呗，高高兴兴就好，别让他整天心里不踏实。”
那时候彪子挺得意的：“我跟你说啊，想抽烟是好事儿，要是哪天我不想抽了，那就坏了。”
而后不久，这一天真的到来了。彪子疼得厉害，整天不肯下楼。朋友们来了，他也只是礼貌性地露一面。我让他下楼吸烟，他动也不肯动。
“那我给你拿到卧室来。”我想再多宠他一些。
他摇摇头：“我不想抽了！”
现在想来，幸好没有真的去严格地控制他吸烟，否则我也许会陷入深深的自责。对于患了绝症的病人，不要坚持那么多的原则，还是尽可能让他们高兴吧。
7月28日下午，彪子突然发烧。我用酒精给他物理降温，效果不好，便催着他去医院。他坚决不肯，像是知道去了医院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只好打电话问医生，在家给他输液。自打从天津回来，我们的卧室成了家庭病房，我则成了特护。
第二天一早，彪子已经不能下地，头脑也不清醒。我急了，打电话给郑副院长。武警总医院派了急救小组和救护车，把彪子接到病房。路上彪子一直说着胡话。
住院第三天，终于退了烧，又被送去做CT。彪子虚弱极了，可是仍没忘了对医生们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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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抽烟了（2）
小刚来看他，彪子正弯着腰上床：“哥，你看我现在就跟个八十岁的老头似的。”彪子的口气很轻松，大家心中却灌满了铅。
小刚后来说，他知道那是彪子最后一次和他开玩笑。
沈教授看了CT的结果：“傅老师这次回不了家了。”
“不可能！不就是发烧吗？烧退了再养几天我就带他回家！”我的意志拼命抵抗着，不让大脑接受任何“不良信息”。
“这一次，傅老师肯定回不去了。他这是肿瘤热，再好的抗菌素也没用。”沈教授让我看片子，“已经布满了气管，随时会出危险。”
我相信沈教授不是吓唬我。我呆坐在沙发上，心乱如麻，不能言语……
当时儿子正在加拿大游学，8月7日回来。我请沈教授无论如何让彪子坚持到那一天。
彪子已不能正常进食，但依然喜欢擦背。自从他病了，我一直叫他“宝贝”。每次问他：“宝贝，敷敷背吗？”他总是爽快地答应。我每天把毛巾泡在热热的水里，拧干后缓缓展开敷在他的背上，彪子舒服极了。现在想想竟是那样幸福，不管怎么样，人在呢，你还能为他做事，为他忙碌。
彪子第一次发病危通知，我告诉妈妈，让她能有心理准备。
妈妈哭得凶，我便强咽下眼泪：“妈，别哭，只要他能走得好，别再受罪。”
妈妈搂着我：“你也得有准备，人在和人不在了不一样！”我知道这是妈妈在1993年爸爸去世以后悟出的道理，我知道人走了就不能再为他做什么，便咬着牙让自己料理好一切，不能留下遗憾。
我让小陆找来一种印泥，能把彪子的手印永远地留下来。我们商量着，告诉他“明星墙”上要留下他的手印，但他去不了，只能让小陆把印泥拿到病房里来。这么一说，彪子很听话地按下了手印。
彪子的骨架仿佛已经支撑不住躯体，从床上坐起来，佝偻得很低，我坐在他的对面，让他把头架在我的肩上。
“聪聪呢？”有一天彪子突然问。我的心一下收紧，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在加拿大呢，是不是想他了？”我已经决定把儿子提前调回来。
“嗯。”彪子点点头。
“那我让他回来。”
“不要。”彪子使劲摇头，“咱别给学校添麻烦。”
我又问了几次，他依然摇头，想到再过三天儿子就要回来了，医生也保证近几天不会有问题，便依了他。
他每天问我，儿子今天在哪里。有一天我告诉他，儿子和同学们正一起去看瀑布。
“尼亚加拉瀑布！”他的眼睛亮起来，有几分向往，又像是告诉我他一点不糊涂。
我轻轻拍拍他的脸，称赞他答对了。
彪子的眼神又黯淡下去：“儿子去看尼亚加拉瀑布了，我都去不了。”那口气有几分羡慕，有几分沮丧。
我连忙安慰他：“等你好了，咱们也去。”我想，他心里多一个念想，就多一分力气支撑，“彪子，你想去哪儿啊？”
“拉斯维加斯。”彪子调皮地笑了，笑得有些诡异。那是让他赢过赌注的地方，他在怀念那种无往不胜。
来世约定（1）
彪子好像再也没有笑。
他脸上的肌肉开始下垂，下颚松弛，舌头发硬，对他说任何话，他只点头或摇头。
他躺在床上，左手总是往上抬，举到头顶上，他说不出话，我便一直不懂他的意思。
我绞尽脑汁猜，问他：“你是不是想抱抱我？”
摇头。
“想抱抱儿子？”
又摇头。
“是要我搂着你吗？”我不知怎么冒出这个想法。
他使劲点着头，皱着眉头，像是埋怨我：你怎么才说对呀。
我赶紧挤到他的床上，把他的头搬起来放在我的臂弯里。
“要不然就疼。”彪子突然开口说了话，声音很轻，却很清晰。
