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春梦-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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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蒋介石的文告发出之后，“中央社”又奉命更正了两点：其一是删掉了文内“感格共党”一语，改为“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便于李宗仁同孙科进行和平攻势；其二是把“李副总统”改为“李代总统”明白表示他并未辞职，只是暂时出去走走，李宗仁是暂时代上一代而已。
“我实在恨透了！”李宗仁一筹莫展：“黄金白银全运走，长江以南各省军政也在他行前做了通盘部署；科仔更是向着他，不听话，你们说该怎么办！”
左右们彻夜讨论，最后还是决定由李宗仁发表一个声明，表示愿意商谈八项条件。洋洋数千言，作痛哭流涕状，千言万语归根结底是不能再打了，和平最重要，好象十几年来，一开始中共就主张动武一样。
另外，李宗仁再给李济深、沈钧濡等去信，“邀约北方维护民主和平人士共同命驾来京，共商策进。”同时致函章伯钧、张东荪，请求“赞助和平”：“先生等奔走和平，备历艰苦，举国敬仰！尚望一致主张，力加赞助，和平能早日实现，弟也得早一日还我初服。”这还不算，还派出甘介侯去上海，分访孙夫人宋庆龄、张澜、章士钊，张君劢、黄炎培、罗隆基等人。
孙科也没闲着，他的内阁同样展开了和平攻势。蒋走后第二天下午，在“行政院四十次会议”上，孙科自任主席，商讨和平谈判问题，决议：“政府为促成和平之实现，特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等五人为代表，并指定邵力子为首席代表。”
“邵先生，”一位新闻记者闻讯前往访问道：“邵先生今天出任和谈首席代表，请问有些什么感想？”
邵力子谈道：“我感到十分惶恐，这一次的任务很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双方的冤仇太深，这道裂口恐怕一时不易弥补得好。”
“邵先生听见过中共的广播么？”
“还没有。”邵力子道：“请你说一说。”
那记者微笑道：“中共广播说，南京并无和平诚意，邵先生以为对么？”
邵力子反问道：“你们以为南京有没有诚意？”
那新闻记者苦笑道：“我们的话无足轻重，还是听听人家的话吧。中共认为蒋先生的引退只是一种冬蛰的表演，不等于他的政权终结，也不等于人民革命的战争已达目的。中共的看法是：他的军队垮光，本钱输得差不多，南京已经直接暴露在中共攻势之下，他最亲信的干部也不肯为他卖命，他的后台老板也已经对他厌倦，不再支持池，甚至认为他的存在，是美国企图保持在华势力的绊脚石，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对他都没有好感，他于是不得不走了。邵先生以为如何？”
邵力子叹道：“我此刻还不能发表意见。中共还说些什么？”
记者笑道：“中共对这件事情，不可能有使蒋满意的答复，因为蒋行前所作所为，使中共感到不能满意。”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从华盛顿和蒋的立场来说，蒋的引退有些什么企图呢？简单说来，他除了想去掉一个争取喘息时间的障碍之外，还想避开中共所提的八项条件，再来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和平攻势，以便更多一点保存美国的和他的元气。他从元旦文告一直到引退文告，可以看出南京并无悔悟的诚意，而且还作了一些继续战争的挣扎，从过去一个时期到蒋介石临上飞机的一瞬间，蒋对长江以南的各省军政作了一个通盘的调整，如以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蒋经国出任国民党省党部的主委；朱绍良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方天任江西省主席；余汉谋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任广东省主席；张群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等等，都是在走之前安排的。而且还在临行前召见海军高级将领’朂勉尽忠职守‘毫无疑义，这些布置不可能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战争。”
邵力子再叹息。
“他们还说，”那记者使劲抽烟：“蒋、李之间的什么总统、副总统、代总统、宪法多少多少条等等争论，也说明了蒋最后还在极力维持他的’法统‘。所以只要南京还闪避中共的八项条件，还想尽可能保存实力，那么不管蒋出走也好，李’求和‘也好，张治中、邵力子等人飞延安也好，这些不同的形式只有一个相同的内容。”
“什么内容？”
“他们说南京毫无诚意谋求真正的和平民主，南京今后还会发动更多的和乎攻势，其目的是：一切为了战争！”
邵力子叹道：“我难过极了，我难过极了，如果蒋、李真无和平诚意，我们辛苦奔走又为什么！”
那记者再问道：“那么邵先生是不是还要风尘仆仆，为这一种’和平‘奔走呢？”
邵力子皱眉道：“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应该奔走，至于以后如何，我当然有我的决定：去做大家认为正确的事情。”
这几位和平使者的奔走，显然得不到广泛的支持。邵力子、张冶中等到达上海拟访孙夫人，但宋庆龄立场坚定，以血压增高医嘱谢绝见客，未予接见。民盟主席张澜及黄炎培、罗隆基等同邵力子、张冶中以及李宗仁的特别助理甘介侯商谈两小时，张澜坚决反对民盟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讨论。甘介侯的活动十分紧张，从孙夫人到何应钦，从民盟到其他人士他都访晤过，还让黄绍竑悄悄地去香港活动，但彼此都无满意结果，怏怏返回南京，向李宗仁诉苦。
