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犯焉识_严歌苓-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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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所的食堂里,大约二十多个像老几这样白发苍苍、衣衫褴褛的老犯人分坐三桌。饭菜不错,四个菜一个汤,还有酒厂做的玉米芯烧酒。干部换了不少,没人还记得烧酒的研制归功于老几。老几发现坐同一桌的老犯人谁也不跟谁说话,但眼珠都在耷拉着的眼皮下灵活游动,观察和判断其他犯人的身份、年龄、罪状。叶干事最后走进来,脚步很急。
“唉,怎么不吃啊?都吃吧,啊?这是场部专门照顾你们安排的饭,我就不跟你们一块吃了。”
老几想,你当然不跟着我们吃,因为你不跟着我们吃枪子。他眼睛的余光看着同桌有一双手拿起筷子,朝一盘葱爆羊肝尖伸去。接着五六双筷子都朝那个盘子伸去。老几是最后一个拿筷子的人。时代还是进了一大步,老几边喝酒边想,1954年的刑前晚餐饭可没有这么丰盛。大家都乖乖地吃着自己的饭,没有牙就用牙花咀嚼着很嫩的爆炒肝尖,米粉多于牛肉的粉蒸牛肉,兑了一半馒头渣的四喜丸子。老几渐渐在那些脸上、手上、姿态上辨识出一丝一毫秀气和文雅。多年前的文雅和秀气在一层皮肉般的黑色老垢下活了。
回到房间里,老几拉开唯一的一张写字台的抽屉,居然找到了四页纸。假如正反两面都用,就是八页。那么就不至于什么也不留给婉喻而撒手人寰。
同屋的犯人在天光还没有完全暗下去就入睡了。他们倒是真想开了,都睡得那么深,那么沉。老几借着窗外进来的光,提起笔,却又放下来。他不知道应该给婉喻留下哪一篇书信体随笔。坐了一两个小时,他开始在房间里溜弯子,还是决定不了,最后一夜写下脑子里的哪几篇最好,让婉喻回味而不让她伤心。
他听到窗子有点响动,回过头,见叶干事的面孔一晃而过。他是来看看老囚犯们是否认命服法,安稳地睡生命中的最后一觉。叶干事敲了敲门,然后推开门进来,原来这门没有从外面上锁。还有一点不同从前,就是行刑前夜没有人给他们上脚镣手铐。叶干事就站在门口,不愿意进来的样子,小声问老几,怎么都睡那么早,刚才吃晚饭的时候,他忘了通知,饭后场部礼堂有新电影。老几非常惊讶,这一夜没人铐你,还有电影看,时代真是进步了!但他相信这是外松内紧,你往外跑试试,一定在几秒钟内给撂倒。
叶干事拉着老几,要他一定去看一场电影。老几拗不过他;直到现在他还是个不愿过分执拗、让别人为难的人。再说,场部礼堂给他留下了那么深的记忆,要告别此生也应该和它告别。
秋天的晚上八点四野通亮,阳光的最后余辉还留在种种景物上,但景物的影子都半融化了,带一点暗红调子。
叶干事不到三十岁,侧面看鼻子直挺,是西北回民的鼻子。他问老几家里还有谁,孩子们都多大了。老几想,你看,来了吧?这就是软性的“验明正身”,时代进步了,干部们风度好了,对敌人表现高姿态呢。老几回答,家里没有一个人了,前妻和孩子们在十多年前就跟自己中断了任何往来,一个字的书信往来也没了。叶干事似乎让老几的这个回答弄得有点不好意思,闷头走了一会路,才又开口。
“‘四人帮’倒台了。”叶干事说。
老几说犯人们都组织了集中学习,明白党内又来了一次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次斗争以后,就再也不会斗争了。”
老几看着地,两只脚“一二一”地向前迈步。再斗争不会关他老几什么事了。本来也不关他老几任何事。
“当时,你是怎么被捕的?”叶干事问道。
