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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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旋风部队”（11）
在韩先楚的《自传》中，写完鞍海战役后，是这样一段文字：
　　这时纵队司令员、政委休养去了，上级打算让我代理司令员。根据当时南满部队有着所谓“先到为君，后到为臣”等情况，我认为以胡奇才副司令代理司令员，对军区领导和我个人进行工作，在当时好处更多些；军区首长同意我的看法。
　　今天的人们，无论对这段文字怎么感到微妙而又费解，却丝毫不意味着韩先楚并不渴望权力。权力是一种舞台，权力愈大，那舞台的天地就愈大愈宽广，就愈能施展才华、抱负。倘若不是纵队副司令，而是个师长、副师长，那鞍海战役的战场就不可能成为他的舞台，新开岭及后来的方案之急可能压根儿就不会存在了，也轮不到他了。而他作为12兵团副司令，推动后来那场跨海之战尚且那么艰难、吃力，如果仅仅是个40军军长，那他是不是只有望海空叹了？
　　和平时期，人们从一个将军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权力，战争年代则是责任。战争中定下重大决心，是一个极少人愿意负起，更少有人能够负起的沉重责任。可“好战分子”韩先楚，愿意而且能够负起这种重任。因为他能看到倘若他不挺身而出，将会是一种什么后果。当然，他也知道这种后果也在与他如影相随，更知道一旦出现这种后果，他将面对怎样双重可怕的痛苦。
　　于是，他就只有不断地鞭打自己，让思想的轮子超负荷地飞旋。
　　“任何时候我都在工作，吃饭在工作，看戏在工作，夜间醒来后也在工作。”
　　拿破仑的这句话，应是说给古今中外的一切杰出将领的。
　　一双不大的眼睛，经常像兔子眼睛似的红红的。那只残疾的左手，蜷曲、僵硬的手指，经常被右手抓着，不停地掰扯、搓揉。不然，这只手就难得有不夹枝烟的时候。“*”中，他曾一天抽过三盒半“中华”烟。在东北，街上买的“哈德门”、“*”牌，战场上缴获的美国“骆驼”烟，还有老乡炕头上的烟笸箩里的关东烟，那时没有烟灰缸，每天早晨都是一地烟屁股。他是最讲究时间观念的人，又是最没有时间观念的人。东北的冬夜特别长，鸡叫得特别晚，他常常是伴着那鸡鸣*上炕。门外哨兵时常会见到那油灯熄了又亮了。他披着大衣坐在炕沿上，边搓着那只左手边沉思，或者点燃一枝烟，在那屋里走着、转着。哨兵进来提醒他，有时他会掏出怀表看看，有时好像没听见，就那么走着、转着，就像那只不知疲倦的老怀表。
　　他常常会有一种顶不住了，眼看就要垮下来的感觉。不是没白没黑的思虑使他困乏了，也不是战场上或会场上的僵持不下令他无奈了，而是脑子里两个韩先楚的厮杀、打斗，总也见不出个高低输赢来。一个将军在战场上要随机应变，让思想迸射出火花。但在此之前，若是没有下定决心，形成方案，就率领部队投入战斗，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甚至就是自取灭亡。而一个决心、方案的形成，就像一个生命的诞生，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是只有母亲才能知晓的。
　　一个方案，又一个方案，再一个方案，与之相伴的则是一个个对应的方案。他必须首先打败头脑中的另一个韩先楚，这个韩先楚与其说半是自己，半是对手，倒毋宁说主要就是他自己。他把这个称之为“韩先楚的战争”。他必须一次次地击溃自己，再一次次地卷土重来，直到另一个韩先楚精疲力竭，他仍能在硝烟中屹立。

第三章“旋风部队”（12）
那种唇枪舌剑的方案之争，也常会使他感到不支。一是势单力孤，二是有时大战已经迫在眉睫了，还在那儿争得面红耳赤，真要把人的眼珠子都急出来了。但若仅仅是前者，他倒打心里乐于奉陪。众人捡柴火焰高。几个，十几个，甚至更多的脑袋为两个方案绞尽脑汁，总比他一个人在脑袋里摆龙门阵轻松得多。
　　战场上那种随机应变的决心好像要轻松些，因为成败利钝就在咫尺之间，容不得你反来复去地折磨自己。可要没有平时寝食不安地辗转反复，那决心就会兴之所至、凭空拈来吗？
　　就是这样，他也常常觉得自己是在赌博。他这辈子做的梦，经常是与实际颠倒着的。去世前一年他还梦见新开岭战役：敌人援兵到了，我军被压在老爷岭下，大雪纷纷中，兵败如山倒……
　　战争原本是非常可怕的。一位将军盲目、轻率，不负责任，而又自以为是，这本身就意味着犯罪和屠杀。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在这样的将军手下打仗再不幸、再可怕的了。
　　从4纵到3纵，在打不打、怎样打的决心下定后，在那战前紧张而又难耐的寂寞中，他总能感受到周围那些怀疑的目光。随着一仗仗打下来，那种目光逐渐少了，却不会绝迹。因为每个战斗都是独特的，那决心就免不了令人生疑。
　　就不但是疲劳的、痛苦的，而且还是孤独的、寂寞的。
　　一个常胜将军而且总是出奇制胜的将军，注定是孤独的、寂寞的。
　　个顶个的硬仗、妙招、奇胜。即便是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也没见他有过哪怕丝毫的惶惶不安或灰心丧气，永远是那么精力充沛，全神贯注，意志坚定。那张轻易不开的口，出语永远是那么果断、简洁、明晰。却谁知他内心的复杂、矛盾、痛苦，那种“韩先楚的战争”怎样一次次地将他打得焦头烂额、死去活来？
　　他也尽量不使部下看到这种痛苦。因为对于一个个关系到他们生死存亡的决心，他必须使他们充满信心。