李宗仁的牢骚更多，除了上台前门口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这些情形有所改善外，其他重要事项无一是处。孙科内阁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定搬到广州，内阁会议也告休会。立法院长童冠贤接到国防部长徐永昌的通知，说南京在三五天内将闻炮声，于是立法院自二月一日起的例会就无法在南京召开。粮食部的人马大都疏散到华南一带；交通部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在东撞西碰，外交部情形更乱，人员与文件齐告他去，部里只剩下一架电话机；财政部人员全部离京；新闻局人去楼空。国民党大小机构撤退公务员及其眷属，忙乱得一佛出世，二佛涅盘，走也不成，不走也不成，其中不知发生了多少悲惨故事。撤退路线是京沪路——沪杭路——浙赣路——粤汉路，以广州为终点。只有李宗仁心不死，想在南京城里等待奇迹。邵力子、张治中、刘维炽等自沪返京，一下飞机便去找李宗仁报告上海之行，再到孙科家里会商，“办法”是有的，但绝无信心，又无下文。
李宗仁心头沉重万分。
“他们的回电来了，”李宗仁要秘书把中共的广播记录给众人过目：“新华社陕北二十五日电：据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中央社二十二日报道，这个反动政府的行政院已于二十二日推翻了它自己在十九日所作若不先行停战便不愿念进行谈判的那个荒谬决议，而重新决定派遣五个代表是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中共发言人讲：我们愿意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
人们透口气读下去道：
“……如果这个政府有感于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人民的信任，有感于它手里的残余反动军事力量已经无法抵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愿意接受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的话，那么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最近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一个实例。”
“……现在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放出了许多虚伪的装腔作势的和平空气，企图欺骗人民，以达其保存反动势力，获得喘息机会，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之目的。全国人民应有清醒的头脑，决不可被那些伪善的空谈所迷惑。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
“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ＣＣ派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
“唉哟！”李宗仁迫不及待道：“你们都看过了，有什么锦囊妙计么？”
“这个，”邵力子迂缓地说：“这回答虽说是简单得很，但够得上’义正词严‘四个字。它首先重申了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关于时局声明的主旨；接着要我们明白认识，必须负起发功内战的全部责任；第三是指这里早已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允许派出代表谈判并不等于承认这里的法统。”
李宗仁长叹道：“为什么必须负担起发动战争的责任？我的天哪！”
“那是很明显的，”张治中道：“从先生撕毁政协决议和发动’戡乱‘的时候起，中共代表曾不止一次警告过我们说：’假如你们一定要打内战，必须接受因此而引起的后果和应有的责任。‘这些话我还记得。”
“嗤！”李宗仁气愤道：“那还有什么可谈的！打就打罢！还提什么法统和资格……”
邵力子叹道：“他们也说得够清楚的了；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使人民少受痛苦‘。”
正说着电话响，李宗仁越听越紧张，终于颓然跌坐在沙发里说：“糟透了！北平驻军大都出城，各机关今天可以完成移交准备；晋缓一带我军考虑投降；瓜洲浦镇己经失守，镇江我军仓皇筑防，一切都来得太快，”他大叫：“太快啦，太快啦！”
突地门口人声嘈杂，李宗仁紧张起来。
卫士立刻进来报告道：“市民为物价飞涨，金元券贬值前来请愿。我们有足够力量镇压，代总统下必惊谎。”李宗仁跳脚道：“这些事情也要找我？要他们找有关人员得啦！”接着叹气：“瞧！他留下来的就是这副烂摊子！”
“据我看，”邵力子沉重地说：“前方越来越糟，后方也越来越混乱，这都不是好兆。代总统据长江天险打下去的做法，我斗胆上言，这样做恐怕不能获得对方的谅解。”
李宗仁一怔，旋即强笑道：“不过不这样做也不行，’能战才能言和‘，这句话我相信。”他不安地踱着：“再说，释放政治犯的命令也已发了下去，监牢里的共产党员和其他政治犯是不是能够放出来我不敢说，但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一定可以出来。这就表示我同蒋的做法不同，中共方面应该有所谅解吧？”
张治中道：“根据蒋先生的一贯做法，监牢里的人不一定能出得来；如果真的出不来，对于李代总统的威望大有损害：一个总统竟不能释放政治犯。至于张、杨二人的前途，我也不敢乐观。”
李宗仁问：“为什么文白兄对释放张、杨不乐观？”
“因为我自己碰到过。”张治中苦笑道：“年前我去台湾，曾到新竹井上温泉去看过汉卿，还拍了好多照片。可是离台那天，全部软片还没冲晒全告失踪！蒋先生还问左右：’谁叫文白去找张学良的？‘左右说是魏道明批准的，他很不高兴，马上下手谕，说从此以后，如未经他亲笔批准，谁也不能去见汉卿。”
李宗仁直搓手道：“如果连张、杨都放不出来，那我真是下不了台，唉！”
众人商议半天，李宗仁终于竭力装作可怜的样子，给毛泽东去了一个电报，要求立即派代表开始谈判道：
“润之先生大鉴：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钧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