老几告诉他,1954年春天,他就那么在小女儿的目送中被押上了一辆警车,判决书在抓捕他之前就预先填写好了。号子里呆了一个礼拜,他尚不知道自己的案由。同号子的狱友有大胆的,相互交头接耳地打听案由,但所有人都跟他一样,都弄不清自己的具体案由。入狱的第二个星期,他被传唤到了监狱的院子里。院子渐渐给各个监号的犯人填满,站成三列。监狱当局的干部开始照着一张名单点名,最先被点到的名字是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犯人,一共有169名。接下来被点名的是30个无期徒刑犯人。第三批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有期徒刑15年,一个是20年。当时听到“陆焉识,有期徒刑15年”时,所有的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脸上身上,就像他中了一等彩票。当然,后来他的徒刑被加了两次,一直加到死刑,又减成无期。他对叶干事笑笑,意思是,你看,人们在我身上做了那么多加减法。
他们到了礼堂正门口,高大的毛主席塑像挺立了近二十年,身边的空缺是林彪塑像留下的。石头林彪在1971年9月给凿碎搬走,毛主席就孤单单一个人站在那里,但身姿略微侧偏,似乎仍然有个无形的伴侣与他并肩。离礼堂不远,就是发电站,发电机轰轰的声音混在孩子、大人的叫喊嬉笑声里。人们赤红的面孔上不再有一对大黑鼻孔;从七十年代开始,每家每晚可以用两小时的电。
场部礼堂里木椅一排排的,跟过去自带板凳大不相同。因为是卖票的营业电影,场内对号入座,所以并不拥挤。叶干事领着老几坐在十五排正中间,告诉老几他用的是招待票,是政治部宣传科专门招待老几他们二十多个人的,可惜其他人都睡觉了。
他们刚坐下,一个熟悉的面孔从前面一排回过头,瞪了老几一眼。保卫科的河北干事。从那次调查了知识青年的死亡和火灾,就再没见到他。叶干事跟他打了个招呼,称他为“曲科长”。他升任成科长了。曲科长瞪老几,是因为终于要“君子报仇”,就在明天,公案私案都要一并结案。
就在曲科长雪亮的瞪视中,场内灯光暗下来,一个纪录片映上银幕。窗子仍然把西北高原的黄昏透进来,使黑白纪录片不黑不白。
电影结束后,叶干事把老几送回招待所的房间,并祝老几晚安。
根据天色老几判断此刻是十一点左右。他摸出那四张纸来,在第一页上开了头“亲爱的婉喻”,然后就停住了。他脑子里塞着那么多盲写的稿子,每一篇都是完整的文章,他在记忆里翻来翻去,挑花了眼。公鸡都开始打鸣了,他还在犹豫,挑不出一篇最合适的作为跟婉喻的永别留言。焦灼从五脏烧出来,烧到手心脚心,烧得他浑身冒汗。他为了最终徒劳的盲写而恼怒自己,也恼怒叶干事;行刑也该通知得早一点,好让他准备得充分一些。人一生只死一次,草草地就死了,比来到这世上还不由自主……
第二十七节 夜审
关于我祖父的加刑,我从他的回忆录上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4年夏天,上海有个叫江帆的区公安局长被捕了。具体罪行模糊,抽象罪行是涉嫌军统。具体证据也模糊,但模糊证据是“有人”密报。当时叫做“有人”的证人到处都是,很有信用,也很受重用。江帆的被捕导致了江帆曾经着手办理的所有案子的重审。其实不是重审,就是推翻。既然江帆本人是军统嫌疑,在1951年的“镇反”1954年的“肃反”的量刑时,必然会包庇所有反革命――很逻辑的推理。1954年11月15日那天被宣布刑期的犯人绝大部分被加刑,死缓于是成为死刑,无期加成死缓。“陆焉识,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陆焉识立刻大声回嘴:“等一等,你们加刑这么随便啊?!”