　　那眼里的血丝和嘶哑的声音，却是无法掩饰的。他还不得不经常用手按住那个胃。在大别山塞进去10天、半个月野菜，打仗也像兔子样的欢实，如今却娇贵得喝碗鸡蛋汤也跟你闹事。而且两天不吃饭也不觉饿，那简直就不是个胃。警卫员送饭来了，还跟来个医生，讲营养学，做思想工作。把它治好了才算你有本事，它不饿你让我吃什么？
　　只有在听到类似威远堡的起床号的那种时候，这胃呀什么的才和他配合一下……可他马上就又听到了冲锋号。
　　打锦州外围据点时，两个重点中的大疙瘩打不下来，他非要去配水池那儿看个究竟不可。是警卫员和一个参谋轮换着背他去的。不到1．5公里远的路程，他那双脚已经走不到那里了。
　　30多年后，把他背到哪儿就累吐血了的警卫员孙洪瑞，到北京看他。一桌子菜，他给老警卫员夹了这个夹那个：我这胃不行了，你吃吧，多吃些。那时候也没什么好吃的，有只鸡就算过年了。
　　在黑土地上跟了韩先楚近3年的孙洪瑞，叹口气：那时候，领导要求我们不但要警卫你的安全，还要警卫你的身体，可这身体怎么警卫呀，你又不听话。反正就是把烟备得足足的，烟就是你的命，你那命就靠烟顶着。
　　现在烟也不行了。韩先楚的眼睛湿润了：还是我的警卫员了解我呀。
　　可他能懂得那“韩先楚的战争”吗？　。。

第三章“旋风部队”（13）
没打过败仗？
　　我认为，我们在这样的回忆性文章中，一是为了留下真实的史料，二是为了留下点有益的经验教训。因此，不光是要说正确的和成功的方面，也要说出有错误和失着的地方，不光是说顺利的方面，也要说曲折的、困难的方面。这样才比较全面、深刻、实在，有利于教育后代。
　　这是1985年10月11日，韩先楚看过一位老战友寄给他的一篇关于回顾某次战役的“征求意见稿”后，在复信中写下的一段文字。笔者将其视为撰写此书必须遵循的原则。
　　就想写写韩先楚打过的败仗，选一两个比较典型的剖析、透视一下。这对此书应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不成问题的。
　　可包括战史专家在内的许多人，却说韩先楚没打过败仗。
　　对于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可能吗？
　　不可思议中，终于有所发现。
　　第四次临江保卫战前攻打通化，韩先楚率4纵10师主攻，3纵配合。激战3昼夜，部队伤亡很大，仅仅攻占几个外围据点。从来都是攻击向前的韩先楚，这回不干了。战后他还作了检讨：这仗打急了，打冒失了，打莽撞了，教训不少。
　　不是胜仗，也不一定就是败仗。但就这次攻打通化而言，无论后来的文字说了多少这一仗消灭了多少敌人，又如何打击了敌人士气等等，都不能掩盖一个基本事实：他们没有达到战斗目的，而敌人守城成功了。
　　可再往深里一走，就发现作为“指挥”的关键环节、重要标志的战斗决心、方案，并不是出自韩先楚，而是来自辽东军区。是辽东军区命令他去打的，他只是个具体的前线指挥员。他下的决心就是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报告军区撤出了战斗。
　　这能算是他的败仗吗？
　　他指挥的战斗、战役中，“错误和失着”是有的。像鞍海战役后期，184师就剩下个困守在大石桥的550团了。一连3天，团长杨朝伦与我军谈判起义，却是光谈判，不行动。这小子是不是在耍什么花招？韩先楚有过疑问，却未深思。先克鞍山，再下海城，184师大势已去，况且师长潘朔端已经下令550团起义了。韩先楚觉得大局已定。却未料杨朝伦已被杜聿明任命为代理师长，企图困守待援。
　　一提起鞍海战役，韩先楚就念念不忘这最后一仗：这个鬼东西，差点上当受骗了！
　　可到头来，550团还是被歼，更不用说鞍海战役堪称东北战场的经典之战了。
　　“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
　　把古今中外名将列数一下，就知道毛泽东的这句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轮到“九头鸟”韩先楚头上，却让人莫名其妙地画了个“个”。
　　有人是这一仗打好了，那一仗就打坏了。有人是这个时期战功显赫，到了另一个时期就默默无闻，甚至连遭败绩。韩先楚不是这样。
　　红军时期，他只在末尾阶段当过半年多副师长、师长。抗战初期、后期，他有6年多时间是在延安军政学院和抗大学习、任职，职务也没达到后来的高度，却也像当那几个月红军师长一样，已经显露出将星的光芒。到了解放战争就完全不同了，从黑土地打到海南岛，又跨过鸭绿江与最现代化的头号强国交战，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各样的战争他都打了，都打得那么漂亮。
　　问题不在于他打没打过败仗，也不在于像他这样的将军有几多。而在于他这个放牛娃是怎样成为这样一位将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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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战争大学（1）
将军原是放牛娃
　　1913年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二程区一中农家，当时有父母姐及我共四人，自田五斗，地六升，松山一块，房两间，耕牛半头（与他家共一头），另佃有租田八升。
　　自*岁起在家帮助父亲劳动，放牛及做些零碎家务。十二岁时上了一年小学，后因学费困难辍学。
　　1927年学了几十天篾匠，因学徒生活太苦，又回家种地，给地主打短工，并参加了农民协会。
　　1928年春夏之间到汉口土工厂作工，因收入不大，父年迈，于夏秋之间又回家种地。
　　1929年春父逝，典卖了家产并借债几十元安葬父亲后，家中只