护士们笑了，笑他羞涩得像个孩子。是啊，已经痛至骨髓，可为了照顾别人的感受，他还在为自己的“撒娇”找辙。
自从说过“要不然就疼”，只要我看他歪在床上不肯躺好，便让他靠入我的臂弯里跟他说话。
有一次我问他：“彪子，下辈子我还嫁给你好吗？”
他努了努嘴唇，没有说出话。
“你想说什么？下辈子你还要我吗？”
他又努了努嘴唇。
“他是不是想让你吻他一下啊？”二姐在一旁突然悟到了什么。
彪子使劲点点头。
我的泪一下涌上来，把他抱在怀里。我知道彪子的方式，他一定是想说：“让我下辈子娶你，你倒是先吻我一下啊！”
我吻了他。那是心灵的约定。
8月19日，夏力薪在最恰当的时候给我送来了一本最恰当的书——《西藏生死之书》。这本书告诉我宇宙人生缘起缘灭的自然法则，除了要对生命赋予最神圣的尊严，还要对死亡给予最崇高的关怀。这本书给了我最实质性的帮助，引导我从悲悲切切的弱小变得强大起来，能够接受死亡，面对死亡，处理死亡，承受死亡，不再惧怕死亡。
19日夜，彪子的血氧和心率出现波动，直到清晨才平稳下来。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郑副院长召去开会。医院的领导、专家坐满了会议室，那阵势告诉我，最害怕的事将要临头了。
院方提出抢救方案，征求我的意见，要把彪子转到ICU抢救室，必要的时候切开气管，上呼吸机。我没有同意。彪子的肿瘤已遍布全身，重要脏器的功能正在衰竭，切开气管只是延长几天时间，可救不了他的命。可以想象那种创伤是何等痛苦。
记得彪子曾跟一个朋友开玩笑：“等我快不行的时候，就求医生开个后门，让我安安静静地走。”虽然是玩笑，但我从中领悟了彪子的意愿，那是他的权利，是一个人对死亡的权利。
《西藏生死之书》专门写到了如何走向安详的死亡。书中说，如果可能，应该在病人回天乏术的时候，把他安排到单人病房，要停止一切侵犯性的治疗，让临终者在宁静和安详中去世。这是一项重要的权利，临终者的精神未来和福祉都倚赖这种权利。
它让我对死亡有了重新的认识。
我每天在彪子沉睡的时候如饥似渴地“啃”着这本书，一遍又一遍地翻看有关临终的章节，学会了怎样表达自己的爱，知道临终的人期待被别人抚摸，只要触摸他的手，注视他的眼睛，轻轻地给他按摩，把他抱在怀里，或以相同的律动轻轻地与他一起呼吸，就可以给他极大的安慰。学会了怎样做道别，要让他知道你允许他去世，要让他放下，不要让他为你担心……
来世约定（2）
通常人们的痛苦就在于眼看着亲人就要离去，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他，帮不了他，因而坠入无比悲痛的深渊。而这本书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和帮助，它告诉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决定让彪子留在原来的病房，不能让任何创伤性的治疗伤害他，增加他的痛苦，破坏他的安详。
8月22日，彪子第一次抢救，他已经不能说话。家人和朋友都来了，围在他身边。
彪子看看我，又看看他妈妈。
“彪子，你是不是想说让我好好照顾老人？”我从他的眼神猜到他想说的话。
彪子点点头。
“你放心，我会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父母，给他们养老送终。”我不让彪子看见我的泪水，我要彪子放心。
彪子看了看我，又看看大姐。大姐似乎也猜到了他想说什么，他是不放心我，想让大姐还像从前那样待我。大姐攥着他的手：“黑蛋儿，你放心，我会把芳芳当我的亲妹妹一样。”
彪子看了看我，又看看方圆。方圆是我们的好朋友，彪子两次手术，她就像家人一样寸步不离我左右，我知道彪子是在把我托付给朋友。方圆也读懂了彪子的意思，轻轻地说：“彪子，我会跟芳芳做伴儿，以后我们老了，天天在一起。”
彪子看了看方圆，又看看小陆。所有人都不懂他在想什么，我心里却明白：小陆的儿子考高中，想转到聪聪的学校，我曾将这件事托付给方圆。
“彪子，你是不是想问天天上学的事啊？”
彪子吃力地点点头。
“你放心，方圆已经办好了，一开学天天就跟聪聪在一起了。”
彪子又点点头，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那就好，那就好！”
彪子看了看小陆，又看看我。
小陆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又是邻居。他马上领悟，丝毫没有迟疑：“彪子你放心，我会经常去看芳芳，聪聪和天天在一个学校，以后接送都在一起。”
彪子看了看我，又看看儿子。
“彪子你放心，我会好好把儿子养大。”我知道彪子最放不下的就是儿子，把儿子推到他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