接下去是一场辩论,在陆焉识的卷宗里被叫做“大闹法庭”。陆焉识请坐在法官位置上的几位告诉他,这次加刑加到了二十五年,那么以后还会不会再加。假如现在给他加刑的某位首长在将来又涉嫌中统、军统或其他旧政府部门,又要推翻现在的改判,那么二十五年就还会加上去,给他加到死刑也是可能的。
监狱当局的干部问陆焉识是不是不服审判,不服是可以上诉的。陆焉识表示自己绝不上诉,因为就他所知,所有上诉的犯人都没再回到监狱来。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请执法负责人在这次的加刑宣判书上签上名,盖上法院公章,注上一行字:“永不加判。”否则想改判就改判,想加刑就加刑,出尔反尔,没人对他自己行使的法律权力和造成的法律后果负责,这不成了草菅人命?
过了几个礼拜,加刑的宣布又来了:“陆焉识,死刑。十天内可以向本庭提出申诉。”
我祖父一辈子没发过脾气,那次可是有点疯了,咆哮起来,说几个月前他还期待旧制度被新制度替代,期待理性和法律会被新制度带来,现在他彻彻底底地失望了。那是很书生腔的话,尽管是咆哮出来的。咆哮的同时,陆焉识的眼泪下成了急雨。后来他一直为自己当时的书生腔发臊。后来他也明白,自己的眼泪不是像烈士那样激昂出来的,是给吓出来的;给“死刑”二字吓出来的。这次他没有放弃上诉。上诉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败诉当然是可以想见的。同时上诉也被看成是进一步“不服审判,与人民政府为敌”。
陆焉识是在1954年12月3日被作为重刑犯押到监狱的底层的。似乎是地下室。他的回忆录并没有细写环境,因为担忧婉喻在阅读时精神承受能力是否足够。所谓的重刑犯人就是死刑和死缓犯人。但处死要一批批来,刑场的安排问题,行刑人员、行刑弹药的调配,刑场安全保卫的策划,以及各单位观刑代表的组织,都需要一些时间统一运筹,所以行刑不能像割草那么痛快,机枪一响,割倒一片。死刑犯们不知道行刑的秩序是怎么排的,每个人都可能今天被带到审判大会,然后直接带到刑场。偶尔有一两次,被带到审判大会会场的人又被带回来了几个,似乎是因为行刑人员和死刑犯的人数搭配给弄错了,但真实的原因是个谜。更是偶然地,一些被带回来的死刑犯最后又被减刑了。
陆焉识和同监号的重刑犯们都准备好一套体面衣服和鞋袜,时刻准备自己的名字在走廊上被叫响。陆焉识为自己准备的是一套深蓝的三件套西装,是弟弟焉得送给他的,恰好也是他被捕那天身上穿的。被捕那天傍晚,他穿戴完毕,正要出门去参加一个学术方面的酒会。除了西装,他手腕上还带着婉喻的礼物,那块白金欧米茄,领带和蓝宝石领带夹是韩念痕送的。那张全家福小照,是婉喻第一次探望时带给他的,框在椭圆形的袖珍玳瑁相框里,现在被放入了西装胸前的内兜。每天晚饭后,重刑犯人们都卷上自己的铺盖,把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都卷在被褥里,拖着重镣攀登到顶层五楼。五楼全是机动监号,关押临时犯人,等于是个犯人客栈。如果谁没有随着大伙搬上五楼,他必定在夜里被“验明正身”。
夜深人静,底层的某个监号会摆出长条桌,桌后坐着公安干部,桌面上摊着表格。问答开始了――“什么名字?”“×××。”“年龄?”“××。”每次回答之后,干部就在一栏里打一个勾,证明名字、年龄、籍贯和本人对上了号,生怕明天拉上审判台的人多,加上开大会的上万群众进进出出,乱哄哄的会毙错了谁。表格上的栏目被一个个勾画完毕,公案干部头一摆,狱警就把这人押出去,找个合适地方让他睡最后一觉。
搬到五层楼上的重刑犯们会在第二天早晨听见看守的大声通知:“关上窗子了,啊!……还在外面打扫卫生的值日生马上回自己监房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